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罗奇：中国的长期挑战

　　关于中国的辩论，西方再一次弄错方向。正如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JonathanSpence)在《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中揭露的辩论历史一样，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从13世纪马可·波罗游历中国至今，西方观察者总是通过观察自身的镜头来审视中国。因此，他们从未真正有效地窥探到中国的内情。

　　当前关于中国经济前景的这场争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过去30年里，中国一再被描述成处在灾难性崩溃的边缘。然而，这场被四处宣扬的灾难一直没有出现。

　　如今这种情况再度上演。关于银行业可能爆发危机、房地产泡沫破灭以及通胀失控的担忧过了头。

　　举例而言，对银行贷款质量恶化以及房价过度增长的担忧，就忽视了在中国投资等式的需求一方的巨大推动力——一场前所未有、可能持续数年的城市化。

　　今天，中国人口的城市化比例接近50%，是1980年的一倍多；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测，这一比例在未来20年会再提高20%。

　　通胀问题也是如此。如果你将西方的担忧当真，你会认为，中国已处于颠覆性、失控的通胀边缘。

　　这是那些货币抨击者的一个主要观点，他们声称被低估的人民币加之“货币操纵”导致的流动性过剩，给中国的通胀火上浇油。随着整体消费物价指数通胀率在今夏早些时候上升到6.5%，这种说法颇得人心。但它是错误的。

　　老龄化、能源、金融多重挑战

　　中国的决策者们无法对这些风险视而不见。他们非常清楚通胀在过去造成的颠覆性影响。

　　在过去一年中，他们在四个方面积极采取行动来处理这一问题：在农业部门采取行政措施，以缓解食品价格上涨；多次上调对银行存款准备金的要求，以限制银行过度放贷；人民币小幅升值；央行五次上调贷款基准利率。这些抑制通胀措施正在奏效。整体通胀率现在已经下降至5.5%，并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进一步下降。

　　中国似乎再次牢牢控制了其面临的战术挑战。这并不是说一切天衣无缝。事实远非如此。但更困难的问题关乎中国处理若干长期挑战的战略，即人口老龄化问题、能源制约问题以及其金融体系现代化的需要。这些挑战每个都很艰巨，交织在一起更是令人却步。然而，它是现代中国的发展奇迹能否持续的关键所在。

　　中国人口方面的情况很独特。极具争议的独生子女政策在1980年底实施，该政策引发了高速老龄化问题，可能在20年内严重制约中国发展。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生育率跌破了2.1的人口“更替门槛”，此后一直保持在该水平，因此，中国人口图景发生巨变已成定局。这已经导致0－14岁人群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减半，从1980年的40%降至2010年的20%。这将使得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达到顶峰，随后在2035年前持续下降1亿。

　　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已经毫无悬念。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将从如今的7.5%飙升至2040年的24%。所谓的抚养比(老年人数量与工作年龄人口的比例)将随之在未来30年里增长3.5倍，从2010年的11%增加至2040年的35%。社会保障网络不健全(尤其是养老体系资金严重不足)使得中国的快速老龄化问题更加复杂。

　　2009年，国家和地方政府社会保障基金加上私人养老金计划所管理的总资产，平均到每位参保人身上，终身仅为获得1430美元的退休金(假如算上未参保人群，人均仅为470美元)。对于人口迅速老龄化的中国而言，缺乏退休保障网凸显了“中国可能未富先老”的问题。

　　能源制约对中国构成的长期挑战极为不同。但是，同人口问题一样，能源问题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面临的又一坚固壁垒。没有燃料，或在面对燃料成本飙升，看似无比强大的增长引擎可能戛然而止。

　　中国的能源问题有几个层面：首先，中国经济单位GDP消耗的能源仍然过多；尽管其能源密度近年来有所下降，但其单位总产出消耗的能源仍比印度高出约50%，基本上是经合组织发达成员国的1倍。

　　此外，煤炭占中国能源消耗总量的70%，这一比例是世界其他地方(20%)的3.5倍。煤炭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比石油多出25%，是天然气的2倍。因此，中国大量使用煤炭能源意味着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

　　最后，还有能源安全问题。2009年，中国的能源进口量占世界能源进口总量的6.5%，这一比例是2000年(2%)的3.5倍。现在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其补给线正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地，对地缘政治造成明显的、重要的影响。

　　中国非常注重直面其能源挑战。新颁布的“十二五”计划特别强调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这些行业目前占中国GDP的3%左右，预计到2015年其份额将增至8%，到2020年将增至15%。此外，这七个行业中有四个与中国能源挑战的某些方面直接相关——可替代能源、替代材料、电动汽车以及现有生产技术的节能/改造。

　　向替代能源或可再生能源升级已经获得很大关注，特别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扶持法规在2005年通过(并在2009年修订)后。有人估计，目前中国能源消耗中，17%为可再生能源，到2020年其份额将提高到30%以上，其中风能和核能增幅最大。即便如此，中国的能源消耗平台在未来几十年仍将高度以煤炭为主，因此，对于环境退化和空气污染的担忧将持续。

　　最后，金融体系仍受困于现代中国的早期历史——在许多方面，其仍具有国家计划机构的沉疴，落后于非金融或实体经济的迅速发展。就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而言，其金融体系的三个特征尤其令人担忧：

　　其一，国家发改委有效控制着国家指导的资本分配过程。该机构与日本现已不复存在的国际贸易和工业部十分相似。而日本国际贸易和工业部误入歧途的“指示性规划”象征着日本重商主义产业政策模式的最终失败，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为发改委相似的软肋感到担忧。

　　其二，中国的信用中介体系过于依赖银行。此外，银行体系本身高度集中于四大行(工行、建行、中行、农行)，这将“大而不能倒”这一理念带至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在这个以银行为中心的信用中介系统中，资本市场改革对于分散风险至关重要。

　　其三，长期以来人为压低的存款利率致使消费者遭受严重的“金融压抑”，而银行则因此廉价获得资金。据估计由此丧失的个人利息收入为中国GDP的3%至4%，这也是个人收入和消费严重不足的原因之一。放开利率管制是解决此问题的唯一办法。

　　经济转型出路

　　当然，对于上述中国的重大长期挑战，没有快速的解决办法。但是有一项补救措施或许最有可能应对这些挑战，那就是对中国的宏观结构进行有利于消费的再平衡。

　　新颁布的“十二五”规划勾画了这种转变的大框架，它围绕几项强有力的举措，如果它们得以顺利实施，将使中国断绝对出口和外部需求的过度依赖，而更多地依靠国内13亿消费者的内部需求。

　　这种再平衡有助于让现代中国最大程度地发挥力量。它是一个战略需要，牢牢建立在致力于实现不断且稳定地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它还有一个好处，即提供了迎接上述长期挑战的强大框架。

　　例如，社会保障网络必须大幅扩展，从而缓解恐惧驱动的预防性储蓄，这样才能使亲消费型的模式奏效。对于正迅速步入老龄化的中国社会，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重要。此外，鼓励消费型经济增长模式将使增长动力从高能耗的传统制造业转向低能耗的服务业和高效节能的战略新兴产业。

　　此外，只有金融压制结束，消费者们的银行储蓄获得基于市场的回报，并有其他形式的组合投资机会可选择，亲消费型模式才能开花结果。简言之，“十二五”规划大大有助于中国应对最严峻的长期挑战。

　　当代中国改写了经济发展史。从没有哪个国家取得过中国在过去32年取得的成就。但这个貌似强大的增长模式也有其缺陷。温家宝总理在近五年前就颇具先见之明地表示，该模式长期以来“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最终)不可持续”。“十二五”规划中的有关鼓励消费的政策将直面这四个问题，并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框架，以应对上述艰巨的长期挑战。

　　与西方关于又一次中国灾难情景的七嘴八舌的争论相反，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在于短期的商业周期之波折。史景迁似乎又说对了：西方观察者将中国的问题与自己本国经济正面临的问题搞混了。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都不会出现硬着陆。但长期而言有许多严重的问题。展望未来20年，下一个中国面临的挑战与目前人们争论的那些大不相同。这个我们有生之年所见识的最大发展奇迹要步入下一阶段，必须正面应对其长期挑战。

　　史蒂芬·罗奇为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亚洲非执行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