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峰

　　记者日前走访北京各火车站，发现“黄牛”的触角已经伸进了动车组实名制售票的体系之内，即时出票、提前预订、代购，已成为“黄牛”的经营项目。而乘车实名检票的环节也完全被“忽略”，车站工作人员称“查不过来”(7月18日《新京报》)。

　　车站工作人员所谓的“查不过来”，显然是文过饰非的遁词。因为从记者实地调查获得的情况来看，火车站对于实名制车票，并非只是“查不过来”，而是根本就没有查验——不仅“乘客持票通过检票口时，没有一人被要求查看身份证件”，而且“在出站检票时，仍无人核对身份信息”。

　　仅仅是简单地将实名印制在车票上，而在乘车的全过程中却不进行如何核查检验，这样的“火车票实名制”无疑是徒有其表、名不副实，只能算是一场极不实在诚恳的“实名秀”而已——除了增添一些旅客购票的麻烦之外，别无其他社会价值。而在这种“实名秀”之下，“黄牛”党卷土重来、重新泛滥，大肆倒票，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了。显而易见，只有严格的实名制而不是“实名秀”，才可能起到预防黄牛倒票、维护旅客利益的作用。

　　曾经大肆宣扬、被认为是打击“黄牛”利器的动车组实名制，缘何会沦为徒有其表的“实名秀”呢？道理其实也很简单，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看，当然还是因为原本作为一项制度的实名制，事实上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完备，如严格的查验制度、严厉的惩戒制度。毫无疑问，“实名制”既然称之为“制”，就必须通过一系列实实在在、环环相扣的制度来配套落实，否则，便只能叫做“实名秀”。

　　而如果进一步从制度背后的利益或者说“成本—收益”角度来看，实名制沦为“实名秀”的道理则更为简单直白，无非还是一个利益问题。众所周知，实行实名制的公益价值虽然明显，但对于铁路部门来说，其实却是一件没有什么实际好处、甚至“有害无益”的事情。一方面，为推行实名制，铁路部门要付出不少的人力物力，如去年年初铁道部发言人曾表示，试点实名制“人员和设备成本将花费1亿元”；另一方面，严格实行实名制、打击倒票行为，同样也不会为铁路部门带来什么货真价实的好处，反倒很可能会对铁路内部职工参与倒票带来某种妨碍。

　　制度上既不严格完备，在利益上也没有动力压力，火车票实名制又怎么可能不沦为“实名秀”呢？

　　其实，在类似的制度和利益因素制约之下，目前我国许多领域内实行的各种层出不穷的实名制，往往都存在与火车票实名制大致相仿的“实名秀”困局。比如，手机实名制、网吧上网实名制、网游实名制以及最近的购物卡实名制等等，在不同程度上均是如此——虽然，都打着实名制的旗号，但在现实中一个人若真要想用假名登记手机号、在网吧上网、购买购物卡，委实又不是什么难事。

　　“实名制”之“实”，既是一种客观事实层面上的“真实”、“实际”，更是一种主观、价值层上的“诚实”、“诚信”。因此，如何预防实名制沦为“实名秀”，确保实名制名至实归、名副其实，说到底，事实上还是对我们整个社会构建维护诚信、信用体系能力和决心的一种检验和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