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英丽

　　7月18日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中国增持73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这是中国连续两个月增持美国国债。数据同时显示，日本5月也增持了55亿美元，英国更是增持135亿美元。人们可能要问，在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和标普先后对美国国债发出降级警告的背景下，中日英这三个美国最大的债主为何还在增持美国国债呢？

　　当然，一种可能性是作为美国最大债主，为了避免所持美元资产贬值而力挺美国政府，维持美元和美国国债市场的稳定。不过，笔者却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美国国债虽然在5月中旬已达法定上限14.29万亿美元，美国国会不提高法定上限让美国政府违约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评级机构调低美国政府信用的警告，更多是给美国国会施加压力，同时不排除打压市场给近水楼台的本国机构投资者一个逢低买入的机会。

　　虽然美国经济低迷、失业高企、财务负担沉重，但是美国的情况并非最差。相比较，作为全球第二大国际储备货币的欧元和作为全球第二大金融市场的欧洲目前面临的情况更差，风险更高。欧洲正陷入一种困境——更多债务危机压力，更多财政紧缩政策，更多社会经济矛盾的激荡。而核心国与外围国民众利益的尖锐对立更使核心国的政治家陷入议而不决、无所作为的境地。欧洲一体化进程已面临一个至关紧要的门槛，即从经济和货币的一体化走向财政和政治的一体化。然而这样的僵局也许需要一场大的危机才能打开，危机是改革的最好动力和时机。欧元也将在这场危机中浴火重生。但是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机构投资者，包括欧洲本地的机构投资者，当然是避之唯恐不及。美国国债市场无疑是避险的最好场所。虽然黄金是天然的避风港，但是黄金价格已高，流动性恐怕也难与美国国债市场相比。何况美国国债可能还有利好出台。

　　美国国债的可能利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联储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再实施QE3(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美国利率也会逐渐上升，这将驱动金融资本回流美国市场；二是美国政府很可能出台与2004年颁布的 《本土投资法》相类似的法案，以鼓励海外资本回流美国，创造更多就业岗位。2004年美国《本土投资法》的要义是美国公司海外收益的所得税税率从35%下调到5.25%。目前美国学者正在讨论的一项建议是 “资本节假日制度”，即在每年的某一周或某一段时间，美国公司海外投资收益的回流不征税。这类法律的出台将极大刺激美国海外投资的回流，对美元形成重大利好。

　　笔者曾写过一篇题为 “防范美元与美国国债市场逆转的风险”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仍然适用于分析目前国际资本流动与美元和美国国债价格的关系——“对开放经济体而言，本国货币的汇价与本国资本市场的价格具有正反馈机制。当国际投资者对一国货币存在明确的升值预期时，国际资本倾向于流入并由此推高该国的证券和房地产价格。另一方面，如果国际投资者认为一国的股票、债券、房地产具有明显投资价值时，国际资本流入，从而一国货币也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升值。另外，基于国际资本套利和套汇的基本规则，一国利率相对其他国家上升时，该国债券或银行存款也更具投资价值，因此该国货币也会因此而升值。 ”由此可见，美元可能正迎来一段上升的时期。而在此时买入美国国债不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吗？

　　美国花旗集团的分析师从技术分析入手，认为美元未来5年的走势可能会与1995-2000年相似，那段时间美元升值了50%。笔者以为这是过于乐观了。今天美国面临巨额债务负担和人口老龄化压力，最重要的是，美国面临众多“他者的崛起”。随着这些国家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其中大国货币的国际化和小国货币的一体化进程也会不断发展。这将改变目前美元无可替代的状态，削弱美元的国际地位。从过去 30年美元的走势来看，1980年代的大牛市美元升值近100%，1995年后的牛市升值50%。而未来的美元牛市也许升值25%已经不错，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更大幅度的贬值。因此，加快经济转型、坚决与美国脱钩，仍将是中国理性的中期选择。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