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认为扩大内需还须统一国内市场

　　记者 金辉 北京报道

　　“十二五”规划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十二五”期间的主线，将“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作为未来五年政府工作的重要目标。近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斌和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郭庆旺在《经济研究》编辑部、光华管理学院和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承办的“十年回顾：第十一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上分别就如何解决我国内部消费不足的问题和如何协调“三驾马车”关系以及经济发展理念在执行中出现的矛盾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蔡洪斌：企业在本土开拓市场可能难于出口

　　“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经济结构调整最主要的是要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中国内部消费需求不足并不是总量不足，更多的是需求结构的问题，也就是需求和供给不匹配。中国市场的潜在需求巨大，比如2010年年底，中国内地奢侈品市场消费总额，已攀升107亿美元。预计在2012年将再次突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此外，海外购物、收藏品市场火热以及流动性充裕等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市场存在着巨大的内需空间。但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对于中国市场的开拓和满足能力却十分的有限。

　　为什么一方面我国已成为最大的出口国，而同时又有巨大的潜在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为什么在国际市场的容量有限，很多出口行业面临产能过剩的同时，大量国内企业挖掘本国市场的积极性却不高？这是因为一些有生产能力的企业没有开拓国内市场的动力，不愿意为国内的消费市场生产。

　　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应大量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但是调查发现，中国企业出口产品整体技术含量水平较高，即大量出口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品。新-新贸易理论认为，在同一产业内，因出口企业要承担相应的固定成本，在海外市场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因此，出口企业通常生产率水平较高，而且生产份额较大部分供应本国市场。中国制造业部门数据分析显示，行业内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与非出口企业相比更低，且超过一半的出口企业将其大部分产品出口到国外市场。

　　为什么国际贸易理论在其他国家都适用，唯独在中国却行不通？因为该理论的假设前提是外贸比内贸难做。但中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因为中国国内市场环境不够健全、完善，国内统一市场尚未完全形成，企业在本土开拓市场可能难于出口。

　　对于出口外贸企业来说，接到订单后，只需专心生产，完成订单后装船运货而无须关心后续事情。内贸企业不仅要顾及生产，更要在营销、打开国内市场上付出巨大的成本和努力。不完善的商业环境导致国内市场交易成本过高。地方保护主义提高了市场准入门槛，市场分割加大区域间贸易成本，企业营销渠道受限制、营销成本过高等使得国内一体化的市场无法建立起来。

　　“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是中国未来经济政策的重要导向。内需扩张长效机制的建立既要激发释放居民消费意愿，更需要充分调动本土企业开通本国市场的积极性，要使内贸比外贸容易做。因此，“十二五”期间的改革重点，在于深化体制改革以改善企业经营环境，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以构建国内统一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降低地区贸易的成本推动市场一体化的进程。

　　郭庆旺：“三驾马车”存在悖论

　　我认为，对于三驾马车的认识，存在着一些悖论。

　　第一，投资依赖悖论。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真的很高吗？投资拉动的增长真的是不可持续吗？把最近二十多年的数据放在一起会发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平均为26%。其中，最近十年投资比较平稳，平均增长率保持在25-26%，反倒是以前波动很大。

　　改革开放三十年多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发展战略，包括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政府要解决“三农”问题，推进新农村建设，推进城镇化建设。而且，政府还要解决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等。这些战略都需要大量投资。

　　有人认为，固定资产投资大规模增长将加剧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主要指制造业产能过剩，但是现在制造业的投资已经在下滑。而且，我国的现代制造业水平还很落后，投资不足。有人提出，2008年底政府出台的投资用的不是地方，其中最受人诟病的就是“铁公基”特别是事故频发的高铁。这种认识有失偏颇。高铁出问题不在于投资本身，而在于管理上出了问题。中国的宏观调控能力过度，而微观治理能力不足。钱投在“铁公基”上是恰逢其时，我们不能只顾眼前利益，更要有长远眼光。

　　第二，消费疲软悖论。从消费增长情况来看，近二十年来，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实际增长率平均达到9.3%，而同期印度和巴西的居民实际消费支出的增长率分别是5.5%和4.0%，只有中国的一半左右，而日本和美国分别是中国的1/3和1/10。如果中国的消费实际增长率已经这么高了还有人认为消费疲软，到底多高算不疲软？

　　消费需求受发展阶段制约。现阶段，消费不仅是收入问题，更重要的是消费理念和消费文化问题。中国人的消费文化和美国不一样，超前消费理念需要经过多年的培育。值得注意的是，假定有一天超前消费的观念真的在中国们盛行的话，中国不可能像美国一样由其他国家来提供廉价消费品，毕竟，中国是有13亿4000万人口的大国。

　　我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例并不低，只是一直在下降。实际上，许多国家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趋势。在发展初级阶段，家庭消费占GDP比例通常很大，因在家庭收入水平很低时，大部分收入被用来买满足生存需求的物品。但随收入增加，家庭收入开始超过满足生存所需的水平，投资活动增加，投资比例上升。当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后，家庭更愿意今天消费，消费占GDP比例开始上升，可能会呈U型走势。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像美国、日本和韩国等更发达的经济体都出现了这种U型走势。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仅为3200美元，而韩国为16700美元，日本38800美元，美国46800美元。

　　第三，出口依赖悖论。出口真的是主要增长引擎吗？既然中国经济增长是依赖出口来支撑，那就要算一算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多少。1991年到2009年间，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率是6.5%。而真正出口导向型国家日本和德国，同期则分别达到23.8%和28.8%。所以，不能把中国算作和德国和日本一样的出口导向型国家。

　　假如认可中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而且出口导向经济增长模式又是不可持续，那就需要抑制出口。减少出口规模，需要解决三对矛盾。第一，出口与企业发展之间的矛盾，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成长问题。2009年底，中国有1023万家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而中小企业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到了全国贸易进出口总额的70%，上缴税收占全部税收的50%，创造的GDP占60%，专利的65%，企业创新的75%，新增就业岗位的80%。如果抑制出口，首先就会抑制中小企业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国家还在加大力度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第二，出口与外资的问题。出口太大了，要抑制出口，那么各地还在不断吸引外资该如何解释？一方面出口太多，另一方面又大量的引进外资，这些生产出来的产品又必须外销，矛盾怎么解决？第三，如果不需要鼓励出口的话，为什么国家2010年会拿出7400亿元人民币出口退税？出口退税的目的就是增强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也就是在鼓励他们出口。这些都存在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