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乳品安全国家标准高低的争论，最近再度引起社会关注。在近日举行的一个奶业论坛上，广州市奶业协会会长王丁棉炮轰：中国乳品标准创全球最差标准，标准制定被大企业所左右。内蒙古奶协秘书长那达木德认为：制定乳品标准要从客观实际出发，若提高标准七成奶农将杀牛。(人民日报6月22日)

　　所谓标准之争，本质不过是利益之争。虽然公众不一定搞得清专家所说的“生鲜乳菌落总数、蛋白质含量”，但常识告诉我们，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对自身健康的需求，食品安全的标准只会越来越高。而乳业成了一个另类。

　　更危言耸听的是，一旦提高标准，七成奶农将杀牛。三鹿等食品安全事情曝出之后，矛头都先指向奶农和个体养殖户，错都是他们犯的。现在呼吁提高标准，又把奶农和个体养殖户搬出来，做最好的挡箭牌——不是我们不愿提高标准，而是提高后这么多人的生活和就业怎么办？中国的农业怎么办？这无异于是拿落后的奶业生产实际，绑架了消费者的健康权。

　　牛奶现在已成为一种最普通的消费品，它的安全关系到大众最为重要的的健康权，因而，在所有标准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甚至是讨论过程中，喝奶的人应该是最有说话权的。但我们的标准却被大企业所左右。企业最大目的无非是利益最大化，且多追逐短时和捷径利益。当拥有了制定标准的权力时，首要考虑的不会是喝奶人的健康和权益，而只会是企业如何降低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

　　打着保护民族企业旗号降低标准，却还指望消费者欢欢喜喜购买这种不健康的产品，一旦购买人数降低，农业部官员倒指责起消费者崇洋媚外。总之，横竖都是消费者的错——国产奶之所以起不来，就是你们购买少；购买少了，规模化生产就搞不起来；规模化生产不行，那国标就只能继续降低。如果我们的奶业总是在挑别人的错中延续这种恶性循环，那被消费者抛弃就只能是必然的结果。

　　对一个国家来说，这两方面哪个更重要：提高标准倒逼产业提升，造成乳业暂时的重创；国民自身的健康和对国产货不信任的蔓延。我想，一旦跳出乳业的小圈子，答案不言自明。所以说到底，这个争论，最关键是利益的种子在发酵。

　　当然，从乳业整体来看，问题还在落后的农业产业与发达的商业零售业之间的不匹配。农业产业现代化，仍然是中国市场经济中最弱的一环。发达的商业零售业需要生产环节是集群和规模化的，小个体户的模式将慢慢被淘汰。但现在我国的情况是，大力发展个体户养殖业，然后由公司进行收购，个体养殖的利润又特别低。拿乳业来说，根据内蒙古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钱贵霞的研究，产业链中，奶牛养殖生产、奶品加工、奶制品销售三个环节的投入比通常为7.5∶1.5∶1，利润比则为1∶3.5∶5.5。成本最高、利润最低、风险也最大的个体养殖户，自然会利用一些手段来减轻这种不利因素。他们的诚信也多只限于本乡本土，出了村子就管不了那么多。于是在苏丹红鸭蛋、三聚氰胺奶等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中，最后的根子都落到了这里。

　　而在发达国家，食品安全事件同样也时常发生。但问题大都局限于一两款产品，一家供应商或一个品牌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大多有自己完整的生产链。管制产品的制造方式和管制产品本身一样重要。而我国，一旦出问题，就是整个行业，几乎所有品牌，因为原材料的获取渠道都是一样的。

　　如果国家标准板上钉了钉，改不了。作为喝奶人，我们依然有话要说，那就请用不同标签标注，而且要醒目，这是什么标准下的奶，那是什么标准下的奶，至少让消费者自己去选择价位购买。丁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