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假若乔布斯生在中国

　　陶短房

　　苹果公司前CEO、创始人之一乔布斯的去世令世人百感交集。不论喜欢他或他的产品与否，人们都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技术狂与市场达人的完美结合，一个把既不算便宜，也未必实用的新潮电子产品，变成人人“恨不得啃一口”的市场宠儿和时尚代名词的奇才。

　　然而这样一位奇才倘若生在中国，他的成长轨迹将是怎样的？

　　历史上的苹果公司成立于1976年愚人节，诞生地是一间车库。倘在中国，这样的“注册场所”能否获批便是个疑问，即便批了，供应商、客户、管理部门甚至顾客，看见这样一家“公司”，怕也最多能接受布围裙或蛤蜊油一类的产品从这里出品，微电脑之类“高级货色”倘是从这“街道工厂”诞生，怕早被当成山寨货了。

　　历史上的“苹果之父”并非乔布斯，而是斯蒂夫·沃兹尼亚克；让苹果和乔布斯双双凤凰涅槃的iPod，原创者也非乔布斯，而是特立独行的发明狂人兼音乐发烧友托尼·菲德尔。倘若在中国，乔布斯之于沃兹尼亚克，怕是会被扣上“贪天功为己功”、“背叛者”的头衔，而他对菲德尔的银弹攻势和最终“消化”，弄不好会被扣上“不择手段”、“巧取豪夺”的帽子。

　　不仅如此，乔布斯一度被苹果公司扫地出门，在中国的环境里弄不好会“好马不吃回头草”，苹果也很可能拉不下面子去主动拉回“离家浪子”。至于菲德尔，则很可能会“宁为鸡口不为牛后”拒绝取消自己的“字号”，从而让苹果的复兴成为虚化，而没有了iPod三年销售4200万台的惊人纪录。此后iPhone、iPad等滚雪球般的“苹果神话”又如何诞生？

　　历史上的乔布斯起步艰难，公司既没有钱，也没有货，甚至没有原料，只有一个在当时还没有同类产品的奇怪设计构思。倘在中国，凭这样的“三无产品”恐怕既弄不到贷款和政府资助，也不会有投资者正眼相看，第一枚苹果怕是不等成熟坠地，便会因“营养不良”、“奶水不足”早早夭折，甚至胎死腹中。

　　如果是在中国，不是电脑达人却是不折不扣的技术狂，没有过硬文凭却好为人师的乔布斯能否“上岗”，“下岗”后能否“再上岗”，实属未知数。即便成功上位，会不会就此被定位为“行政管理人员”，从而官僚化、庶务化，被政治任务、行政管理和各种鸡零狗碎的琐事弄到筋疲力尽，谁也不好说。精于营销学却不善处人际关系，能打动市场却常与自己的设计团队水火不容的他，能不能在复杂的“社会学”大熔炉中熬下来，着实难以预估。即便熬下来了，早已被磨去棱角的他，还能是那个引领时尚潮流、敏锐把握商机的乔布斯么？

　　乔布斯最大的成功之处，是“总做别人还没做却一定会做的事”，从微电脑到笔记本再到“3i”，他总能领先一步开拓一片新天地，占据极高份额的市场，并想方设法控制尽可能多的技术制高点。这样，即便他人跟进、效仿，一方面他已赚得盆满钵满，可以转进另一片新天地“吃独食”，另一方面，跟进者、效仿者还会不时踏响名为“专利”的地雷阵，从而在很长时间内变相为乔布斯和苹果打工。

　　如果他是在凡事“归类”的中国，动辄“全新”、“开拓”，怕不被当疯子就被当骗子，能不能找到市场的立足点尚且难说，更不用说大展拳脚；如果他是在“山寨”盛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完善的中国，那些“专利地雷”只怕没炸到仿冒者，反把他和他的苹果炸得尸骨无存。

　　然而在美国，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车库创业？没什么，从盖茨的微软到杨致远的雅虎，从迪士尼到惠普，这些如今名字响当当的企业，都是在一间间大同小异的车库里呱呱坠地的。如今正在硅谷“孵化”的众多潜力之星，有些起步之初连车库也用不上。

　　兼并、跳槽和吃回头草？这同样没有什么，从枪械大师勃朗宁到硅谷的无数创业达人，他们的创业历程都经历过数不清的炒与被炒，跳槽与被跳槽，兼并与被兼并，这本是现代商业社会的常态，也是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和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必要前提。

　　创业之初缺乏资金？同样没问题，不但政府从政策上鼓励、扶持创业，各种商业性、公益性的风投、天使基金，也会随时为有前途和潜力的起步者提供宝贵的创始资金。没有文凭和资历？就更没什么了，设计出M-16步枪的斯通纳是个没上过大学的工人，飞机发明家莱特兄弟一个是搞印刷的，一个是卖自行车的。就算这些没听说，总该听说过比尔·盖茨吧？

　　至于竞争机制、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法治和公民意识、鼓励个人突出的社会道德环境，以及良好的科学教育普及程度和“人人都能鼓捣几下机械和电”的全民动手能力，这些或为人熟知，或不被人注意的细节，同样是孕育“乔布斯苹果”的肥沃土壤。

　　两相比较便一目了然：中国所真正缺乏的，并非乔布斯这样的人才“毛坯”，而是让乔布斯成为乔布斯、让苹果成为苹果的肥沃土壤。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后起的中国，出现乔布斯和苹果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耐心，这人人都可理解，但倘不从土壤和根基抓起，而是好高骛远、好大喜功、舍本逐末，则恐将做更多无用功，走更多弯路。

　　(作者系旅加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