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金改方案出炉前后

　　最快的还是国务院。其间从七个部委到人民银行，再转到七个部委，该方案经过层层修改和审批，还间隔全国“两会”，整个过程仅用了近5个月，速度之快，其重要程度，可见一斑。

　　◎文/本刊记者 吴晓青

　　周德文红了。

　　在温州，周德文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因为他是第一个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金融改革试点设想之人，是第一个提出“吃螃蟹”者。

　　周德文的职务是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会长，同时还是浙江省人大代表、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他名片上的职务众多，每天都与温州各种民间资本打交道，堪称“温州模式”和温州民间资本的发言人。去年10月，当温家宝总理在一个多月内两次来到温州考察时，也许是机缘巧合，他当场向总理提出了中国加快推出金融改革及在温州试点金融综合改革的想法，见证了其诞生和出炉的整个过程。

　　很快，在温州市委、市政府、浙江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力促下，这个试点方案从酝酿到出台再经国务院批准，前后仅不到5个月的时间，堪称中国金融改革历史上少有的“高速”，全国乃至全球的目光都聚焦在温州这块不足1.2万平方公里的陆地上。

　　被点名参加总理座谈会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位于温州瓯江畔的海港大厦内，透过偌大的玻璃窗放眼望去，瓯江全景赫然在目，江面上波光粼粼，一艘游船正停靠在岸边，怡然自得。

　　然而，作为会长的周德文每天都要接待数批客人，根本无暇欣赏瓯江美景。这些客人都是来自全国各地，有的是慕名前来洽谈生意的、有的是来投资的，还有的是来考察的，周德文从早上7点多一直到晚上九十点，忙得不亦乐乎。

　　其中，温家宝总理就是周德文“接待”的一位特殊客人。周德文告诉记者，在去年的10月，温家宝曾专程到温州考察，此前还特意派遣了一支国务院的暗访小组，提前到温州实地调研，周德文就被直接点名参加调研和总理召开的座谈会。

　　“这支暗访小组提前一周就到了温州，事先就约定要见我。他们当天晚上6点多到的，第二天一早就来到了我的办公室，主要是国务院秘书局等负责人一行六七人，我在办公室里向他们介绍了足足一个多小时，比如温州现在面临的危机、困难和原因等，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近日，在接受《中国经贸聚焦》记者采访时，周德文回忆说，当时他自己没有想到、也没有提出要在温州试点金融区改革的想法，之前他猜测可能是国务院的某位领导要到温州考察，却绝没有想到这位领导竟然是温家宝总理。而仅在一个多月之前，温家宝总理刚刚来过温州考察，所以周德文与其他与会者一样，对于此次温家宝总理的温州之行都颇感意外。

　　当然，这也并非完全意外。当时温州的老板“跑路潮”异常凶猛。周德文罗列了一串详细的数据佐证：2011年8-9月期间，温州当地约有200多家民营企业家跑路了，自杀的就达10多个，跑路回来的老板只有1-2个人。“跑路的这200多家企业老板大多数都是在温州当地有名有姓的企业，一些小型或者微型企业跑路的就更多了。”对此，周德文心有余悸，其实他早就预测。

　　周德文早在2011年1月份就公开向社会呼吁，并发出三个预警：其一，2011年中小企业生存困难，比金融危机还严重；其二，民间借贷的危机将在下半年集中大爆发；其三，到2012年春节前后，将会有大量的中小房地产企业会倒闭。事实胜于雄辩。结果，都被他言中了。尤其是温州地下民间借贷情况变得越来越糟，愈演愈烈，直至去年的8-9月份集中爆发，引起全球的关注。

　　不过，温州因祸得福。也许正因为出现老板“跑路潮”的起因，温州才获得了金融区改革试点的机会。

　　他与总理对话足足20多分钟

　　国务院调研组走了，周德文原本以为任务已完成，可以放心回老家过“十一”假期。

　　不料，却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去年10月1日上午，周德文携带妻子刚开车出门不到一个小时，他的手机就响了，电话的那一端正是暗访组的一位局级领导，他得知周德文正在返回老家的途中，语调顿时显得很遗憾。

　　“我很敏感，当时就听出来了。我对坐在身边的妻子说，肯定是中央有领导要来温州调研了。果然，当天下午，我又接到了暗访组的另一位副局长的电话，他就明说了：‘最近，国务院有一个领导要到温州调研，我们已经把做调研时你讲的情况都汇报了，领导很希望你能参加。’我回答，‘好的，那我什么时候回去？’他说，‘最好是明天就回来。’”周德文略有所思地说，当时他就一直在猜想这位领导到底是谁呢？百思不得其解。

　　一直到第二天下午，周德文又接到了第三个重要电话，是温州市委办领导打过来的，电话里对方显得有些焦急地问，“你在哪里？如在外地能否马上赶回来？”这一次，周德文才猜到，这位领导肯定是重量级的，来头不小。

　　10月3日中午，周德文匆匆赶回到温州，当天晚上他又接到了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原国务院暗访组的领导打过来的，他开门见山地对周德文说，“明天首长来温，你一定要如实地反映情况，我们首长喜欢听真话的，你对我们怎么说，明天就对首长怎么说。”显然，这位领导做事周密，生怕周德文不敢说真话。

　　有趣的是，过了一会儿，周德文又接到了一位温州市委办领导的电话，对方也希望周德文如实反映温州的情况，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争取中央出台对民营经济、中小企业有利的政策。这两个电话一前一后，相差不到一个小时，充满了戏剧性。其实，长期从事温州民营经济、民间资本、民间借贷研究的周德文胸有成竹，自信自己第二天的汇报能让中央和地方政府满意。

　　果然，第二天温家宝总理直接从机场来到了专场的企业家座谈会上，并亲自主持。会前，共指定了7个人发言，其中6个都是企业家，周德文是唯一的一位商会会长和学者。

　　按照事先规定，每位企业家的发言时间仅为5分钟，由于时间很紧张，参加该座谈会的有多位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发言时间必须控制好。但周德文又例外了。

　　“当时，每一个企业家轮流发言，每人都限制在5分钟内，但我与总理对话足足长达20多分钟，其间没有任何人阻止我。因为我讲得比较系统，总理还一直不间断地与我对话。”周德文回忆说，当时基本上是他讲一句、总理就会插话一句，两人互相交流起来了。

　　金改方案出炉只用了5个月

　　当时，温家宝总理问周德文，为什么温州会出现这些情况？他详细地分析了国内外及企业自身的原因，解释了一番。

　　同时，周德文还提出了五个建议：第一个是税制改革，他呼吁：直接、大规模为中小企业减税；第二个就是金融改革。周德文说，国家金融体制已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甚至阻碍了经济发展，现在金融机构还是高垄断、高管制的，这与我们国家市场经济的地位是不相称的，现有金融机构设置的层次很不合理，涵盖不了大量的中小企业，所以一定要打破这种金融垄断，设立大量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民营中小银行。

　　周德文罗列数据说，去年他参加全国工商联的调研，涵盖了全国16个省市，调查的结果令人惊讶不已，即全国90%的中小企业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倒过来说，也就是90%的中小企业不可能从银行取得任何贷款。小微企业更甚，这个比例甚至高达到了95%，它们都没有与银行发生过借贷关系。

　　“究其原因，这与我们金融机构设置不合理有很大关系。我当时对温家宝总理说，您(指的是国有资本)不可能去设立那些小银行，那就把这块蛋糕拿给民间资本去吃，让民间资本去筹建与中小企业门当户对的小银行。”周德文深有感触地说，当时温家宝总理点了点头回答，“你批评得对，批评得很中肯。”

　　周德文进一步分析，国家颁布新36条至今已有一年半时间了，其中虽然明确了民间资本可进入金融服务领域，但实际上根本无法进入，遇到许多阻碍。此时，温家宝总理马上回应说，“确实是这样。我也听说遇到了‘玻璃门’、‘ 弹簧门’现象。”

　　周德文认为，目前中国金融体制落后还主要表现在：大量的民间借贷仍处于地下状况，并形成一股很大的力量。为此，他举例说，温州的民间借贷2011年约有1200亿，浙江省是1.5万亿，全国是3.7万亿，民间借贷在温州几乎占到正规金融机构的五分之一，这么大规模的民间借贷却处于地下状态。因此，民间借贷应尽快合法化、规范化和阳光化。

　　对此，温家宝总理频频点头说，国家近年来一直在推进金融改革，但金融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必须逐步推进。“就在此时，我脑子一下子突然冒出来的一个想法：温州可以搞一个金融试点！我便立刻对总理说，“是否可以在温州率先进行金融改革？”周德文认为，反正温州是一个小地方，试点成功了可杀出一条血路，总结经验教训向全国推广，如果失败的话，天也塌不下来，因为温州本身就是靠民间资本发展起来和推动改革的。结果，连周德文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当场提出的这个建议，立即获得了总理的认可。

　　“总理当即对坐在旁边的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说：你们研究一下，我觉得可以考虑。随即，总理又对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说，会议以后，你们要主动与人民银行沟通，尽快拿出试点方案，报国务院审批。”当时，浙江省委、省政府和温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温州的同志听了都很高兴。温州市委、市政府及时提出了在温州建立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的建议，得到总理认可。其实，温州市委、市政府早在去年1月份，就对温州金融改革进行了部署，制定了地方金融改革与创新的总体方案。

　　总理座谈会结束后的一周，温州市委、市政府立即着手研究和制定金融综合改革的试点方案，经多次讨论和修改，上报给浙江省委和省政府，仅一个月之后，市委、省政府就把方案呈报给国务院。最快的还是国务院。其间从七个部委到人民银行、再转到七个部委，该方案经过层层修改和会签，在这期间还间隔全国“两会”，也就是说，整个过程仅用了近5个月，速度之快，其重要程度，可见一斑。

　　“十二条”仍有待细化

　　周德文坦言，目前国务院颁布的“十二条”中的内容都是原则性的，都比较含糊，温州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及时把握住这一历史机遇。目前正紧锣密鼓地制定每一条的实施细则和操作规程，预计到今年底之前，这些细则都将逐一出台，当然民间借贷只是其中的一项，还包括个人资本的海外直投等细则。

　　“其实，个人资本海外直投的方案温州在一年多前就已经出来了，当时甚至都向社会推出了，政府网站也挂出来了。但当时未获得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批准，只好叫停了。”周德文告诉《中国经贸聚焦》记者，这次正好借金融改革实验区再次提出来，并顺利获批了。

　　据官方数据统计显示，温州在海外有60多万华侨。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些。周德文说，保守估计至少有近100万温州人在海外，在全球137个国家都有温州人的投资。资本是没有国界的，而之前，温州的民间资本是通过地下渠道到国外去进行投资和流通，这些渠道类似国际地下钱庄，很不安全，有的必须通过第三方中转地。周德文呼吁，中国加入WTO已经10年了，世界经济也已经实现一体化，国家应该更加开明、开放，必须采取疏导的方法，允许个人资本海外直投，让资本在国内外流动起来。

　　“从‘十二条’来看，个人资本海外直投的闸门总算是打开了，但打开多少，就不知道了。在这点上，我与一些学者和政府官员的观点不一，他们认为这闸门应该越小越好，闸门开大了害怕风险，这个观点我太不赞同。”周德文表示，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温州有70%的企业都与外贸有关；第二个原因是温州人本身就喜欢投资，而2009年至今一直在国内这些投资无门，资金就只能集中某些特定领域，比如房地产、煤矿等给温州人惹来骂名的投资行业，其实在国内有很多行业已被垄断了，民间资本根本无法进入，遇到严重的“玻璃门”、“弹簧门”现象。所以，温州从2009年开始，就有不少民间资本流到海外去了。

　　虽然，在“十二条”中对于个人资本海外直投的方向是给予支持的，但具体的内容和操作仍比较含糊。令周德文不解的是，为何还要在“个人资本境外投资”这句话前加“研究”两个字呢？显然，官方态度不明朗。

　　此外，在“十二条”中提到的“村镇银行”：允许民间资本依法发起和参股村镇银行，社会各界对这句话争议很大。周德文表示，既然允许民间资本可以作为发起单位筹建金融机构，说明已经打破原有法律框架，那么在试验区内民间资本就不必一定非让所谓正规金融机构来作为主发起人和控股，但这条前又加了“依法”两个字，这有两个法：一个是上世纪出台的“银行法”。其明确规定民间资本不允许筹建金融机构，这就产生矛盾了；另外一个就是村镇银行试点条例，该条例规定一定要有正规金融机构来发起并控股村镇银行，所以，这一条显然矛盾重重。

　　当然，周德文认为试点方案表述模糊未必是坏事，模糊才给了地方政府改革的弹性和空间，这才有试点的意义。但金融综合改革试点不可能全部成功、十全十美的，其中可能有某一两条失败，失败也没有关系，可以总结经验教训、完善方案，推到重来嘛。连周小川也说了：“允许试错。”

　　回应“温州又改革”之误传

　　之前，社会上有一种声音：温州此前曾有过一个金融试点方案，上报国务院未批准。吴英案发之后，温州将此方案稍微修改之后再次上报，这次竟然获批。所以，温州又改革了。

　　“这是误传，温州金融综合改革方案从未有过上报未批准之事。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我们确实多方呼吁：要加快金融改革的步伐，民间借贷要立法。央行曾做过一个‘放贷人条例’，曾经4次上报国务院都未获批。但这个方案与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点方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案，不可混为一谈。”得知这个误传之后，周德文吃惊地如实说。

　　周德文解释，由于温州的民间资金比较活跃，曾经有过一些金融发展的总体规划，比如根据温州的“十二五”规划，就曾做过相关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的方案，其内容与金改试点的方案有一些共同之处，但不完全一样，是两个方案。坊间大概由此以讹传讹，造成误解。

　　据介绍，目前根据国务院“十二条”制定的温州金融改革总体方案，已经报到省政府审批，审批后还有待进一步细化，然后付诸实施。根据初步规划，温州的小额贷款公司3年将增加到120家；村镇银行在5年内将达到50家等等。

　　除了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操作细则之外，其他条款的实施细则都还没有正式出台。“这些细则大概还需要半年的时间，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逐一出台。比如，根据‘十二条’的试点精神，将允许小微企业发行企业债券，也就是小微企业可以用老百姓的钱来融资，但这风险很大，如果发生纠纷，谁来赔偿呢？难道让政府财政赔偿？那谁来托底呢？所以，这个细则要慢慢来，急不得。”周德文如是说。

　　小额贷款公司成“香馍馍”

　　温州金改“十二条”出台之后，其民间资本流向何方？其实，大多数民间资本都处于等待和观望之中，而小额贷款公司却成了香饽饽。

　　“从2009年至今，温州资本都处于等待、观望、徘徊状态。”周德文对本刊记者说，他现在每天都在与资本打交道。举例说，他担任理事会主席兼首席经济学家的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的资金库里有150亿的资金一直滞留，正在四处寻找好的投资项目，但太难了，因为好的项目都被特殊利益集团牢牢掌握在手中，民间资本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真正好的投资项目很难找到。”

　　周德文分析说，温州金改试点出台之后，有两类人群受益：第一类是遇到了生存困难，急需资本支持的企业，希望金融改革能把民间资本聚集起来，给企业输血救活企业，第二类是有钱的老板，他们看到了新的投资机遇，希望能够筹建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组织，拓展投资渠道。

　　温州“十二条”出台之后，很多中小企业的老板“坐不住”了，小额贷款公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采访的间隙，周德文的手机响个不停，大多数都是询问关于小额贷款公司事宜。“现在，我们投资中心正在帮助企业筹建小额贷款公司，很多企业都主动找上来了，我们的小额贷款公司设立，最低的投资标准是1000万，最多达2000万。当然，小额贷款公司都要报到省里去审批的，包括对其申请的企业资产、股东等资质进行审计，以进一步降低小贷公司风险。”周德文对记者说，按照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主发起人的股份占20%-30%，其他持股股额最多不能超过10%，最低1%也行。这是借着温州金改的春风，让小额贷款公司能引领民间借贷走向规范化，更加阳光化，避免以往仅凭信誉担保的风险。

　　相对来说，中小企业更愿意找小额贷款公司，手续更加简便，当然利息更高一些，理论上是基准利率的4倍，一般都是月息1.6分左右，1.2至1.8分之间，也有2分多的。当然，纯粹的民间借贷也有超过基准利率4倍以上的，甚至能达到10倍的，但这种民间借贷潜在的贷款风险极大，也是民间借贷的顽疾所在。

　　周德文说，从2008年至今，温州的小额贷款公司目前已设立并正常运行的有28家，总体运行情况不错，计划在今年底前还将成立30家，未来的3年共要成立100至120家。

　　另外，小额贷款公司的发起人或者股东原则上是本地人，但也没有明确规定不让外地企业来投资。而在外地经常出现外地人没钱但有指标，而在温州地区都是有钱没指标。所以，有很多温州人都到外地去投资小贷公司和村镇银行。

　　有人担心小额贷款公司数量的增加，势必会冲击村镇银行和正规的金融机构。周德文认为：其实不然，因为小额贷款公司只需取得工商执照即可，而银行是要获得银行许可执照的；村镇银行是可以吸储的，小额公司是不能吸储的，只能用自有资本来放贷，但可以向银行拆借资金，其数额一般不能超过注册资金的50%。所以，两者的性质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