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谛：改革就是要减少简单劳动生产者

　　赵晓谛 

　　市场化改革在形成不同利益群体的进程中，必须注重减少“简单劳动生产者”(为形象表述，下以“无产者”替代)。市场经济运行也要付出成本。市场经济发展史表明，“无产者”规模越大，维护群体以交易进行交往这一规则的成本就越高。这里所述的“无产者”，指社会中这样一个群体，他们除拥有劳动力这一种生产要素外一无所有，并不专指产业工人。收入对就业的单一依赖，加之“无产者”群体规模的偏大，总会阻滞或损坏市场经济运行。

　　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中国“无产者”群体特别庞大，且仅拥有简单劳动力的“无产者”群体规模特别庞大。简单劳动的稀缺度很低，交易所得的相对低下，使中国“无产者”的生存不仅高度依赖就业，还很难通过就业收入实现家庭财富增加和成员社会地位的提升。这使该群体极易对社会现状产生不满，形成对市场经济的情绪抵触和行为抵制，从而加大维护市场经济平稳的压力。

　　改革原本是减少“无产者”的良机。但回顾中国已进行的改革，一直未能着力于减少“无产者”。国企改革本来也是减少“无产者”的机会之一，如果能通过股份制一类的产权界定方式，把企业资产股份化并分配给企业职工和社会，就不仅可解决过去国有资产产权虚置、政企不分的弊端，更重要的是可有效减小“无产者”规模。但已进行的国企改革中，由于产权界定思路失误，奉行减员增效的改革方案，结果是形成大量城市下岗职工，不仅未能减少“无产者”，反而大规模增加了。这样的改革不能促成群体间以多元化资源进行交易，所以并不符合市场化取向，从后果看，改革期望的所谓国有资产增值和企业效益提高的目标也并未实现。

　　迄今所进行的农村经济改革同样也未能以减少“无产者”为思路来进行。农村改革以实行土地承包制为标志，一直维持至今。但承包制本身是农地产权界定模糊的制度，把农地经营权界定给了农户，并不是让农民拥有更多资产，对减少“无产者”并无作用。相反，由于农地产权界定不清，在其它利益群体对农村土地的圈占掠夺下，反而造就大批三无流民，加剧了市场和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几十年来，中国经济有了很快的增长，但同时“无产者”群体相对贫困化并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也日渐显现，正是在“无产者”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压力下，近些年来，为了维护市场经济，社会正在不断地为协调收入差异，提高福利保障，提供就业机会，通过各种渠道支付出更高的费用。

　　从已有改革进程看，因“无产者”规模未能缩小而发生的群体间交易困难不仅导致市场经济维护费用上升，还导致了政府干预经济的规模和强度不断加大。群体间以交易进行交往的规则执行越难，社会秩序越不安定，政府为了支付市场经济维护费用，向社会收取的费用也就越多，介入经济的规模也就越大。近年来，政府对经济干预的趋势明显加强，在已有的对资源的垄断程度未能下降的同时，对诸如房价、药价、菜价的干预已愈加频繁和微观化，其深层原因之一便是“无产者”的相对贫困化。

　　“无产者”规模的增大，相对贫困化趋势加强，与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强化互为因果，其后果，将是已有改革成果丧失，改革停滞不前。因此，中国的改革深化，已经非常急迫。

　　(本文摘编自8月1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