康菲溢油事件乡村效应：渤海湾水产品减产九成

　　核心提示：从2011年6月4日至今，我国第一次海底溢油事故的余波仍在。渤海湾从一类到二类的优良海水，变成了劣四类。以贝类养殖富甲一方的渤海湾2011年只收了一两成。风卷大浪发出怒吼，烟台的渤海湾已入深冬季节，所有的渔船机械封仓入库，大窑、姜各庄、养马岛三个镇的20多个农民代表160位养殖户，各自开着小车聚集在海边一处小院里。在庞大的利益集团对面，新的权利诉求正让先富起来的农民们团结起来。

　　附庸：小户的损失

　　曲民奎本来没把2011年6月4日的溢油事件当回事，他告诉本刊记者：“泄漏点蓬莱离这里还有距离，6月份事故方还在隐瞒，到7月才开始大面积报道，我看到的主要是大连的海户在捞油的新闻。”事故方早期对于溢油时间和溢油量都拖延隐瞒，农民们自然尚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更重要的是，海面上的西风尚未把主要污染油面吹到自家门口。直到7月10日，他满怀希望地从海里提起2011年的第一个笼子。出现了让他感到茫然无助的情况，水里的扇贝苗不仅基本没有长大，很多还都张开了口。“我这才知道这次的溢油有这么大影响。”

　　现在大部分石油已飘散和沉入海底，海面上看不出油，但捡起一块砂块，曲民奎用剪刀剪开，里面是黝黑的油色，给我看完，顺手扔进火炉，立刻冒出一阵火苗。按照烟台牟平近10年来普遍的养殖习惯，2000万粒扇贝苗在春夏之交的5月24日全部入海，每粒花了曲民奎7厘钱，挨挨挤挤地塞满1.7万个笼子，用绳索串好挂在海面以下的约半米深的海水里，远远看着只有许多支撑的浮球。曲民奎2011年十四五万元的扇贝苗购买成本投入，只能算是渤海湾沿线养殖户里中小规模的。按照2010年的价格算，因为增加了扇贝苗，曲民奎2011年预计的净利润在80万元左右，而2011年减产九成，现在他的总收入只有七八万元，一年就这样过去了。

　　从烟台牟平到威海乳山，数百公里的海岸线，每隔一段就是看起来很低矮的水泥墙围起来的场子。养殖季节已经过去，所有的工人都回家休息，现在本应是老板最忙碌的采购季节，却没有一个院子写着任何售卖信息。全部都是养殖以扇贝为主的当地农民。曲民奎有一条拖船专用于打捞，两艘出海的小舢板，还有拖船用的挖掘机、拖拉机和几万个堆积得整整齐齐的纱网笼子。他驾驶舢板的技术已经有些生疏了，在山东沿海已经普遍使用渔业工，虽然只是个小老板，2010年净挣50万元的利润虽然让这个世代靠海吃海的农民不用再亲自风吹浪打地去受罪，但也没有给他足够的底气去对溢油产生质问的想法。

　　“7月10日，笼子里的扇贝只有1厘米的直径。”他掐着自己的小指甲盖比画，又觉得太小，换成无名指甲盖，“一个半月的时间，到7月上旬，按理扇贝每个直径应该长到4厘米了。”这个头意味着养殖户最辛苦的时节到来。扇贝到了要分家的时候。养殖户在海平面做了浮球、绳索组成的网栏。扇贝笼是像足球大小的长圆形的网兜。夏季的渤海湾水温维持在18摄氏度左右，潮汐带来的大量藻类给扇贝提供了丰富的口粮，扇贝从育苗商手里卖到养殖户手里，第一个月基本就能决定2011年最后的出笼数字，8月和9月还要根据情况再不断地分笼，到最后的收获季节，每笼扇贝2010年的价格是120元至130元，出笼数也就是一个养殖户一年的收入。

　　“每天5点钟起床，6点出海，在船上开始给扇贝分笼。原来的笼子网眼小，这时因为扇贝长大，笼子也要换网眼比较大的了。”每条船固定两名工人，曲民奎雇的人已经到了第四年。“一个是河南人，一个是本地人。都是家里的长工了，工资也从1500元涨到了现在的近4000元。”本地的养殖户这些年已经很少有自己出海分笼的了。笼子拉回来就要不断进行修补，补笼有专门的杂工来干，作为老板曲民奎只算“一天每人补20个到30个笼，我2010年有7000个笼，给了2万元工资”。当地的小养殖户不断抬升着人力成本，也是一旦损失降临他们毫无抵抗力的原因。“现在海上的活太苦又危险，2010年有人家船翻了，死了两个人，都赔了不少钱。”

　　这些年收入20万～50万元的中小养殖户，大多每天开车奔波于自家和海边养殖场之间，然而道路却特别崎岖不平，和富裕的地方名声难以相称。“路应该是乡政府修，多少年没人管。”打听溢油对于其他渔民或其他养殖业者的损失，他们就完全事不关己。无论哪个村庄，养殖户都是最富的阶层，虽然苹果、葡萄种植也是烟台的传统农业项目，但这些年收入稳定走高的还是扇贝养殖。小户的选择机动灵活，某年扇贝价格上涨，则第二年就多聚集了一些人来干，下跌则放弃不干了。曲民奎算是近10来年断断续续做得比较好的。从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扇贝养殖一直是环渤海一带的致富首选。一到10月，曲民奎家就要请至少40个以上的妇女来剥贝柱，2010年价格每斤24元左右，而此前的年份除非产量大幅度增减，价格基本可以维持在这个水平。2011年因为大幅减产，价格反而增长了一点，但是农民们失去了90%的收成。

　　核心：大户的官司

　　已经委托律师打官司，养殖户并没有慌乱。他们正在形成自己的利益集团，并不急于控诉中海油或康菲对于溢油后果的无动于衷。在这里可以见到先富起来的养殖户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外貌、穿着都和普通农民无异，但是行事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曲宝证所在的烟台牟平区的姜各庄镇，有二十几家养殖户，冬天是他们扎堆打麻将喝茶的季节。屋子里是从各处收来的上好的冬季鲜货，都是留着自家享用的。虽然屋子里还是呛人的烟囱火炉，他们也还是表达着对生活的满足。这些养殖户大多在40岁至50岁，曲宝证还是很容易就在一群人之间显露出领导者的风范来。

　　“大户和小户的管理完全不一样。”曲宝证很委婉地说。他是1983年烟台最早做扇贝养殖的开拓者，对于近30年养殖业已经有了自己的见解。“这就像一个一百亩农场和一亩三分地，即使是谈损失，也不在一个层面上。”此话一出，满屋子的养殖户大都服气地听着。曲宝证是牟平区最大的海产养殖户，拥有最好的海区300亩。和曲民奎30亩的离海岸100海里以外中海地带的养殖区不可同日而语。“我最早是给大窑生产队几十亩养殖扇贝，80年代中扇贝柱的价格就在10元左右一斤的，是绝对的财路。”以前的养殖都属村里集体财产，1986年他第一个个人承包了集体的海区，此后连年扩大。“当时渤海湾没有养殖户，我们的父亲都是渔民，就是赶海的。赶上什么是什么，开船进深海捕鱼。”曲宝证很强调“都是养扇贝”这个共同属性，其他虾类或别的海产品养殖户最近想加入这个诉讼联盟，就遭到了曲宝证的拒绝。“损失评估什么的都很麻烦，他们损失又不大。”

　　三个镇虽然有160位养殖扇贝户，核心还是曲宝证。作为最早向牟平海洋局渔政处和烟台海洋局渔政处提出质疑的养殖户代表，其实曲宝证的主张号召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事到如今并无官方的责任调查报告出台，私下里养殖户们却已经做出了专业的损失调查表。内容包括“已买海产品苗数名称、种类、数量”、“存养数量”、“因海产品死亡而弃养造成的人工损失”、“因海产品生长缓慢造成的人工损失”等等非常细致的调查数据，其中还有预估值和实际值的误差计算。因为从七八月开始，曲宝证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不断给烟台海洋局、牟平海洋局打电话，我说养殖户受灾要取证，我们自己有拍摄一些画面，海洋局他们让我找公证处，可是公证处不愿意前来。”曲宝证发现只能靠自己。

　　曲宝证和贺叶才、孙建一起去北京开发布会，曲宝证说：“一直和乡、区政府说，都没人搭理，我一到北京飞机刚停，我手机一开，电话短信全来了，都是问我干什么，让我快回去。”对于这些养殖户，控制越来越难。集体生产时期结束后，近30年，渤海湾的近海区被人工养殖户逐渐分割完毕。“大家都知道小岗村按手印的。”曲宝证说，山东的模式虽然晚却走了另外的道路。像曲宝证这样1983年就当选烟台市人大代表，自然本来就具备走上致富道路的政治资本。“我做民兵连长时当选的人大代表，各项都在烟台市考第一，无论政治还是军事。”曲宝证非常坚定而大胆，他说：“我也是从几十亩一点点自己做，基本上附近的人都是我带会的。”1986年曲宝证正式成为个体户，“那时一年就几万元收入了”。2000年左右，牟平海洋局开始给农户办理海区使用证。“用GPS定位四个角，在地图上做个标记，这片海就是归你使用了。”只要每年每亩150元的管理费用就可以，这在养殖户们叫“确权”。

　　确权给了养殖户一定权利，而这每亩150元的年费，是曲宝证认为自己应该拿着油污录像去找海洋局渔政处的理由。“钱交给他们，问题他们不管吗？乡区政府都说没有干系，也不拦着我，只说你要告就说油的事，不能说别的。”因此养殖户们草拟的诉状大都指向认为海洋局“不作为”。“确权”只是一定时期内的政策，近四五年已经停止。像贺叶才就因为开始养殖起步已经在2004年以后了，就没有确权证明。“过去被确权的海区不限制户口，我用的海区是以前外地人包的，后来不知道人家去哪了，但是海区有限，只批了那几年，就不再分割。”从区域就受到了限制，使他成为最小的养殖户。“2010年挣了十几万元。”曲宝证的养殖场相当庞大，他2011年光海里“下苗”就下了5400万个，材料成本当然是曲民奎的几倍。“前期投入60多万元，而且我的损失不能这么算，我还有100多个杂工、三四十个长工，至于柴油、管理和其他的支出更多。”2010年他的净利润在100万元以上，因此他不愿意轻易计算损失，他强调“现在谈损失没有用，我就是想知道是谁的责任”。

　　确权与失权

　　《海域使用证》是“确权”的物证。“1990年左右确权过一次，大多数人没赶上，后来2000年又确权了一次，在这个范围内，我搞水产，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这些漂浮生长在海水里的，看不到的水产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海水养殖现在的分工越来越细，烟台港湾大多还是扇贝为主。“六七月份只要下胶皮，海虹就回来附着生长，不用饵料也不用喂养，这是大海本身就给我们的”。孙建2011年下的胶皮总价2.3万元，一个海虹都没有附着。更大的利益是十七八米以下的海参养殖。判断一个养殖户的规模大小，只要问是否养了海参就能知道。“海参的成本极高，要在海底填放大量的石头。”一船石头3万元，但是10船石头入海，连个影儿都看不着，曲宝证作为海参养殖户，往海底填了300万元的石头，才有了初步的海参场，“所以大连海参出名，就是因为大连天然有海底的石头”。

　　海参从参苗开始放入海底，生长周期从1年到5年不等。“每年都要猛子，就是潜水员，下海底去放，看和收也要他们。”“海参最怕油，2009和2010年都下了不少苗，长得怎么样都得一个个看自身条件。2011年没有下去捡。”因为有了前些年的积累，曲宝证才有底气和资本做海参的养殖，但他说“到现在我也不能说自己很懂海参”。然而根据溢油事件目前的后果分析，石油沉入海底还要多年才能挥发，这对曲宝证是个更加难以想象的巨大打击，但他本人倒保持着乐观，“几百万倒也不难挣回来”。相比较之下，还有个别小户是借钱扩大生产规模以至于欠下了债，双方情绪大不相同。

　　另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因为国家的三农政策，养殖户是全部免税的。除了年检确权证等必要的证件，养殖户几乎没有和公务机关打交道的需要。养殖户看似拥有丰厚的财富，然而一旦出现风险，又处于尴尬的地位。风暴潮之后，媒体都在连篇报道老百姓捡海货的快乐，山东省政府几次三番征求意见要制定保护养殖户和渔民的政策，但至今并没有真正有效的措施。在养殖户们看来，有些权利可以自动放弃，“我一直都觉得这种天灾是没道理可讲，那何必再讲”。

　　相对的，有些权利能够追寻到责任方，则需要自己争取，这是在海底捞财富的关键，对于这一点，养殖户的认识非常清楚。自然灾害每年造成的损失都能被他们接受的。而曲宝证对于要联合更多养殖户才能引起重视是有经验的。石油污染被西风吹入养殖区域时，扇贝苗已经普遍放下，又不能离开海水，但是当7月至9月，不断被捞起的笼子里的扇贝几乎尽数死亡，养殖户们的疑问就指向了油污责任方，他们不断互相询问，并且信任大户的力量。“人越多影响越大，这个事才能引起重视。”

　　最重要的信心来源是，曲宝证对于自己海区的权利曾经得到过完美的确认。2007年曲宝证带领着大窑镇的6户养殖户，诉马来西亚的一艘万吨轮在烟台港触礁导致燃油泄漏污染海域，就得到了赔偿。那起国际官司是此次他们委托律师的最重要理由。现在曲宝证并不愿意多说当时的经历，但是其他几个小户却回忆自己当时确实得到了几千乃至几万元赔偿，曲宝证本人得到了数十万元的赔偿金，给当时所有的渤海湾渔民打了一剂强心针。先富起来的掌握一定资源的曲宝证本身就是一个榜样，农民们不断依附于他，开始要求更多权利。“但是上次的律师已经说他无法代理，我给所有能联系到的律师打了电话，直到贾方义律师主动联系我们，愿意做公益诉讼，目前都未收费用。”

　　初级同业公会的捆绑诉讼

　　底层养殖户对于溢油的承受力和大户是不同的。都兴民并非大窑养殖户，他的养殖场在养马岛的中海区，并且没有确权证。海岸线4000米以内，是富饶便利的近海区，4000米以外则不再需要确权，因为柴油船驶入成本比较高，大多数人不愿意进入。他十来万元的扇贝苗2011年连一成都没有收回。“因为我放得比别人更早一点，那些小苗还没有抵抗力，本来想自己留些苗，再卖一些苗。成本也是借了一些，2011年刚开始搞，原来都没搞，结果就赔了。”扇贝养殖户里的底层压力更大。他的孩子在上大学，问到自家扇贝2011年绝收的事怎么办，父亲回答：“中海油是国家的，康菲是外国公司，不可能理我一个人的投诉，在我看来，与其等待回答，不如看看别人有什么办法。”都兴民的试探心态，和曲宝证完全不同，他说“如果真赔了我也没办法，来年想辙干点别的”。参与官司只是给自己留点希望，“我们这个行业很松散，海产销售已经有成熟的市场了，所以养殖户都不愁卖，定价也基本一致，彼此平时各管各”。

　　都兴民自己用手机拍摄过海岸边的油带，但是并没有想象中扇贝在油里的触目画面。他本来想找到山东的专家或环保部门来看看，打去电话却都无人答应。“我去乡里区里都问过，海洋局也问过，这个事不知道到底谁来管。反正就是互相推，说专家都没出调查结论呢，等着结果出来吧，这都半年了，也没个确凿的话。”都兴民知道曲宝证的大名：“我们这很多老养殖户都从他那买苗，早期也有跟他学技术的。”但是他从来没有打过交道。“一听曲书记在告，我就和几个养殖户过来找他了。”曲宝证村支书和养殖大户的双重身份得到了所有牟平沿渤海湾三镇的散户的信任。

　　他早在去年7月份就发现自己的扇贝苗全部死亡，租下的养殖场外现在还堆着一人多高的指甲盖大的扇贝苗的壳。和路旁的泥沙垃圾混杂一起。对于去年的收成完全绝望。但是都兴民的分析更具质朴的本色：“我想石油对于扇贝的污染不是直接的，而是污染了藻类，扇贝就没了食物。”去年渤海湾基本没有看到藻类，他这个判断和早期专家们做的猜测是一致的。都兴民的疑惑是如何证实自己的扇贝苗死亡和油污之间的关系，又如何证实这持续几个月的油污的来源。“我是个农民，我肯定是制造不出来这么多油。”他给很多部门打电话咨询，“没有人愿意回答我的问题，这油是哪来的。”

　　三个镇子已经填出30份详细调查数据表的直接经济损失只有700多万元，可预见经济收益损失达到1亿元。诉讼的目标，希望康菲建立100亿元的渤海基金，是贾方义参考墨西哥湾事件中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的200亿美元基金。8月份律师贾方义最先在青岛海事法庭提起诉讼，但是得到的回复是“新型案件，暂不受理”。曲宝证也以为代理马来西亚触礁案的律师就能直接搞定这一次的诉讼，结果律师连案子都表示不能接。

　　农民们早期的诉状里，写着是对中海油和康菲的诉讼，11月11日国家海洋局出示调查结果，认定康菲公司对溢油负全责。至于到底产生了怎样的环境影响，各方专家只是猜测石油沉入海底要多年才能挥发完，曲宝证和160户养殖户的问题是，是否还要继续投入成本生产？国家海洋局否认了对康菲索赔1亿元的媒体报道，养殖户们只能自己组成联盟。曲宝证的儿子也在帮他管理养殖场，他说：“我们经济上遭了这么大损失，说个话都不行？那子孙还有什么指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