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斯坦福教授的30年中国观察

　　罗思高：中国式教育无法应对20年后的经济世界

　　“中国应该考虑推行12年义务教育制，这是目前最重要的课题。”

　　文/邝新华

　　Scott  Rezelle给自己取的中文名字是罗思高，他的正式单位是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专注于农村经济，特别是中国的农村。罗思高出生于美国一个养奶牛的农民家庭，二战结束后其父亲曾经在上海黄浦江修船。“他很喜欢中国，他鼓励我学中文。”同时，因为尼克松政府计划和中国建交，罗思高从1966年开始学中文，他也成为美国最早一批熟谙中文的本土白人。

　　高中毕业以后，罗思高作为交换生去了台湾，“本来计划去三个月，后来待了三年”。1981年他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我在康奈尔大学毕业时中国就开放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那个时候会中文又懂发展经济学的人很少”。此后30年，罗思高跑遍了中国各大省份的农村地区，中国农村的多样化和其中显现出来的问题都成为他的研究课题。

　　中国农村的多样性

　　上世纪80年代初，当罗思高踏入刚开放的中国农村时，等待着他的是一场大讨论。成长于私有制社会的罗思高听到了农村的居民和村镇干部对集体所有制的意见，于是把硕士论文题目定为农村地区的居民承包关系制度的研究。他得到了这样的结论，农业生产应该以家庭为单位而不是通过集体实行的。这样的意见也同样存在于中国经济学家之中，并且逐渐得到政府的认可。

　　中国农村遍地宝，样样皆可做报告。罗思高把博士论文题目也定在中国农村。那时政府在农村建造了许多沼气池，把人畜排泄物以及桔梗等储存发酵，变成新能源沼气。这样的项目即使在最近几年的新能源创投热中也吸引了很多人投资人的目光。当时建设的沼气池后来基本上不能用。“1亿个沼气池当中，有用的不到500万个。中国的项目做完以后基本上不评估，我不知道中国政府浪费了多少钱在没用的项目上。”幸运的是罗思高把博士论文题目定为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因为这才是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当时差不多有3亿农民是在贫困线之下，农民都是靠天吃饭。”今天，连盖茨基金会都认识到中国人种植水稻的技术世界一流，支持中科院做农业技术药物研究，把做出来的技术用在非洲。

　　罗思高总结自己在中国30年的两个研究阶段，一开始是扶贫问题，如何改善土壤、如何多种粮食。“目前中国有3000万到5000万人在贫困线之下，只要家庭里一个人在外打工，6个月就可以脱贫。打工者一个月的工资可以达到2000元，在家务农一年也没有这个数。”后来是劳动力问题，农村劳动力在身体上的缺陷及教育的缺失，会为20年后的中国带来社会问题——罗思高说：“这在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发生过。”

　　农村的健康

　　2006年，一个由西北大学、清华、北大、中科院、牛津和斯坦福大学组成的研究团队开始了全国农村的田野调查。在这次走访中，罗思高又发现了中国农村的很多怪现象。

　　“‘十二五’规划要求每一个农村学校都有一个计算机室。我们调查后发现，1300个学校150个有机房。这些机房的有效利用率不够，要有合适的软件和辅导才能让学生充分利用它们。”

　　罗思高喜欢做一些有趣的调查。2009年，一个非官方的公益组织在山西某小学向300个学生家长承诺，如果他们让孩子一直上学，一年以后的6月份他们将得到1500元。一年以后，这个组织带着钱回山西时，发现只有5.1%的辍学率。而没有得到承诺的另外300个学生辍学率为13.4%。现在通货膨胀了，罗思高认为1500元已经不够了，“我觉得需要3000块”。

　　计划生育后，农村的学生少了，以前是每个村一个小学，现在都在镇上建立中心小学。很多学生因此需要住宿。罗思高研究发现，“平均从学生宿舍到厕所有70米，而且79%的学校没有灯泡，可以想象一个6岁的小孩晚上肯定不敢一个人起床去黑黑的厕所”。

　　2006年，罗思高一行来到福建闽西一个穷小学，那里的校长曾经在福州某中心小学任职，罗问他：“回来以后感觉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校长回答：“营养不足。”福州的孩子吃完午饭都在外面玩，但闽西的孩子吃完午饭后天气再好也在屋子里睡觉。一个营养学家告诉罗思高，可能是贫血。在罗思高和合作伙伴对1.4万名学生进行抽查以后，发现有超过25%的学生都有不同程度的贫血。“中国政府投资很多钱在教育上，老师工资也翻倍了、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但是小孩身体不好，师资、设备再好也没用。”

　　最有效的方式是吃维生素。罗思高说，西北大学经管院的老师和陕西省委书记交流，第二年陕西每年发放一亿个鸡蛋。“但问题是鸡蛋没铁。”罗思高有时很无奈，“我们也赞成强铁酱油、面粉，但西北人不吃酱油，农民吃自己种的面粉。我们有一次要送过去，结果运输费比面粉贵。”

　　罗思高很庆幸，自己的研究报告可以通过中科院的国办直接寄到国务院，直接递给温家宝、李克强的助手。“这个在中国是很特别的，美国没有这个通道，奥巴马从来没有这样看到学者的报告。我们三年来三个科研报告他们都亲自看过。”这也许是罗思高留恋中国的原因之一。

　　20年后的问题

　　经济学教授也深受通货膨胀之苦。“原来我家做饭的阿姨工资一个月才400块，现在2000块。”罗思高认为，工资增长的趋势在中国是“避免不了的”，“你看韩国20年以前的工资水平跟中国现在的工资一样，原来是0.7美元一小时，今天是14美元一小时，相当于1.5万元人民币一个月。”

　　“我是雇主，我花1.5万元一个月雇佣你。你必须懂计算机懂英语。”可是在罗思高的调查中，中国的农村教育并没有为20年后的就业形势和经济形势培养学生。“现在中国贫困地区只有20%到30%的人能上普通高中，40%的人高中辍学甚至初中不毕业。”罗思高说，他们会为一年后拿到1500元的月工资坚持上学，当然更会为每个月挣到1500元而辍学去打工。但他们并不知道20年以后，这些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工厂都会搬到越南、印尼、孟加拉国去，等待他们的是需要懂电脑和英语的工作。

　　罗思高举出对比：“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全体公民都拥有高中文凭，中国台湾在1979年受高中教育的学生到了99%。”他们的教育为他们的产业升级做好了准备，而中国的教育却为中国的未来留下了隐患。

　　“问题是中国是为了现在做教育而不是为了未来做教育。如果从现在开始改变，还有足够的时间，中国应该考虑推行12年义务教育制，美国现在已经讨论17年义务教育制了，如果没有2008年金融危机，应该已经执行了。”罗思高很担心，“每一年都有500万到1000万的人初中毕业后甚至没毕业就辍学就去参加工作，20年后会有多少？1亿！中国政府不管能力多大，1亿人没工作你都能救济了？20年后将遇到的问题，中国应该现在就开始重视。”

　　(实习生李琼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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