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北京7月11日讯 近期，全球巴塞尔协议Ⅲ终于敲定了全球金融监管新框架，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明确表示，为避免全球再遭金融海啸冲击的风险，将全球系统重要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提高1%至2.5%，且需在2016年至2018年的三年内逐步达标。张茉楠今日发表博文指出，中国金融体系自身的监管改革大幕必须开启。

　　张茉楠指出，对于中国而言，中国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的标准似乎并非是一大难题，而且中国银行体系的业务模式实际上仍属于传统意义的业务模式，以存贷业务为主，较少涉及金融衍生工具。再者，高额储蓄率的背景下，中国银行业长期以来享受着来自于居民存款的充足流动性，对批发市场融资渠道依赖较小。然而这并非意味着没有重大挑战，中国金融业高盈利的成绩下面同样蕴藏着非常大的风险“病灶”。

　　文章指出，第一大风险，中国银行存款资金来源充足，但投资需求增长远远落后于存款资金供给，为降低账面不良资产、提高借款企业的资质，银行体系内形成了庞大的存贷差。银行过多的制造信用，使得基础货币的供应远不够金融体系对基础货币的需求，实际流通中的货币明显过大。

　　第二大风险，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已经非常发达，由于对影子银行游离于监管之外，很多银行将贷款转成被依托公司打包的金融产品，这些被轻度监管的信托公司再将资金投资于实物、基础设施、金融工具和高风险高回报的领域，比如股票市场、房地产等，并通过资产抵押以及股权持有等方式使更多的主体联系在一起，而一旦资产价格出现大幅波动，这些主体也就形成了一个紧密相连的风险组合。

　　第三大风险，房地产捆绑着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这样低效率的投资，房地产泡沫，以及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资金支持，都会使银行的贷款质量恶化。标普和惠誉的警示并非空穴来风。2010年银监会内部统计显示，当时统计的7.66万亿元的平台贷款余额中，有2万亿元存在着严重问题，包括借款主体不明确、当期债务偿还存在严重问题、以及/或将贷款用于自有资本或挪作他用等。另有4万亿元贷款的现金流不足以覆盖其本息。

　　张茉楠指出，正是由于我国金融体系里仍然存在着“病灶”，一遇到风吹草动，风险就会暴露出来。一些金融机构不仅不能有效地贯彻落实货币政策，反而会成为宏观调控的利益“博弈”方和政策传导的“梗阻”。因此，在当前全球各国积极推进金融变革的时候，我国不能成为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旁落者”，而应抓住金融全面开放之前难得的历史机遇期，继续深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从宏观审慎监管的角度，将银行系统的风险与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微观治理和金融对外开放政策综合起来考虑，切实提高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能力。

　　作者介绍：

　　张茉楠：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经济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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