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老徐

　　自诩是“三里屯长大的City Girl”的徐静蕾，这次不止把目光停在北京，商战故事主战场直接放在了香港，至于爱情线索就一路转场，成都，伦敦，乃至澳大利亚，做足了洋气时髦的功课，又平添了天涯海角的味道。

　　“对电影，我其实还像个刚被放出门玩耍的小孩儿一样，一会儿想干这个，一会儿想干那个，什么都想试一试。”

　　即将上映的《亲密敌人》是第一部打“大片”旗帜的徐静蕾电影，还是她所擅长的都市情感类型。

　　自诩是“三里屯长大的City Girl”的徐静蕾，这次不止把目光停在北京，商战故事主战场直接放在了香港，至于爱情线索就一路转场，成都，伦敦，乃至澳大利亚，做足了洋气时髦的功课，又平添了天涯海角的味道。男女主角从昔日的恋人到商界对手，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地达成一份“10年内两男一女”的甜蜜协约。高智商，高要求，又光鲜又浪漫的都市恋爱本有实用理想主义的趣味，何况如此残酷的水泥森林里，没半点儿将就，没丝毫妥协，对眼下绝大多数的都市男女来说，也算是人生既暖且美的愿景之一了。

　　“我可没有和男朋友吵架的能力，我有时候话密，但自言自语多，不爱和人掰扯。”徐静蕾笑说自己和笔下的女主角没半点相像，但终究是亲自再和黄立行搭档了这段恋情。故事上演在大同小异的CBD楼宇之间，顺理成章地，《亲密敌人》就被看成了《杜拉拉升职记》的续写。

　　这是徐静蕾的第五部电影，作为导演，她是内地亿元票房俱乐部里唯一的女性，可她自己仍旧不觉得自己算得上是专业导演，她觉着自己还那样儿。“朝阳一女，一会儿干点儿这个，一会儿干点儿那个，有成有败，于自己高兴就行。”

　　三联生活周刊：《亲密敌人》里出现最多的称呼是“Banker”(银行经理)，商战是感情戏之外的重要线索，实际上写好商战是很有难度的。你依旧亲自参与了编剧，在铺陈这样一条故事线索的时候，你怎么克服隔行如隔山的困难？

　　徐静蕾：我有好几个“斗地主”的牌友就是做投行的，平常大家聚在一起，总能听他们说些我似懂非懂的名词——IPO，收购，反收购。最初那些谈话吸引我，因为我觉得其实他们的生活和我自己的生活差不多，比如投行的生活也是飞到一个地方完成项目，再飞到另一处做另一个项目，打的是斗智斗勇的仗。构思这个剧本我又想到他们的生活，因为在我看来，首先这类人的生活很都市，再从情节剧的角度出发，戏剧冲突可以很足，所以我决定在情感之外铺这样一条线索。

　　当然，我也因此做了很多功课，我是连基本个人理财都概念不清的人，所以恶补了些金融方面的知识，以免在故事里露怯。再就是去和朋友们聊天。其实如今电影里很多内容，诸如彼此都忙于事业的恋人只能用冰箱贴上的留言沟通这一类生活小细节，都是从人家的生活里直接挖来的。从男女两方分别代表买家和卖家，到现在同时为了一个项目而竞争，其实前后设计了很多种可能，最后是听了这些专业人士的意见，怎么做能更刺激，怎么设计情节更有节奏和起伏。

　　三联生活周刊：《杜拉拉升职记》赢得亿元票房，是不折不扣的票房“黑马”，但至今还是有人不那么接受“才女徐静蕾”的商业片导演身份。

　　徐静蕾：可是我觉得自己不是艺术家人格，而是技术员人格。这两者差别在于，相对风格累积，我更在意开拓和执行。如今几部电影拍下来，我反而是越来越觉得小时候那些比如书法、画画的基本审美教育，对我已经成了技术。比如我觉得书法跟拍电影特别像，书法首先讲究布局，写楷书或写隶书，在一张纸上布的局是决然有别的；哪怕在一幅作品里，也不能把同一个字写成一样的，关键在如何讲究内部节奏，有的字要扁，有的字要长，这很像是镜头语言的设计。印章就像电影的音乐，藏拙补短或者画龙点睛，可以用来平衡布局。至于写什么内容，唐诗也好，宋词也好，就是电影的内容，要和整个大局匹配。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实际上，你自己对商业片和艺术片的态度很平等。

　　徐静蕾：商业片和艺术片对我确实不存在决然的高下。《梦想照进现实》之后，我停下三年没有拍电影，这三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我自觉长大了很多。有亲人的去世，有情感事业上的波折，可能真的是经历得越多，越能警觉强说的愁是拧巴的。一遍一遍去揭那些生离死别的伤疤，而得不出更深刻的洞见是非常残忍的。我自己闲来也越来越多地看些美剧，看好莱坞的爱情片、悬疑片，一方面我自己学着享受电影所承载的避世娱乐功能，另一方面就有些跃跃欲试。我觉得我能驾驭好多题材，对电影，我其实还像个刚被放出门玩耍的小孩儿一样，一会儿想干这个，一会儿想干那个，什么都想试一试。当然我至今最珍惜的还是《我和爸爸》，但我觉得再有所积累，拍回那种安静和内敛的电影更有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待《杜拉拉升职记》和《亲密敌人》的相似，当真完全是为了复制当初的商业神话么？

　　徐静蕾：《杜拉拉升职记》改编自20万字的小说，其实整个剧本被小说的限制很多，我是对情节很执拗的人，因此至今认为在很多该展开的地方不敢展开，该掠过的反而拖泥带水。《亲密敌人》其实就是我想自己试着放开了编一个故事，别被限制，最好是发生在几个月以内的中规中矩的好莱坞类型片路子，这是我想实践的。

　　而且事实上，我自己并不满意《杜拉拉升职记》。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拍一个相对有投资规模的商业电影，资金找得非常困难，当时没人相信我有这个能力，一连串的挫败使我自己都怀疑自己了，对那些终于肯出钱的资方几乎带上无以为报的心情，玩了命去谈广告，找了好多，一心想让这片子越稳当越好。但签下的合约都要做到，剪片子的时候问题全来了，人物的情感刚到脸上，镜头就得拉上去，只为某个广告得出现。至今那片子好多地方我看着脸红，觉得这都是自己的责任，谁让当初谈了那么多呢，所以不管人家把这个事怎么大说特说，我都不解释，因为也没什么可抱怨的。《亲密敌人》算是再给自己一个机会，怎么做得更平衡、更完善一些。

　　三联生活周刊：商业片导演基本都会抱怨妥协退让是身不由己，但这似乎不是你的逻辑？

　　徐静蕾：我承认自己拍商业片确实也遇到障碍，但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全来自自己，而且我觉得自己能把它们一一推倒。其实从做导演的第一天起，我就不是靠说服别人我有这个能力开始的，《我和爸爸》全部是我自己买单去拍的电影。当时我自觉做演员肯定是做不下去了，我性子急，受不了无边的等待。有一天在剧组里等着试戏，突然想，从根本上讲，我今天的命运是掌握在少说也距离我几十公里外的某个人的脑子里，我在等着人家脑袋里的灵光一闪——可他怎么就非得想到我呢，这件事忽然就打击了我，我觉得自己简直太可怜了。当时我27岁，觉得自己很想说话，也很有话说，于是带着盲目的勇气自己开始写剧本。其实一路走到《杜拉拉升职记》、《亲密敌人》，确实开始找钱拍电影，我也没有给任何投资方比如可以如何改动我的剧本这一类的承诺，所以，商业片就一定不自主在我不是事实。

　　况且文艺片也不是完全自由。《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于我是有感情的小说，拍成了电影，上映前被冠上“男人一夜，女人一生”的宣传语，这也不是我作为导演所能预料和掌控的。但依旧是与其抱怨，不如想办法完善自己的能力。比如从接下来的《梦想照进现实》开始，我成立了自己的影视公司，我也渐渐懂得，稳定盈利的电影生产模式是必须的，这才是一切艺术和自由的现实基础。

　　三联生活周刊：相比做演员，你觉得自己更有做导演的天赋么？其实，世界范围内导演毕竟还是男性为主的特殊职业，你对唯一的“亿元女导演”这个称呼会有自豪或反感的情绪么？

　　徐静蕾：我当初也是因为报考中戏舞美专业和工艺美院美术专业都失败，才半推半就考了电影学院表演系，又是在各种幸运前提下成为了一名演员。而做导演确实是我自己主动的选择。最开始我不觉得导演是件高不可攀的事儿，往那儿一坐，发号施令而已。当时年轻，权衡自己的条件时很天真，想自己表演经验有些，美术基础有些，写几个字还比较自信，那就把电影看成横着的宣纸就是了。这当然是一套想当然。拍《我和爸爸》的时候有个下午，哪儿哪儿都不对，又哪儿哪儿都没主意，我一个人在楼道里走来走去，那是人生第一次感到什么是崩溃的边缘。坚持下来纯粹是因为一种责任，不能把那一屋子来帮忙的朋友给闪了。我性格确实是有些倔犟的，比如喝水，我只喝烫的，或者冰的，温水不解渴，没有必要喝，这性格可能会适合做导演，这毕竟是一份需要很多坚持的、充满孤独感的职业。

　　但性别问题我很少去考虑，我也不是什么女权主义者，因为我没有感觉到什么性别压力，也不觉得需要争取什么权利，我觉得我天生有这种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