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以超 

　　关于三峡大坝的功过誉谤之争，也许注定会持续许多年，甚至远远超过大坝本身的设计寿命。

　　最新激起千层浪的，是国务院于5月18日通过的《三峡后续工作规划》。《规划》指出三峡工程在发挥巨大综合效益的同时，在移民、生态、地质灾害等方面还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三峡蓄水后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恰逢今年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又遭遇50年来最为严重的干旱。截至5月22日，在鄱阳湖，目前水域面积只及去年同期十分之一；在洪湖，目前水深最深处不足一尺，“浪打浪”的场面早已随歌而逝。

　　因此，在民间，颇有不少声音亦把这种气候的反常，归咎于三峡大坝的兴建。

　　和地震的形成机理一样，气候本身也是一个无比复杂的巨系统。很难单独界定单一因素对于整体的影响。要想100%证明，三峡大坝和这些气候变化反常行为无关，乃至与汶川特大地震无关，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任务。

　　只要一句话，就可以百口莫辩了：你怎么知道不存在目前科学尚不清楚的影响机制？你怎么知道三峡不是那根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万能稻草”？

　　对此，个人态度是，赞成进一步加强三峡大坝对周边小气候，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的气候系统影响的研究和投入。虽然上马前这些亦有论证；但毕竟当时技术条件有限，而我们对气候的认知能力，也在不断提高之中。

　　但我还是反对把任何气候反常都断然归因于三峡大坝。实际上，中国历来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度，在任何一个人口聚集之地，只要历史不太短，对旱涝的文字记录都十分丰富；有些前所未有的、大面积、长时间尺度的灾害，甚至直接影响朝代变迁。而这些都是在现代化的水利工程诞生之前。

　　更何况，自2003年以来，在全球范围内，从美国到欧洲，从澳大利亚到中东，飓风、洪灾、高温、干旱以及罕见降雪等极端气候事件，亦屡见不鲜。鲜少有其他国家的公众将这些归咎于单一水利工程。

　　长江上游大量干支流水利设施的建成投入使用，中下游不断增长的居民消费和工业用水需求，以及大量基础水利设施年久失修，都可能加剧长江流域当下的干旱。执着于三峡一个大坝的兴废，无益于事态最终解决。

　　当然，在各种极端性气候事件面前，如何有效地协调利益机制，充分发挥三峡应有的积极作用，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

　　毕竟，三峡工程的运行管理，关系到多个省份、多个部门的切身利益。因此，应更多引入利益制衡机制，以最大程度发挥其外部性，而不仅仅谋求发电等可见的经济收益。

　　三峡本身就是一个综合性水利枢纽工程。按照最初设计，它兼具防洪、发电、航运、灌溉等多方面功能，现在可能还要加上生态维护。鉴于各个目标之间，很多时候无法避免内在冲突，因此，在监管和协调机制上，这些角色的代理人，都不应须臾缺位。

　　此外，对于已显现出来的负面影响，比如对地质灾害、水质污染带来的变数，更应有长期规划。在大坝全面建成后，可能需要数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建立新的动态平衡；这个过程更应加强监测、防治力度，以防微杜渐。

　　即使进入相对稳定期，长期监测和预防也不应松懈，这方面的投入须从体制上加以保障。我们甚至要考虑到，将来大坝一旦退役，所需要付出的生态治理和修复成本；只有如此，才能保障整个库区乃至下游的长治久安，才是真正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负责的态度。

　　(本文摘编自财新网，作者系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