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称北京四环1亩地种小麦与种楼收入差30万倍

　　北京四环内的一亩地，种小麦与“种楼”的收入差距，最保守的估计也要30万倍以上。

　　郑风田

　　近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全国超过一半的农民希望国家征用土地，唯一的要求是得到合理的补偿。

　　农民为什么盼征地？两年前一则非法征地的消息至今让人难以忘记：一位在上海工作的河南灵宝籍小伙子，因在网上反映家乡土地被非法征用而遭当地通缉，此事被媒体曝光后，当地的工业项目中止，被征的土地退还给了农民，小伙子也被释放。

　　但这个小伙子讲了一件外人很难理解的事：他并没有被家乡人当做英雄，反而都不敢回老家了，家人也不敢在家乡继续呆了，原因并不是当地政府要拿他怎么样，而是那些土地不再被征用的村民很愤怒，觉得他把工业项目搞黄了，地也不征了，原来许诺的各种补偿款也没有了，与此相应的工业项目上马后带来的工作机会以及相应的房地产增值、商业机会等等都没有了。

　　所以，盼望耕地被征用并非个案，应该是绝大多数农民的呼声。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我国巨大的城乡地租收入差距。同样的一块地，如果从事农业生产，特别是搞粮食种植的话，一年每亩净收入几百元，有时甚至是负的，而一亩地用来“种楼”、搞工业，亩产值比种粮收入要高出数百倍仍至上万倍，甚至几十万倍。

　　笔者曾经算过一笔账：北京四环内的一亩地，种小麦与“种楼”的收入差距，最保守的估计，也要30万倍以上！通过征地，把耕地转化为工业用地后，身价立即倍增，农民即使分得的数量不多，也远比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强出数倍来。

　　二是征地拆迁暴富的神话。近几年因为出现多起恶性拆迁事故，在维稳压力下，不少地区征地开始按市场价进行补偿，出现不少拆迁暴富神话，这对农民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都市郊区，通过拆迁获得数百万元乃至千万元补偿款的农民，并不是少数。拆迁征地带来的收益，比农民数代人从事农业生产所带来的收入加在一起还要高出数倍。通过拆迁征地，农民不但暴富，而且住房、社保、工作等基本上都能够解决，远比从事农业生产强。

　　孙中山先生所讲的“土地涨价归公”，在目前的市场经济下愈来愈难强行推广下去，巨大的级差地租被少数人获得，这笔账谁都清楚。

　　三是巨大的城乡公共品服务差距。农村土地被征用后，无论是建城镇还是搞工业与修路，一般会进行大的基础设备投资与建设，必然会给被征地方的基础设施带来大的改观。土地被征用后，所能享受到的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与征地前相比要高了不少，农民当然乐意。

　　当然也不是所有农民都愿意土地被征。不愿意被征的，一般来说，应该是他的土地进行了高附加值的养殖、种植或建设等，被征用后补偿的数目比他现在的收入要少，他当然不会同意。

　　总之，由于我国目前存在的巨大土地地租工农剪刀差(指工农业产品交换时，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所出现的差额)，以及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农民土地被征用后所获得的拆迁补偿款、所得到的城镇住房、社保、工作等，比他继续从事农业生产要高出数倍。这个前提不解决，农民还会一直盼望土地被征用的。

　　对农民和地方政府来说，征地对他们都是天大的好事，农民会得到数倍于农业生产的收入，地方政府通过卖地能获得巨额土地财政。

　　但从整个国家利益来讲，则会出大事。如果土地都拿去搞工业了，国家粮食安全会出大问题，对整体经济与国家稳定会造成致命打击。

　　所以国家层面会通过各种制度来约束地方政府的征地行为，避免太多太快的农地被征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但一直是防不胜防。

　　如何解决目前这个困境？

　　其实最根本的方法还是应该消除过大的工农收入差距与城乡差距。发达国家一般是通过减少农民数量，提高农民种植规模以及巨额的种粮补偿，使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基本持平。

　　日本、韩国也是通过对农民的巨额补偿以及粮食的高价格，使农民种地与从事工业、服务业等行业收入差不多。

　　目前我国工农收入差距已达3.6倍，城乡公共品服务差距更是在数十倍以上。只有这个差距解决了，农民才不会盼土地被征用。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