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三峡工程只是一个缩影，更多的关于公众切身利益的决策同样是在不透明的黑匣子之中被做出。

　　一石激起千层浪。

　　近期，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议终于最终得到官方层面承认。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期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三峡后续工作规划》(下称《规划》)和《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同时指出，三峡工程在发挥巨大综合效益的同时，在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这一表态的直接原因，来自近期长江中下游遭遇50年来罕见干旱。迅速引发了外界关注，并在网络上引起诸多回应。先是各路权威专家出面背书，力证三峡不会成为“第二个三门峡”，而当前大旱与三峡工程的关系仍旧有待推敲。不过网络之上，舆情激愤，已经开始三峡工程的功过讨论，而曾经反对三门峡以及三峡工程的的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则成功复活为斗士。

　　三峡工程从讨论到开工，争议颇多，这是一笔算不清楚的账目，功过目前尚未到盖棺论定时候，猝下结论无疑是对于自然以及科学的缺乏敬畏。进一步看，当前的争论与其说是纠结于三峡工程的结果，不如说释放了公众对于重大公共政策形成机制的压抑。所谓公共政策，本来就应该和公众挂钩，然而很多时候公众在其中的弱势地位，往往沦为沉默的大多数。

　　公众参与到公共事务，难在何处？首先是成本。张五常曾经撰文指出公共决策中政府主导的优势。比如东海大桥和杭州湾大桥“层层拍板拍得快，施工也快。这样的速度只有独裁决策才可以办到”，对比的是美国：“记得美国要建公路，单是吵闹、论经费就花上好几年，环保更头痛，征用土地也麻烦，而过了十年八载的议决，动工了，不半途要不是工会闹事，就是压力团体反对，或诉之于法，搞得成本上升逾倍，经费不足，最后要更改设计，或索性停工不干，使中断的悬空公路高架彷佛巨型新潮雕塑，默默无言地屹立数十载”。

　　看张老言论，地方政府一声令下果然效率神勇，然而如果错了呢？是不是错的更快呢？公共选择理论一大进步之一，将政府由过去的中性乃至伟大的守夜人角色褪色定义为理性人，揭示政府也是由诸多存在利己动机的个体组成，关于公共政策复杂面孔方能逐步显现。最好的政策，当然是能够平衡政客以及民众利益，然而，世间没有免费午餐，这也使得诸多决策之中，公众的利益被置换漠视。

　　三峡工程只是一个缩影，更多的关于公众切身利益的决策同样是在不透明的黑匣子之中被做出。政府滥用权力在美国可能也不鲜见，典型如全球都存在的土地征用问题。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已经和大法官波斯纳讨论这一话题。

　　贝克尔指出，即使《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的征用权条款规定“不给予公正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征做公用”，政府滥用征地权的可能仍旧存在，什么是“公共使用”？什么是“公正赔偿”？征用权条款在现代经济中是否合理？与之对应，波斯纳认为正是土地所有者“顽固抵抗”始终存在，这也使得政府赔偿永远低于业主心理估价，否则也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拍完成交易，关键在于如何界定“公共使用”：在于如果政府把私有财产从个人或公司手里夺走，再转给另一个人，在此过程中总价值有没有提高，如果有就是，如果没有则非。

　　然而这并非一劳永逸，谁来评估这一价值呢？而且这一价值的判断需要付出多大的成本呢？正如三峡工程、计划生育等等诸多影响巨大的公共政策，其效应往往要在多年才能完全体现，而到当时，很可能已经付出足够代价。在此情况之下，除了政府与相关利益方之外，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显然应该有存在的空间。

　　正如贝克尔所言，“通过税收和监管，现代政府无所不能。”那么，在讨论过程之中，公众特别是预期未来可能受到损失的那部分民众，就更应该得到更多参与权，这一结果可能没有效率，也可能继续错误，但是至少是最后为这错误买单的人为自己争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