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是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在今年和“十二五”期间，这都将成为进一步改善民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内容之一。不过，在当前复杂的经济环境条件下，如何协调好各项政策之间的关系，在抑制通货膨胀预期的同时，又能实现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目的，则是对我国宏观调控水平和能力的一大考验。

　　去年以来，由于通货膨胀形势日益严峻，管理层出台了一系列紧缩性的宏观政策。这些政策除了货币政策等经济手段外，还大量地使用了限购令、限价令等政府干预色彩浓厚的行政手段。应该说，这些调控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值得关注的是，许多调控措施本身就具有双向甚至多向的效应，医治一种“病症”的药方，往往成为加重另一种“病症”的诱因。以加息为例，加息通过提高信贷资金成本的方法，减少市场对货币的需求，从而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不过，加息特别是对称加息不仅会遏制投资需求，也会导致消费需求下降，进而使总需求下降。一方面，在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症问题始终不能得到解决的情况下，抑制投资过热始终是我国宏观调控的一项重任。另一方面，如何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同样是我国经济政策的主要着力点。

　　但现实情况是，加息还有可能减少居民的消费意愿，这又与扩大内需、刺激消费进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相冲突。事实上，央行的最新调查表明，经过两次加息后，41.6%城镇居民偏好“储蓄存款”，只有14.2%的居民倾向于“更多消费”，为1999年调查以来最低值。

　　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还有可能导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增大，进而增强将国内消费转移到国外消费的动力。加息和提高银行准备金率减少了人民币的需求和供给，使得市场中流通的人民币数量减少，这客观上具有了使人民币汇率上升的效应。人民币升值，又意味着海外购买力的增强，于是，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反而变成了“墙内开花墙外香”。据高盛统计调查显示，中国奢侈品消费已经从去年的第二位上升至第一位，而且40%以上的奢侈品是从境外购买。而根据国家旅游局的估计，去年到美国去旅游的大概有100万中国人，平均每个人退税购买的商品在7000美元以上，总计有70亿美元之多。如果算上国人在英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购买商品的金额，数目将更高。

　　此外，紧缩性的政策还将导致中小企业经营更为困难，而中小企业又是我国劳动力就业的主要场所。企业效益不高，涨工资的动力就不足，提高劳动者的消费能力也就无从谈起。

　　因此，在实施紧缩性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防止出现伤及国内消费的倾向。

　　为此，应该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积极财政政策在诸多方面可以对冲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积极采取减税措施减轻企业负担，加大改革个人所得税的力度；另一方面要加快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收入是消费的决定性因素，努力提高居民收入，使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和企业效益提高同步；此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也必不可少。社会保障制度有助于减少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消费能力，是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重要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