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彬                

　　7月18日晚上，达芬奇家居的官方网站上挂出了“道歉信”，声称“诚恳地向消费者表达我们的歉意”，但文章做得很“巧妙”，其称：近日有关媒体就达芬奇销售的部分国际品牌家具提出了质疑，“主要集中在某些产品产地标注问题、质量问题以及不规范宣传问题”，本公司虚心接受政府部门、媒体与社会公众的监督，“我们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承担责任，绝不推卸”。

　　奥妙在于，什么问题达芬奇都没有承认，只说产地标注、质量问题是媒体的“质疑”。一不承认有问题，二不谈赔偿、退货，难怪大家不答应。在广州某达芬奇门店，已经有消费者开着豪车堵门。

　　从三聚氰胺奶粉，到染色馒头，再到达芬奇家具，消费者无论消费能力强弱，都屡屡受骗受害，该怎么办？无非两条，一是政府加强监管，这些年工商、质检、药监等部门，正在逐步完善监管工作，但效果远未让人满意。另一方面，就是消费者自力救济，比如，通过媒体曝光维权；由消费者组成的非政府组织自下而上形成压力，表达诉求；以及通过法律诉讼维权。

　　若要真正启动民间的自发维权，对无良商人“森严壁垒，众志成城”，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惩罚性赔偿；二是集团诉讼制度。

　　首先，要调动消费者维权积极性，震慑不法商人，提高违法成本，高额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必需的。按普通法理，赔偿即是对有形、可度量损失的补偿，但案件标的可能就是一包奶粉。正常的索赔根本打不痛大企业，所以才有了惩罚性赔偿机制，赋予个体消费者提出“天价”索赔的权利。依美国相关判例，如果商家对产品质量缺陷“恶意”隐瞒——长期隐瞒，明知缺陷而不改正，就会招致天价赔偿。

　　我国《侵权责任法》吸收了英美法的经验，首次规定了惩罚性赔偿。该法第47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虽然，目前法律还只限定在致人伤亡等严重情况，像达芬奇这样的，还不适用。但如果司法机关敢为天下先，选择合适案件做出“天价”赔偿判决，对那些长期恶意隐瞒产品缺陷、罔顾消费者安全的商家，课以重金赔偿，就可激活这个制度。

　　坦率说，无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退一赔一”，还是《食品安全法》里的“损一赔十”，都不足以打痛无良商家。“若药弗瞑眩，厥疾不瘳”，该是司法机关下决心用猛药的时候，祭出惩罚性赔偿的“大杀器”惩罚无良商家。

　　其二，是集体诉讼制度。个体消费者难与无良大企业对抗，诉讼费用也不经济，那么，就需要抱成团依法维权。

　　通常意义上，“集体诉讼制度”是弱势群体维权的成熟手段，将纷争纳入法治渠道，避免对社会造成伤害。如1966年，美国修订《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3条，放宽了“集体诉讼”的门槛。之后，针对环境污染、证券诈骗、产品质量的大量集体诉讼出现，为草根民众提供了一条可行的维权通道。因此集体诉讼被誉为“有史以来社会功用最大的救济方式”。

　　我国目前虽然没有“集体诉讼”制度，但有与此相近的“代表人诉讼”。从司法实践看，针对产品质量问题的集体诉讼，还筚路蓝缕。但证券案件的集体诉讼已方兴未艾，最高法也发布司法解释予以规范支持，注册会计师、证券公司的相关人员也感受到了压力。震慑效力是很明显的。

　　一旦食品安全、产品质量出现问题，舆论大棒总是指向政府部门监管不力，尽管在有些领域，监管不力确为导致恶果的原因，但监管成本太高同样是真相。俗语云，小偷总比警察多。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那么就需要降低消费者的维权门槛，放进“活水”来与无良商人博弈。要让消费者的维权更有力量、更有组织，避免造成其他社会危害，正需适时放开惩罚性赔偿和集体诉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