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

　　必须尽早主动推进全方位改革，才能筑起抵御增长减速的“防波堤”。扩大对外开放具有格外重大的意义

　　是“硬着陆”，还是恰恰符合调控意图，是时下中国宏观经济之争的焦点。但是，中长期经济增速必将下滑已渐成共识。对此，中国政府尚无未雨绸缪之策。这一巨大的“改革缺口”将构成日益严峻的挑战。

　　经过30余年迅猛增长，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幸或不幸，中国迄今并未经历过一次真正的经济危机。然而，大政府、高投入式的增长已呈现疲态。如果说本轮全球金融危机揭开这一经济神话终场之幕，刘易斯拐点的临近则树起某种无可逃避的大限。诚然，对中国经济社会前景大可不必过度悲观， 13亿人口蕴藏的增长潜力远未衰竭，但是，必须尽早以主动改革，推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全方位改革，才能筑起抵御增长减速的“防波堤”。其中，扩大对外开放具有格外重大的意义。

　　近年来，国内外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纷纷提示未来中国潜在经济增速下滑。世界银行预测，随着今后劳动人口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放缓，中国的GDP增长率将由2010年的9.5%下降至2015年的7.9%。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项课题研究也预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很可能在2015年前后下一个台阶，由目前的10%降到7%左右。这些判断反映了观察家们对中国既有发展方式的深刻忧虑。

　　无疑，对于短期的经济减速或波动，中国尚可抵御。相比其他大型经济体，中国政府掌控着充足的资源，其调控政策亦可迅速显效。然而，倘若经济增速永久性降低而又准备不足，则可能陷入严重困境，引发财政金融危机乃至严重的社会矛盾，在较长时间内难以回到稳定增长的轨道。这些“盛世危言”值得重视，中国政府的职责便在于趋利避害，争取最佳情境。

　　这些警示并非杞人忧天。尽管中国堪称国际上经济复苏和成长的“优等生”，决策层对于社会管理也给予了空前的重视，但是，社会失序迹象依然不时显现，令人对经济增速整体下降后的社会承受力深感担忧。

　　近来发生的社会冲突事件往往与长期积累下来的收入差距悬殊、社会安全网不健全、官员滥权贪腐等因素纠结在一起。应该看到，这类问题与物价上涨、房价畸高等问题本质不同，后者可施以特定抑制措施或政策组合，只要态度坚决、措施得当，假以时日定可见到疗效；前者则牵涉民众平等参与经济活动、分享发展成果的权利。当众多大中小企业停止扩建投资、收缩经营、抛出库存，当千百万人因此生计困顿，人们的价值观将会发生剧变，切不可将它只视为成长的代价。

　　因此，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便不可再停于口头、流于文牍；缩小收入差距，变革社会管理体制，完善社会保障网络，也均有了迫切的现实要求。目前，个人所得税法正在修订，这是政府在二次分配范围内所做的努力，但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关键仍在一次分配。必须调整生产要素结构，必须为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创造平等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提供相近的受教育机会以及就业、创业和创新的机会。走向依赖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才可真正持续。

　　应对经济增速减缓，改革的任务愈发繁重。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体制机制、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领域改革、行政体制改革以及农村改革等，早已被列为改革重点内容，应积极得力地推进。重中之重是以更加开阔的胸怀扩大对外开放。改革陷于胶着之际，以开放促改革仍不失为一种可行路径。

　　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待外资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尽管在经济衰退时也难免滋长保护主义倾向，但其施政绝不会大开大阖。反观中国，部分人士的态度殊难理解：在经济略微减速时即怀恐惧排外之心，在经济高速增长时又极易自大。如此，其对待外资的态度便必然染上过于浓厚的功利色彩且变化无常。从改革之初的趋之若鹜，到后来的挑挑拣拣，到近来或明或暗的歧视，都显露出一种狭隘的实用主义倾向。

　　当亚洲金融危机肆虐时，中国果断实施了结构改革，削减国有部门规模，推动商品房改革，加入WTO，所有这些大刀阔斧的改革均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今天，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仍挥之不去，中国改革的任务更加紧迫。只有以壮士断腕的气魄主动改革，才能为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国奠定长治久安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