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压力型体制不改 GDP考核难变

　　【2012中国人最关心的十大问题】官员政绩考核会废掉GDP吗

　　于建嵘(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

　　0票会，9票不会

　　◆林虎(国资委干部)：不会。“十二五”规划纲要第三章“主要目标”就是：“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

　　◆杨晓江(天津市民)：上海政绩考核可以废掉GDP，对人家来说，废掉GDP倒才是政绩。可对于西部欠发达地区呢？——痛快嘴容易，对于地方当政者来说，有现实困境。“废掉”不可能在全国铺开，改变唯GDP思路才是科学发展观。

　　◆周德文(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暂时可能不会废掉GDP，但从长期来讲，GDP会被逐步淡化，“国民收入”会逐步成为重要考核指标。

　　◆袁红起(宁夏区委政研室公务员)：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不能划等号，GDP与官员政绩亦不该简单划等号，官员政绩应看国民的腰包鼓不鼓，国民的幸福指数高不高。

　　◆徐龙震(山东菏泽法官)：当然会废。G－过时，D－蹬掉，P－真不行PS成其他的。

　　◆陆群(湖南省纪委干部)：以GDP论政绩的做法难以在短期内废除，惯性使然。

　　◆姚泰和(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干部)：考核官员，一条足矣，那就是：看老百姓得没得实惠。GDP如果让人民群众看不到、摸不着，要了何用？难道只做官员“上台”的梯子吗？

　　◆陈高峰(郑州职员)：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很微妙、很系统，“指挥棒”很关键啊！总书记说“不折腾”，有的官员为了政绩就是要折腾百姓、折腾别人、折腾自己，还是要学学老子的“无为而治”比较好啊。

　　◆李连斌(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处长)：古今中外经验多多，是个官员就该考核。GDP项要看比重，有样学样，何必摸石过河。

　　◆唐黎(复旦研三)：不会，也不应该。中国当前最不应该的就是大动作，慢慢改，烹小鲜才是应有之道。

　　◆管莹(南京市民)：GDP是柄双刃剑，在没找到更可行的考核标准之前，是不会被废的。如果能搞个双考核机制——GDP保留，再加个环境指数、国民收入指数或垃圾分类实现指数(垃圾围城的现实太严峻了)，也不错。

　　较权威答案：压力型体制不改，GDP考核难变

　　于建嵘(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

　　近年来，将GDP作为考核干部政绩主要指标的做法遭遇了众多诟病。从中央到地方逐渐认识到“唯GDP论英雄”的危害，也正在采取措施试图改变目前这种GDP导向的政绩评价体系。广东、四川、重庆、南京等省市也已率先纷纷出台新的考核办法，逐步弱化甚至取消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这些地区的做法令人欣慰，但实际效果如何、能否达到预期目标，尚需时间的检验。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地方并没有抛弃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办法，其下属地区的官员仍然唯GDP马首是瞻。为了凸显政绩，获取升迁的资本，片面追求GDP的增速。只要GDP能增长，不惜浪费大量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不惜牺牲生态环境，甚至不惜侵犯民众的经济、政治与社会权利，强制拆迁、暴力夺地，导致地方社会政治生态恶化，民众维权抗争及群体社会泄愤事件间歇性爆发。这样的GDP增长，带来的只能是民众生活水平的下降，整体社会状况的恶化。

　　虽然说，“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但也并不是说“经济发展了，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指出的：“GDP最初是为了衡量市场经济活动，不是衡量社会福利。但现在GDP被认为测量的是后者，这是错误的。GDP只是一个量的指标，而不是一个质的指标。GDP没有考虑财富分配，也没有道德价值观。”他用“GDP是充满穷人的富裕”来描述以GDP为考核指标的“发展”与真实的社会状况之间的“偏离”。因此，GDP的增速并不能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唯一指标。如果某个官员在任期内以牺牲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为代价，通过侵害民众的权益使得当地的经济有所发展，并不能说明其“领导有方”，更不能作为政绩使其步步高升。

　　GDP之所以能成为主导干部政绩考核的唯一标准，是因为当前我国有一套高效的压力型体制。在这种压力型体制中，下级干部被动员起来不只是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更是在为自己的经济利益以及政治前途“奋斗”。

　　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投之”。打个比方说，国务院把2012年GDP的增长目标定在8%，到了省里这个目标就可能会变成10%，到了市县一级就可能变成15%。目标是定了，想实现却并不是那么容易。没办法，只好采取各种办法，甚至不择手段。因此，一些地方官员缺乏科学的政绩观，也不能将板子全打在他们身上。

　　要想解决GDP主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问题，首先要在中央层面上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公平正义，确保社会和谐稳定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并将这些内容具体量化成可操作性的指标体系；这方面中央和一些省市都在探索，比如，中央倡导的科学发展、绿色GDP等发展理念都很好，也采取了不少具体措施。但新的问题也产生了。其中为了应对前期因片面追求GDP所出现的社会稳定问题，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下，新的“一票否决”又在误导官员们的取向，危害已经显现出来。

　　可见，要想从根本上解决GDP主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问题，还必须改变压力型体制，让民众参与到对干部的政绩评价和考核中来。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让民众有更多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否则，压力型体制没有结构性改善，在上级考核下级形成“政绩共同体”的情况下，如果民众的意见再流于形式的话，GDP主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问题非但不能解决，只会愈加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