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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力洗涤世界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2-03-19 11:02 来源: 《绿公司》杂志

  “复归婴孩”是老子所视的最高人格理想。婴儿对这个世界的第一印象,就是“我相信”。尽管他不知道应该相信什么,但他用自己的“信力”洗涤了世界。在时代文明困境中,我们能否找回自己的赤子之心?

  文│本刊记者 袁建胜   编辑

  何伊凡

  ⋯⋯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

  1968年,20岁的诗人食指写下了《相信未来》,那种绝望中的“相信”,一唱三叠,令一个时代的年轻人怦然心动。

  44年之后,诗歌依然有人传诵,诗人老了,虽走出精神病院,却潦倒而寂寞。令人尴尬的是,唯一没有变化的是,当年“相信”这首不合时宜的诗,近半个世纪后,依然显得不合时宜。

  在中国,“阴谋论”比任何一种理论都盛行,我们相信真相背后必然有真相,秘密背后必然有秘密,交易背后必然有交易。领导不相信下属,民众不相信官员,病人不相信医生,股民不相信财报,商人不相信商人,爱人不信任爱人。面对权威,质疑是社会的良心与进步的力量,但当最基本的信任体系崩溃,一个有3000年连续文明史的大国扶不起摔倒的老人,精英阶层纷纷在考虑移民,焦虑与狐疑的气氛弥漫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还有多少人“相信未来”?

  2011年12月,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论坛上,我问一位上市中小企业的董事长:“在将过去的一年里,你还相信什么?”他右手抓着热气袅袅的咖啡,像是没有感受到它的温度,沉吟一下,认真地说:“活着,我相信只有活着才能有机会。”

  这是一个苦涩的玩笑,当对未来缺乏信心,“剩者为王”就是成功之道。

  不过,“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抛弃它出现的背景,实际也是一种正向的能量,可以称之为“信力”。许多人历尽千辛万苦,也百折不回,就是因为有“信力”的支撑。他们一生所相信的,未必是具体的人与事,但他们坚持自己的抱负与期许。

  人的行为由其自我认定的生命价值所决定,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曾介绍精神的三种变化,即:骆驼、狮子与婴儿。第一阶段是骆驼,习惯于听别人对他说:“你应该如何!”这是处于被动接受命令的阶段。第二阶段是狮子,就是他对自己说:“我要如何!”这显示他已经从被动转为主动,能够决定自己的作为,可以开创自己的世界。最高境界是婴儿阶段,只说简单的一句话:“我是。”这即为不带偏见,全新创造,“儿童是无垢而善忘的,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游戏,一个转出自我的轮子,一个原初的运动,一个神圣的肯定。”精神抵达这个阶段,才可以成为真正的人。

  尼采的论断在东方哲学中早有共鸣,“复归婴孩”是老子所视的最高人格理想,最合于“道”的人生境界,唯有含德深厚的人才能返回婴儿般的纯真柔和的状态。

  婴儿对这个世界的第一印象,就是“我相信”。尽管他不知道应该相信什么,但他用自己的“信力”洗涤了世界。在时代文明困境中,我们能否找回自己的赤子之心?

  “背叛”的价值

  当火车刚刚发明时,没有多少人相信它会跑得过马车;飞机刚发明时,没有人相信人类飞翔的梦想从此实现。“相信”永远是一个悖论,只有少数人能透过黑暗的隧道看到终点的光明。

  亨利·福特就是在“我相信”的支撑下将汽车带到世界。1896年6月4日,福特把自己家的手推车拆掉,车架装上四个自行车轮子,把它开上底特律的大街,他造出了自己的第一部汽车。直到7年后,福特在经历了两次失败之后,他的第三家公司才幸运地活下来。1908年10月1日,福特公司推出了T型车。1913年,福特又启用了世界上第一条汽车流水线。这时,福特公司仍然是一家普通的企业,与美国大街上跑的几十种汽车品牌相比,他们的优势只是生产得快一点而已。

  1914年新年刚过,福特做了一个决定:将工人最低日薪提高到5美元——这几乎两倍于当时美国工人最低日薪。这是一个奇怪的决定,对于以盈利为目的企业,成本越低,利润自然就越高,如果大幅度提高工人的工资,无异于自杀。工人没有提高工资的要求,社会平均水平也是如此,企业主动这样做实在没有必要。

  当时的美国企业家们几乎一致认为福特是要“毁了美国工业”,金融界人士也站出来指责,这是“背叛者”的“瞎胡闹”。《华尔街日报》甚至说,这一行为不仅违反了“道德规范”,而且是“犯了经济罪”。

  福特想法却有不同,既然已经能够大批量生产价格低廉的汽车,如果员工们都能买得起,就可以卖出更多的车。他相信提高工人报酬,反而是削减成本的最佳举措。他说:“我可以找到创造高工资的生产方法。如果降低薪水,就是降低顾客的数量。”

  如今回顾福特的奇怪决定,我们才能认识到它的真正价值:如果没有福特提高工人的工资,让更多人有更大消费能力,流水线和T型车很可能成为技术博物馆的收藏品,而非又一次工业革命的触发点。这个决定也成为美国社会转型的关键节点,他创造出一个稳定的工人阶层,并用不断升高的平均收入培育出中产阶级。直到目前,这仍被公认为是最具稳定性的社会结构。

  改变这个世界的有两种人,一种是思想家,另一种是实践者。思想者从理论原点开始,构建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与基本价值体系,为后世提供精神资源。而那些伟大的实践家,则是用自己一个个看似随意,却又坚定的决策与执行,来创造新的价值乃至秩序。

  这种相信,通常不见容于彼时的环境和主流认识,但因为梦想足够坚定,足以令他们忽略眼前的,源自相信的力量甚至以极端“背叛”的形式出现。苏格拉底为了道出他所不为人所信的真理,被雅典的统治者处以极刑,他与学生柏拉图的思想,却成为欧洲文明的来源。

  也许我们的想法和行动并不能在现世中得到验证,只要我们听从灵魂的召唤,倾听内心的声音,以一种婴儿般的纯净之心选择自己的道路。这种相信便会转化为强大的“信力”,支撑我们及周边的人,走上通往未来的道路。

  一只“丧家狗”创造的文明

  空间上在地球北纬25-35度之间,时间上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曾出现一次“轴心时代”。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这几个古老民族,先后方式各异地经历了一种突破,被人称之为“哲学的突破”或“超越的突破”。这些古老的民族在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自身在宇宙中的座标发生了一种系统性、超越性的批判性反省,确立思想形态,改变旧传统,推动自己的文化进入崭新、更高境地。

  许多先贤大哲都出现在这一时代,如中国的诸子,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的先知,古印度的释迦牟尼等。这些可以完全复归到“婴儿状态”的思想家,把自己内心中认识到的世界展现给别人,成为各民族思维和行为模式的核心来源,其“信力”成为改变世界、创造文明的核心驱动力。

  公元前492年,年届六十的孔子再次离开家乡,坐着颠簸的马车,前往郑国,也许是一次短暂的休息,也许是远方的夕阳拨动了心绪,他和弟子们走散了。弟子子贡焦急的寻找,一位路人热心地对子贡说,我在郭城东门外看见一个老头,脑门有帝王之气,像尧;脖子威严凌厉,像皋陶(传说中虞舜时期的司法官);肩膀有富贵气,像我们郑国现在的一个贵族子产。看上半身貌似有圣人气象,再看下半身,比舜短了三寸,就像丧家狗一般垂头丧气。子贡一听,赶紧跑到郭城东门,发现老师果然站在那里,怡然自得地等他。子贡赶紧跟孔子说了郑人对他的无礼描述,孔子一点都不生气,反而说,形象是细枝末节,根本不重要,说我是丧家狗,“然哉!然哉!”(《史记·孔子世家》)

  对照孔子的一生,“丧家狗”的评价确实名副其实。春秋时期开始,失去权威的周王室无力控制诸侯,群雄并起,天下战乱,阴谋盛行,道德败坏。孔子相信,自己描绘的人间秩序能改变绵延千年的乱局,但是,他又绝望于自己的祖国,遍访诸侯又一无所获,只好又回到家中,收徒讲学终老此生。他有家,有妻子门徒;他又没有家,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精神家园。

  从出现的历史背景看,中华文明的爆发与西方不同,它生发在一个混乱的时代。面对礼崩乐坏的境地,孔子没有妥协,而是通过“仁”的确认,呼应混乱之前的人间秩序。此后每逢乱世,儒家文化就给予中国人以改变现实的力量。从孔子在自己的“相信”中读出了三种力量。首先是“仁”存在,认识到“仁”是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孔子相信,人的本性可通过自我努力得以完善,这是他对所处历史时代非人化倾向的回答。虽然他不承认自己是圣人,但他相信,通过个人的努力,人类有可能变得神圣。

  由于与政治与权力的渗透与侵蚀,后世儒者对于孔子有关“仁”的阐释,逐渐脱离了人的价值思考,儒家伦理也呈现出被统治者滥用的趋势,但以儒家文人为主体的文官集团一贯坚持“仁”的追求,并在政治道德化方面进行着不懈的努力。这种信念与皇权的道德政治化之间的博弈,为此后2000年中国帝国时代的稳定,提供着政治与文化的支柱。

  其次是行动力。儒家是行动主义者,讲求实效,正视现实政治的世界,并且试图从内部着手改变它。他们相信,既然每个人都有潜力成为“圣人”,自然对握有权力、拥有影响的人理所应当的保持批评态度。在春秋战国时代,儒家无法进入权力的核心地带,将自己的“仁”变为现实,但他们以自己的韧性和行动力,开辟新的领域,从外围入手,提供一种几乎无望却最终胜利的解决方案,这就是教育。

  自孔子开坛授徒,在官方之外首次确立民间教育的可行性,教育便成为儒家一以贯之的知识传承和行为模式,经过长达数百年艰辛的努力,使他们成为控制文化系统令人瞩目的社会力量。学者杜维明就认为,对教育的垄断几乎是儒家在汉代再度崛起的唯一因素。当汉代统治者真切意识到,马上得天下并不能马上治之,并试图以某种精神资源和文人集团来提供管理及行政支撑时,发现自己无从选择,只有儒家知识分子可资使用。

  第三是包容与创新。儒家从不试图与现世和权力决裂,构建另一个意义世界,它也不与其它思想流派决裂,对于自己持不同态度的部分置之不问或重新解说,更有意识地吸收改造其它学说的精华,收为己用,最终形成百家归一的自身体系。儒家也在现世的工作中不断修正自己核心理念之外的表达方式,通过不断更新的技巧和策略性妥协,以保证自己的理想在现世中得以推进。

  北宋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末的一个漫雪的冬天,王安石启程赴京,在驿站昏黄的烛灯下,他写下这样的诗句:“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这位自小随父游历,对帝国内忧外患有切肤之痛的儒者,终于有机会实现他的抱负。

  在其后的两任期间,他几乎是孤军奋战、强力推行一系列变革,对之前的体制和法律进行全面的否定。在政敌的围攻之下,他还颇为自得,将他们的话改造之后作为自己的行事原则,“祖宗不足法,天命不足为,人言不足畏”。这位一贯邋遢、经年不洗澡、似乎和谁关系都不好的宰相,自进京之时,便以商鞅自居:五马分尸尚不足惧,又何畏人言?

  元元年(公元1086年)四月六日,66岁的王安石在江宁府(南京)孤独的死去。早在被罢官之前,他主持的、可以将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1000年(历史学家黄仁宇语)的变法便被扫荡一空。

  从政治改革的角度而言,王安石是一个失败者,失败于他对现实的超越和历史轨迹的把握。黑格尔在《历史哲学》导言中评述历史人物时曾说道:“他们之所以成为伟大的人物,正因为他们主持和完成了某种伟大的东西;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幻想、一种单纯的意向,而是对症下药适应了时代需要的东西。”

  从后世的影响来看,王安石和其他卓越的儒者一样,是一个成功者。他们相信孔子的“大同世界”一定能在人间实现,并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将“信力”化为生命之水。他们关心现实、兼济天下将自己信念外化为不竭的力量,促使现实通过各种形式向积极的方向转变。

  孔子“大同世界”的人间秩序及理想至今仍未实现,如果以两千年为时间节点来看,现世却也未必已经偏离他预想的、指向之后两千年的轨道。可以确定的是,他及其后来的儒者凭借理论阐释和积极入世的现实追求,给后世留下的遗产,不仅是绵延两千多年且相对稳定的中华帝国时代,更有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慢慢形成独特并有坚强生命力的中华文明,为后来者提供精神皈依地。

  “信力”让一个人拥有改造现实的力量,更让他成为一个超越者,虽然他们的灵魂孤独和痛苦,但其中的忧愁、愤怒、沉重、牺牲,以及内心的基本价值、精神气质和实现路径却具有永恒性。当下,如果说中国人还相信什么,总也无法除去儒家士大夫的精神底色。

  精英阶层的“信力”

  正如儒家所说,虽然路径不同,但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圣人”。内心的指引是一个人力量的源头,我们内心坚信的东西可能有所不同,只要是正向的能量,就可以外化成改造自己和现实的行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有前五个阶段对于内心深处“信力”的召唤,才有可能走上“平天下”的道路。

  成功是通过改变自己和周围人的生存状况,一个人的“信力”可以改变自己、影响别人,群体的“信力”则可以改变世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守护基本价值为己任,视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为自己的天然任务的士大夫阶层,已经用他们的历史给予“信力”最坚实的论据。

  他们在思想和追求上谋求独立和超越,有超强的参与现实事物的愿望和行动力,“士”在朝则为官员,制约皇权,推动统治者施行“仁政”;在野则为缙绅,保护地方百姓,与管理者互动。在西方也有与之相呼应的精英阶层和精神,骑士和绅士。

  别林斯基曾说:“(骑士精神是)对个人的人格的爱护和尊重;为被压迫者和压迫者牺牲全部力量乃至生命的慷慨勇敢精神。”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对现代欧洲的民族性格的塑造起着重大的作用。

  谦卑、荣誉、牺牲、英勇、怜悯、诚实、精神和公正是骑士的美德,与之相连的“绅士精神”,则表现为对于个人身份和荣誉的注重,对于风度、礼节和外表举止的讲究;崇尚精神理想和尊崇妇女的浪漫气质;以及恪守公开竞赛,公平竞争的精神品质。

  自工业革命以来,商人和企业家作为一个新兴阶层登上历史舞台。这个阶层的名声并不大好,出于对利润的无限追求,让他们对道德乃至法律不屑一顾,为实现原始资本积累的商人与权力结盟,甚至不惜以战争和屠杀的方式构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当下的企业已不仅仅是单纯以利润为追求目标的经济性组织,而是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在各个领域都极具影响力和支配力的社会性组织,企业家群体也事实上成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精英阶层和缓冲地带,并起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在这方面,西方企业与企业家显然早已觉醒,自觉承担起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

  20世纪上半叶,约翰·D·洛克菲勒与亨利·福特两位伟大的企业家,以不同的方式向人们展示着他们的骑士精神。洛克菲勒作为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位亿万富翁,退休后把其财富的一半用于慈善事业,并设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专门负责捐款,最终自己只留下一张用做纪念的国库券。在其身后,巴菲特和盖茨都以“裸捐”的承诺,将自己获取的全部财富回馈社会。

  在西方走过数百年之后,我们的企业家才有机会展现其多彩的面孔,中国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高速发展,迅速制造出属于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例如任正非,一部《华为基本法》,让我们在他内心的“信力”中看到了“士大夫”的面孔,他一手缔造的华为,已不是制造超级富豪流水线上,让其人数众多的员工过上更为体面的生活。

  遗憾的是,在过去的30年,商业的主流仍是制造财富、富豪,而非催生伟大的商业机构。我们的企业家精神过于崇尚冒险和开拓,对自己有关责任和担当的士大夫与骑士面孔视而不见。在道德与利润,责任与利润甚至法律与利润之间,很多人都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

  作为一个财富聚集的富豪阶层,他们已经成功,作为一个敢于担当责任的精英阶层,他们还远未觉醒。“信力”是商人完成企业家进化的源代码,只有完成这样的进化,这个群体才能真正获取尊重,展现改造现实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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