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亿采矿证争夺：15年经3次易手5次诉讼

　　采矿证的价值

　　2006年初，当香港东方明珠创业公司(以下称“东方公司”)筹划一笔4亿元的交易时，它便开始了一趟冒险的淘金之路。需要投资的实体素未谋面——那是一个在山西吕梁山沟里的煤矿，距离东方金融之都香港约几千里。公司从来没有在内地做过这类型的投资，合作方看起来不善经营——这位来自太原的企业主，以往的经营史劣迹斑斑。“他不会做生意，手底下几个公司都负债累累，包括那个煤矿。”一位曾参与此项交易的管理人员对本刊记者说。

　　但东方公司仍然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决定签订合约，投资4亿元人民币受让那家名为“山西三兴”的煤焦有限公司100%股权。这笔陌生的交易如此迅速发生的强大信任与推动力在于一张薄薄的证书。东方公司后来在《国家赔偿申请书》上这样解释：“该4亿元投资的主要依据是山西三兴具有合法有效的采矿许可证。”这张证号为1400000633097的证书约半页A4纸大小，上面最重要的数据是，井田面积：5.025平方公里，年产量：60万吨。

　　从2002年开始，煤价就从低谷时的30～40元/吨进入上涨期。工业化对能源的需求，在煤炭业上最直观的表现是，煤价以一月一价，甚至一天一价的涨幅攀升。2006年，国家宣布放开电煤价格，表明煤炭价值在未来还有看涨的趋势。这张采矿证上位于山西临县白家峁村的煤矿产主焦煤，煤质好，有4#、5#、8#、9#四层可采煤，每层的煤炭厚度可达到2米多。这决定了它能持续贡献源源不断的开采能力。

　　但以上只是采矿证价值最常规的计算方法。东方公司是一家香港上市公司，这意味着它有更多使用资源的办法和思路。在合作协议上，东方公司的主要责任并不是经营。全资买下煤矿开采权成立合资公司后，它将40%的权利信托给了原交易人——山西三兴的老板，由他继续经营。合约里对东方公司的义务规定是：本协议交易完成后，合资公司将向境外金融机构融资2亿港元，并尽快在香港或海外证券交易所独立上市，而东方公司将联合其他财务顾问，负责统筹安排各项事宜。从2002年起，股市上就有“眉(煤)飞色(有色金属)舞”的说法。一旦走上资本市场的舞台，这堆埋藏在遥远山沟里的黑金能兑现更大的价值。

　　这是采矿证更便捷套现的方法，但也隐含着风险——这些允许私人开采的煤矿权利是割裂的。采矿权可以单独用来交易，但当它与煤矿其他权利拥有者发生冲突时，常常会让某一个环节上的投资者陷入一个无法摆平的乱局。一个煤矿包括财产权、采矿权和经营权。资源业主国家顾不上这些零散的资源，但也不放心交给个人，因此在本世纪以前，采矿证还是村庄的专属物，私人不能办理，但村庄并没有开采和经营煤矿的资本。因此，对临县的30多个不算大的煤矿来说，距离这些煤矿最近的村庄成为采矿证二级供应商，采矿权就是他们的集体财产，它们有权利选择合作者，谈一笔好买卖。

　　2002年以后，随着煤价上涨，国家开始行使对煤矿的管理权。它用资本和行政审核作为最重要的准入门槛，但煤矿开发中总难缺少的村庄人脉和政府人脉，又让那些并没有开发实力的乡村弄权者，总能找到机会入局。

　　2006年，白家峁煤矿采矿权的买卖传递到东方公司手里。东方公司声称当初对合资项目进行了可行性调查，重点对山西三兴采矿权，工商注册证的真实、合法、有效性进行了调查核实。但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在有效真实的证书之外，这座煤矿采矿权的争夺已经进行了10年。其间至少经过3次易手，涉及3起诉讼，自认是煤矿所有者的村民与一茬茬外来承包者之间的摩擦正在累积，并将在3年后爆发出一场死伤数人的械斗。

　　村庄和外来者

　　刘志斌是白家峁煤矿的第一任外来承包者。这一次承包给他留下了700万元的贷款债务，但他完全不像一个失败的投资人，穿着挺直的深色西服，面色饱满红润，有些稀疏的头发用发蜡抹得根根直立，闪着油亮的光，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

　　刘志斌具备早期煤矿淘金者的一切特征：胆子大，不安分，本地人，熟悉乡土情况。他曾经是临县工业局的公务员，虽然一直保持公职，但在国家鼓励公务员下海的年代，他就脱离了琐碎乏味的机关工作，与人合伙开加油站、修路。在煤炭局没有成立前，工业局主管县里的煤矿，因此刘志斌对临县的煤矿资源非常熟悉。“临县有5家国有煤矿，其中3个的年产量是9万～10万吨，算当地煤矿业的大型企业。还有近30个村管或者乡管煤矿。这些非国字头的煤矿，年产量在3万吨以下。那时煤炭价格只有30～50元/吨，买家还经常赊账。主要供给周围的一些焦化厂，销路也打不开，煤矿大多亏损。”刘志斌对本刊记者回忆。

　　白家峁煤矿在这个低迷期的历史是这样的：村民成平顺承包了煤矿，从多年前遗留的矿口向下采煤，村里人形容像老鼠挖洞一样，挖到一点儿算一点儿，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起，更无法履行承包合同中约定的每年给村里6000元钱。因此他受到村庄的“围剿”。村里妇女当面辱骂他，往他院子里扔土块石头，晚上还经常叫他去开群众批斗会。成平顺不得不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搬离了村庄，煤矿自此停工。

　　早期的煤矿经营者大多有这样不顺遂的经历，但在低迷时期接手煤矿也有好处。“当时没有资源价款的说法，资源是无偿占用的。而且我想资源总是不可再生的，矿在手里，迟早有一天市场会好起来。”本着这个朴素的想法，1997年，当刘志斌神通广大的合伙人可以拿到一笔扶贫贷款，但需要一个申请立项时，刘志斌给他出主意说：“干煤矿吧！”

　　吕梁是一个著名的贫困山区，也是国家扶贫政策的扶助重镇。但国家的好意总是很难被穷人们接受。一位50多岁的当地村民给本刊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小时候我家里穷得连衣服都不够穿，冬天冷得可怜。后来国家拨了批扶贫布分给村里，怕不要钱大家会哄抢，就说每家按需要领布先用着，以后再还。我爸不敢要，但我妈胆大，去领了好几匹，给我们做过冬的衣服。后来国家根本没让还，我们家白得了那些布，胆小的人就吃亏了。”

　　扶贫贷款是国家善意在贫困乡村中另一种水土不服的方式。村民们对贷款这种陌生的金融工具更有恐惧感。“当时没多少人敢贷，用扶贫贷款做的一些项目工厂，也尽是亏损。只要有关系，立个项目就能贷到款。”刘志斌对本刊记者回忆。这些可以凭胆量和关系轻易获得的贷款，成为第一批外来者介入村管煤矿的资本。刘志斌和合伙人以“临县双勇煤矿”的名义立项，分两笔得到了总额1000万元的扶贫贷款。白家峁村迎来了第一批外来的承包者。时任村支书的成金狗记得，引荐他们的林家坪镇镇政府的人说，“这次来了个有钱的”。

　　但刘志斌与煤矿的故事就此接近尾声。这个游戏中的权利与责任是分离的。总有一些人等不到分享利益的一天，只是为承担责任。刘志斌就是如此。那笔700万元的扶贫贷款签的他的名字，在与白家峁村签订的煤矿承包协议上，他是法人代表。但除了他自己的讲述，采访中再没有其他个体提到他。实际上，帮助完成这一系列借款和承包手续后，他就从煤矿出局了。真正的操盘手是那个有能力获得贷款的合作伙伴。

　　

　　变局

　　朱建国看起来是个好脾气的人。他身材不高，皮肤黝黑。好像是为了特意表示客气，说话声有些绵软。待人礼数周全，细小的眼睛常含笑意。第一次见他时，他站在一辆崭新的银色保时捷卡宴旁，熟络地招呼：“这边这边，上车。”好车常常是他留给人的第一印象。1997年，当他作为实际承包人来到白家峁村承包煤矿时，村支书成金狗对他的印象也是：“开一辆相当于丰田的好车呐，确实像个有钱的。”

　　他在吕梁城里受到贵宾一样的接待。当他的车停在一家专营鲍鱼、燕窝的高档餐厅外，几个店员蜂拥而来，帮助停车，拉开车门，熟络又恭敬地招待他。但城里也有一些关于他的不那么光鲜的说法。比如说他很会和政府部门打交道，有能耐获得贷款，但总是把贷款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做项目，一部分为下一笔贷款打点关系，一部分留给自己。他在1997年和刘志斌合伙承包白家峁煤矿后，很快在2002年瞒着刘志斌引入新的投资者，并把白家峁煤矿采矿证的性质由集体变为经纪有限公司，既出卖村庄利益，也背弃合作伙伴。但朱建国似乎对这些传言并不在意，他的回应是：“随别人怎么说吧。”

　　4月3日晚，他从自己办公室的保险柜中拿出5张采矿证复印件铺在桌上——从1990到2006年，开始讲自己对煤矿所有权、采矿权和经营权的见解。他的声音变得急促高昂，滔滔不绝。“煤炭资源是国家的，国家拥有财产权，采矿权原来规定给村集体，但是在我们承包前，村集体1990年的采矿证上，井田面积只有0.8平方公里，年产量7万吨/年。按照国家现在对煤矿的标准，这个矿属于该关闭的小煤矿，它活不下去。我们承包之后，投钱搞建设，现在煤矿的井筒都是我们来了之后才修的，把井田面积扩大到了5.025平方公里，按国家规定把年产量提高到30万吨。这些事，村集体、村民都没有能力做。村集体拥有的采矿权就是我们承包前的0.8平方公里。新探明的井田面积的采矿权不是他们的。我们开采煤矿，都是先把占用的村庄土地变为国有土地。占多少地，给村子多少占地补偿费。”他承认采矿证性质由“集体”变为“经纪有限公司”，在行政程序上有瑕疵，但不是涉及煤矿权利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他用当下最常见的拆迁来比喻村庄与煤矿的关系：“就像土地是国家的，原来你住着，现在国家要搞建设，要收回了，你能说这地就是你的？”

　　但实际上，朱建国也没有经营煤矿的能力。按刘志斌的回忆，自1997年承包煤矿后，因为市场行情不好，煤断断续续处于建设期。转机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煤炭价格上升，大小煤矿的疯狂开工更是让安全事故频发，山西省加强了对资源的控制和管理。“2001年整顿全省煤矿，进行安全设施建设。比如大部分原来的煤矿都是单回路供电，要变成双回路。还要求自备电源，每个煤矿必须配备大的发电机，并有两个安全出口。符合以上条件的煤矿，将重新换取采矿证。”多年在市场低迷和粗放经营下苟活的煤矿们，并没有自我升级的资本，一场“民进国退”的煤矿变局在山沟里上演。

　　白家峁煤矿也处于存亡的边缘。虽然在账面上有1000多万元的建设成本，但2004年进矿的管理人员李刚建(化名)发现这个在采矿证上有年产30万吨规模的煤矿，实际采矿量仅有1万多吨，“井下工作面还不到100米”。矿下的安全设施也很粗糙，“2004年下半年煤矿被淹了，排水就排了半年”。李刚建对本刊记者回忆。

　　朱建国从来就不是个坐以待毙的人。2002年，他为煤矿寻找到了新的合伙人。为了增加谈判价码，他还花了点小心思。本刊记者看到，白家峁煤矿有两张2002年的采矿证，一张是4月8日，采矿面积是2.0497平方公里。还有一张是4月22日，采矿面积变为5.025平方公里。为什么在短短半个月时间，煤矿采矿面积就发生了翻倍的增长？朱建国没有解释这个问题，只让记者注意5.025平方公里这个数字。他说：“采矿证值钱就值钱在它的采矿面积上。”

　　总之，2002年采矿证上的承包者变为了山西三兴煤焦有限公司——这是朱建国和新的合作者太原三兴公司成立的新企业，它拥有白家峁村5.025平方公里煤矿的采矿权。对朱建国从这次合作中获得的价值众说纷纭，有的说法是2000多万元，有的说法是800多万元。朱建国的描述则不是这么潦草和赤裸裸的金钱买卖，而是自己事业的一次升级。“我和太原三兴公司那边有口头协议，为这个煤矿共同成立一家新公司‘山西三兴’。我不管以后的经营，以之前对煤矿的投资和采矿证，占股50%，新的投资人要负责以后煤矿的建设，把煤矿产量从30万吨提高到60万吨。他们每开采一吨煤，给我两元钱。”

　　2002年算是山西煤矿的大变局。国家粉墨登场，开始行使业主的监管权。煤炭价格上涨，有巨利可图，吸引了具有更宽广人脉和资本实力的资本方。但也有一批不情愿的退场者。

　　刘志斌发现他担任法人代表的双勇煤矿已经不存在，新公司里也没有他的位置。不甘心的他从2004年选择费用比较低的行政诉讼，告山西省国土厅行政违法。但2005年，被省高院在没有开庭、没有送达的情况下，判定为败诉。被迫退场的还有白家峁村的村民。他们以多年祖辈生长于此的朴素情感和逻辑认定：村庄地界内的煤矿都是村庄的财产，国家曾经给采矿证规定的集体身份，更坚定了他们的业主意识。但在新的投资者眼里，他们不过是碰巧坐在金山旁的一群虚弱的原住民，是通往采矿权的一个踏板，他们的权益仅止于低廉的地面土地补偿金和可有可无的“三免费”。

　　村庄和煤矿

　　对村民来说，他们和这个煤矿可不止0.8平方公里的渊源。老村支书成金狗告诉本刊记者：“在村民承包之前，煤矿最早是乡政府和村集体共同开采的，乡政府贷款，我们村民出劳力建的矿。”煤矿对村庄生计的影响也很大。刘志斌说他当时选择白家峁煤矿的原因是：这里是临县和柳林交界的地带，煤质好，煤矿所处的山沟有一大片平地，工业广场好。这个“便于修建煤矿设施”的地理条件，对白家峁村庄意味着：一共有近200亩“坝地”将被煤矿占用20年。黄土高坡的村庄大多依靠位于山沟底的地下水源，“坝地”因为距离水源更近，平整的地貌也更易于耕作，属于产量最高的特级地。煤矿承包者只给了每亩最高800元/年的土地补偿费。

　　不过，这在上世纪末时并不是特别大的问题。村庄的水源在十几年前就日渐减少，为解决人畜饮水，从山沟里地下水源接到村庄的水管，已经有十来年没有用了。村里最大的传统水源——一口地下水井，水位已经跌落到黑洞洞的约10米深的地方。适合旱地种植的玉米、大枣、苹果等农产品也从来就卖不出好价钱。村民们期望煤矿的开采能给他们带来新的生机。上世纪国家要求采矿证必须以集体名义办理，无疑给了他们分享资源利益的权利和机会。成金狗说，在赶走成平顺后煤矿荒废的几年里，他们很热切地盼望新的开发者到来。但没想到，当开发者来了之后，村民们没有得到多少利益，村庄的安宁还被破坏了。每个和煤矿接近的人，都会成为村庄的敌人。

　　成金狗是比较早失去村庄信任的人。我们见到他时，他正顶着正午后的太阳和大风，在沟地放火烧刚收割后的玉米秆，黝黑的脸上沁出一层细汗。他现在只是一名普通的老农。从1992年开始担任村支书，但村民们对他的信任到1997年就结束了。当年和朱建国他们签订的煤矿承包合约规定，煤矿两年建设期结束后，也就是1999至2008年，承包者每年给村集体1.5万元，2009至2047年，承包费提高到4.4万元/年。村民的三免费(水、电、煤)3.36万元/年，建厂房占的30亩耕地的土地补偿费，每亩700元/年。但合约的兑现时有时无，村民们把怨气发泄到了成金狗身上，说他和承包者勾结出卖村庄利益。成金狗说自己一气之下，1998年就不干了。

　　

　　后来的“村庄公敌”是成运强。在村民的描述里，这个40多岁的“少壮派”是个“狠角色”。打小在村里就争强斗勇，长到十七八岁离开村子外出闯荡。2002年煤矿开始有利可图，又恰逢村集体改选，他回到这里参选村主任。他在竞选中并不得人心，另一位候选村民成新平得了多数票。但成运强却到林家坪镇书记那里去说，村里还有个人叫成兴平，村民们不识字分不清读音，肯定是选错了人。最后县里宣布选举作废，指定成运强代理村主任半年。这似乎是白家峁村人人都能讲出的“选举真相”——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不止一次听到这种说法。但吊诡的是，真相改变不了结果。当初为此上访要说法的落败者成新平，如今对重提此事也意兴阑珊。“说了也没用。”他在电话里对本刊记者说。

　　这是白家峁村集体竞选史上不光彩的一笔。但村民们更怨恨的是，后来村民与山西三兴就采矿证性质莫名变更一事打官司时，三兴公司和省国土资源厅向法院提供的与村集体相关的证据中有成运强的签名和印章。而且他还介绍了一个邻村的“狠角色”李保明给三兴公司，担任矿上保安科科长——这人后来指挥了对白家峁村民的械斗。

　　煤矿产生的利益和获得利益的艰难，让村庄分裂。在通往采矿证的重重关卡上，村集体是资本介入煤矿的第一道势力微弱、人心分散的守门人。混乱的村务更给了外来者可乘之机，他们可以很容易选择自己的支持者，并操纵选举成功，在村集体这关安插自己的代言人。

　　新势力

　　2006年，在和东方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时，张根玉的名字是张景渊。一位接近他的人士告诉本刊记者，这位太原三兴煤炭气化有限公司的老板，曾因经济问题获罪，因此改名张景渊，出现在山西省商务厅在香港的招商引资推介会上。他带去的引资项目就是白家峁煤矿。

　　张根玉是经朱建国引入白家峁煤矿的第二批外来者。据一位煤矿管理人员向本刊记者回忆，张根玉接手煤矿后，一边花费2000多万元，为扩大产量修建了新的斜式井筒，一边利用旧有的立式井筒采煤，“以煤养煤”，也还能运转，煤矿产量也逐年提高。但2006年，国家要求所有煤矿一次性交清资源补偿费，即生产一吨煤，要返还给地方政府一部分提成，简称“资源价格”。白家峁煤矿应缴纳的价款为2.3亿多元。2007年4月就是采矿证期满换证的日子，张根玉希望在香港寻找到大资本家，渡过这一难关。

　　张根玉出身太原北郊的三给村。个子不高，1.6米出头，大眼睛，宽肩膀，身材发福，有邻居说他“走起路来像企鹅一样”。他的发家史并不清晰，一位曾跟他合伙做过生意的人告诉本刊记者，张根玉做过木匠，跑过运输，做过工程，开过煤球厂。村里人都说他为人不错，比较和善，没有什么架子。三给村村民告诉记者，张根玉讲究人情往来，尊敬老人，村里面亲友家的老人过寿，张根玉要么专程回乡，要么派人奉上礼金。有村里老人做了心脏手术，尽管多年来没有吃过饭喝过酒，张根玉还是亲自送来1万块钱。他没什么不良嗜好，对赌博的朋友一向看不起，一般的酒场也不参与。

　　但这位村民讲述中的厚道人，在商场上的口碑却远不如在村庄里。朱建国说，张根玉入主煤矿后，并没有兑现每开1吨付给他2元的承诺，东方公司更是控诉与张根玉的合作就是一个骗取投资的陷阱。在山西省商务厅的信誉背书下，张根玉和东方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在香港注册成立“中华煤炭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中华煤炭投资1亿元人民币和东方公司发行价值3亿港元的股票，并购张根玉实际控制的太原三兴以及山西三兴等三家公司100%股权。

　　但获得新的采矿证后，2007年张根玉与弟弟张新玉互为原被告，以投资未到位为由，要求撤销与东方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他们的诉讼得到了当地法院和商务厅的支持。判决解除与东方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恢复原股东身份。也就是说，东方公司4亿元投资尽失，从煤矿出局。

　　如今，张根玉行踪成谜，当地人传说他去非洲津巴布韦开创新的事业。时至清明，本刊记者在三给村一户人家的丧宴上，见到了诉讼中的原告方——弟弟张新玉。他大约1.78米的身高，身着休闲西装，远远看去，反光的腰带和腕上的手表让他在村民中间显得与众不同。今年55岁的他头发乌黑，但脸上的皱纹很深，根根立起的短头发，看起来颇有霸气。他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彪悍的受害者

　　从吕梁市区前往白家峁村的路上山沟延绵。因为水源稀缺，所以作物稀少单调。沟坡上仅有少量树木、杂草和大片裸露的黄黑色山地。生活在这里越来越艰难。从2007年起，年近70岁的成金文(化名)每个月要花4元多钱，到十几公里外的镇上买1.5吨水，用车拉回来，存入院子里挖的旱井。这是他和老伴一个月的用水量。虽然煤矿只断断续续开工3年，但已经留下了给村庄的伤害。本来就在枯竭的地下水更少了。成金文房子的外墙上，能看到明显的裂缝。他说是矿上挖煤后，地层下陷后出现的。用来收集雨水的旱井井壁上也同样出现了裂缝。“3米以上的位置都不能蓄水了。”成金文对本刊记者说。

　　消失可能是这个村庄不可避免的命运。工业化在争夺村庄的人口。800多人的村庄，真正的常住人口不过百来人，有点能耐的青年人，都搬去吕梁离石市区居住。煤矿开采也会日渐侵蚀它的环境。“我们这里是定了要移民的村子。”成金文说。到那一天，村民们连跟煤矿的地利之便都失去了。他们并不打算反抗大势，只希望在和煤矿彻底断绝关系前拿到最大化的补偿，作为下一步去陌生地方生活的资本。这种弱者为了生计的反抗和争取，有时也会迸发出彪悍的力量。

　　2008年，曾被赶离村庄的成平顺在一些村民的邀请下，重新回到村庄竞选村主任。“他承诺如果当选，什么事都不做，就去打官司，帮村子把煤矿拿回来。找到新的承包方后，每个村民分10万元。”成金文对本刊记者回忆。这个承诺得到白家峁村民的大力支持。为了防止贿选再度发生，选举前一个月，100多村民还去县政府上访，要求净化选举环境。“上访第二天，县里公安、人大、民政局、法院来村里，叫村民出来谈话，说不许贿选的事情。”这一年，成平顺高票当选。他确实为打官司四处奔走，甚至向最初的承包者刘志斌、朱建国问计。2009年6月30日，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确认山西省国土资源厅2002年4月做出的变更行为违法，撤销该厅于2006年颁发的采矿许可证。

　　这看起来是白家峁村在煤矿争夺战中最好的时光。不仅官司获胜，而且2009年山西省开始煤炭资源大整合，白家峁和邻近三家煤矿确定整合在一起。作为其中规模最大者，白家峁煤矿无论是被更大的资本整合，还是作为兼并主体，都有巨大的利润空间。这意味着村民们刚拿回的采矿权又升值了，他们兴高采烈地涌入矿区保卫资产。

　　2009年7月1日清晨。“5点多，我们还在睡觉，村民们冲进矿区。先把办公楼顶竖着的山西三兴煤焦有限公司牌子中的‘三兴’两个字推倒，然后把我们从屋里赶出来。”一位当时在矿上的管理人员对本刊记者回忆，“他们拿着木棍和铲子，像赶小猪一样，把我们赶到矿区外面的公路，我们在那里露宿了3天。大部分矿工穿的没带，吃的也没有，连钱都来不及拿。我见势不好把屋里的几千块钱揣进兜里，露宿那几天，就用这点钱借给大家买吃的。后来公司和当地政府交涉，煤矿必须要人回去维护，不然井下瓦斯浓度超标会出危险，才让我们回去。但村民们又把矿区门口守住，不让我们出来。”

　　

　　在白家峁村民们最扬眉吐气的这段时间，弱者对弱者的折磨也不手软。据那位矿区的管理人员回忆，村民们每天分3批人值守。大部分村民守在矿区门口，不准人进出。环绕矿区约两里多的公路上，几辆摩托车来回执勤。发现外界试图与矿区内联络就打电话，大批村民很快赶到。严防死守下，矿工们3个月难以吃到青菜，公司的车只能晚上偷着来送给养。和矿区电话联络后，开到公路边把方便面等干粮推下山坡立刻就走。这位管理人员说自己想出去理发都不行，头发长到脖子后。“我们只好给公司打电话，说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们没法干了。”

　　2009年10月12日中午，山西三兴的煤矿保安科科长李保明带着两大卡车打手包围了矿区，对守在那里的村民大打出手。4名村民在械斗中丧生，有死者的身体甚至被对方开着大卡车碾压。短暂享受3个月的主人翁快感后，村民们见识了资本与乡村戾气结合的血腥和恐怖。

　　混乱

　　成运强的人生可谓几经沉浮。2002年后，因村集体采矿证被改变性质一事被村民记恨。2007年到邻近的虎山煤矿拉煤，却卷入一起大股东和小股东的冲突，遭到殴打，弟弟成维秀被杀死，成运强被临县警方以黑社会罪上网通缉，后被判入狱4年。但2011年底的村集体换届选举中，他又被选为村主任。村民们解释他能获胜的原因是乡村行政区划的变化——在“撤乡并镇”改革后，白家峁村和邻近的两个自然村合并。新增加的400多人，在选票上占据新村庄的半壁江山，但并不分享煤矿利益，对成运强也无什么私人恩怨。成运强获得另两个自然村的大部分选票。至于一个刚结束牢狱之灾的人，何以得到他们的支持，又是一个新的“村庄铁幕”。

　　总之，成运强像不倒翁一样又站了起来。据说他身后仍然有三兴公司的身影。虽然因为2009年的血案，山西三兴已经出局，但变更名称是这个故事里经常出现的伎俩。在临县政府出具的文件上，负责整合白家峁煤矿和其他三家煤矿的主体是紫鑫集团。这个看起来陌生的名称，背后是几家企业合体，据说三兴公司也有股份。

　　白家峁煤矿的争夺越来越混乱。在血案发生后，朱建国积极介入处理，安抚村民，还联系了一家永宁煤焦有限公司，在2010年5月23日和村集体签了承包权转让合同。永宁已经将600万元付给了村集体。但当时的村主任成平顺并没有兑现给村民每人10万元的诺言，村民们拒不认可这份协议。2010年，政府组织村庄自主甄选承包主体，一共有5家煤矿企业参与竞争。它们各自寻找熟悉村庄的代理人，在村内活动拉选票。刘志斌也成为代理人之一——虽然在资本的舞台上，他是被解雇的龙套，但是在乡土社会中，他具备的人脉仍然有价值。

　　事态发展让朱建国很生气。他认为自己和村庄签订的承包契约受到了忽视和侵犯。他写了封申诉书，质问政府在自己已经主持村庄与永宁公司签订合约后，为什么还组织村庄进行选举，“造成村民两死者不埋，14个伤者不出院”。政府这么做，“到底是在支持村民卖什么？采矿权、经营权，还是财产权？”他给本刊记者一张法院的判决书，判定他主持的永宁煤焦有限责任公司与白家峁村委会签订的煤矿转让合同书有效。但显然和这个煤矿历史上出现过的无数纸判决一样，没有人理会它的效力。

　　国家从2002年推行煤业改革，由关闭小煤矿开始资源整合，所有政策的指向都是希望用大资本替换小庄家，求得煤矿生产的安全和效益。但在白家峁煤矿的链条中出现过的最大买家已经退出了。东方公司在发给本刊记者的采访回函中称：公司已于2010年7月31日与山西省合作方签署和解合约。东方公司同意收回和解金额1.92亿港元。基于尊重和解合约精神，东方公司管理层无意再对此事发言。“这不是个大的损失。我们是国际大集团，还撑得住。”一位公司高管解释，“和解是无奈之举，因为耗不起那么多时间。”公司现在国际上做石油生意。白家峁煤矿的纠纷给他们的教训是，绝不再回这个地方来做生意。

　　煤矿又回到本地人的混战，最大的资本家就在邻县隔壁的煤炭大市柳林。为了在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合约尚未签订，至少有3家企业直接给村民的银行卡上打钱，有两家给12万元，有一家给6万元，说起这个混战的结果，县里官员呵呵笑着对本刊记者说：“现在老百姓可是得了实惠了。”

　　“本来很简单的事情，现在被搞得特别复杂。特别是每个公司背后都可能有官员的支持。但你不知道背后是谁！我已经烦了。”朱建国抱怨着。他开着银色保时捷，熟练地在吕梁夜色的车流中穿行。虽然刘志斌评价他“没什么文化，农民出身，现在也是农民”，但他在这里生长，熟悉这里的规则。他现在经营着一家枣业公司，与国家大力推行的生态农业相关，而且自认还是解决煤矿问题的关键人物——他还保留着村集体最初和他签订的50年承包协议。“不跟我解除承包关系，到国土厅办证时能通过吗？”

　　停滞

　　孙正发还留在矿上。他从2004年被聘请到矿上做经营管理，帮助煤矿从一开始年产1万多吨提高到现在最高年产量70万吨。按照孙正发的管理经验，煤矿赚钱靠的是扩大产量。但白家峁煤矿争夺最激烈的战场从来不在这一环节。相比村集体的频频换人，采矿证所有人几度易手，一线的管理人员却近10年没有变化。

　　每隔两天，孙正发和几个工人要下井排一次水，这是矿上现在唯一的工作。他们从一个斜式井筒口，步行700米到排水作业点。血案发生后煤矿即被关停，3年没开工的井筒周围一片废土。井口用帆布遮挡一半，露出森森冷气和深不见底的黑暗。孙正发说他还留在这里的一个原因是：“这个煤矿最安全。天然条件好，别的煤矿瓦斯浓度有10加瓦，这个煤矿只有0.03加瓦，停工3天都不会超限。井下安装了智能化的电子保护开关，花500多万元配置了两套铲煤机和运输机，井下采煤不用放炮。”

　　但这个“最安全的煤矿”已经要被淘汰了。国家对煤矿开工的新标准是年产量120万吨。这意味着如果要跟上国家的新标准，煤矿必须要做结构性的改变。“原来的供电系统已经不能用了，要独立的3.5万伏高压系统。当初花2000多万元建的斜式井筒、400多万元建的运输带都要换。”孙正发对本刊记者说。

　　更重要的是，那张价值4亿元的采矿证已经消失了。2009年10月16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认定山西省国土资源厅2002年为山西三兴办的采矿许可证的行政行为违法，判决撤销山西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给山西三兴的证号为1400000633097采矿许可证。新的采矿证不知何时可以办好。复杂的争斗格局已成，村民、村集体、地方政府、煤业公司……任何一种力量都有可能影响局势，阻止煤矿复工。但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决定局势，推动煤矿复工。

　　2012年4月的白家峁，天色澄蓝。看不到飞扬的煤灰和黑烟，不停吹拂的窜沟风，荡涤了黄土高坡上的尘土，山峦显出一张沧桑却干净安宁的脸。一位当地煤矿业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向白家峁煤矿学习”已经成为当地村庄的口号。邻县20多家村管煤矿，正常开工的寥寥无几。

　　村民们并不在意村庄经历对大局的影响。当本刊记者第三次来到这个村庄时，他们重点想谈的是村里还有20多个嫁出村庄但户口没有迁出去的女儿，她们在村里有土地，有选票，却没有得到几家公司的20多万元打款。这是村庄最现实的新问题。村民们一个一个对记者数出她们的名字：成文平、成元春、郝彩林、成银梅……这个村庄和煤矿的故事，如此跌宕起伏又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