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民营企业多死于制度摩擦

　　据《南都周刊》1月10日文章报道，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在谈及中国民营企业的道德血液与制度之间的关系表示，民企的第一死因就是制度摩擦。

　　冯仑表示，领导人所谓的开发商缺乏道德的血液，是因为在当下的转型社会，道德变化过快，而制度也难以理清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分配。

　　对此，冯仑比喻称，就像做小买卖一样，没有客人自然就关掉了。而对于民营企业，制度摩擦也是其致命伤。

　　同时，冯仑又指出，大陆的企业家普遍都有一种不安全感，也难以独善其身，都说明制度存在某方面的缺陷。冯仑表示，如果民营企业不能在社会民众和政府那里树立一个正面的观感，那就会对市场经济失去信心。

　　以下是冯仑观点摘录。

　　冯仑：

　　我们一个老百姓，没办法回应领导人的事情(开发商的道德血液说)，我们只能说谈学习体会。在转型社会，是非观念太复杂了。在一个人身上，经常上午是这种道德，下午就可能是另一种。所以我觉得，转型社会就像汽车拐弯一样，你赶紧拐，把它的方向盘、刹车这些弄好了，别老在车上讨论谁对谁错，你讨论半天没人开车了，开过去再说。

　　房地产这块，明明是我们赚一块钱，而政府拿了一块四到一块六，但所有人都在说地产商。到底制度上出没出问题？现在房子足够多，关键是在谁手里，对吧？国企占了70%的资源，而民营企业解决了70%的就业、50%的税收，还贡献了50%以上的公益捐款，但是只占30%的资源。

　　所以，这些制度上不把它理好，那么道德就成了最后的呻吟。大家都是在无奈的情况下讲道德，农村妇女吵架没办法了，说他是个坏人，老天爷打雷劈死他呀！她讲道德。

　　(开发商)必须听党的话。我们现在的体制，是在党的领导下，这是你的不二选择。在这样一个发展环境里，你必须要做这个决定，这不是违心的，这是真实的，没有别的选择的时候，作为一个企业领导人，就应该这样去做，这样对股东是一个交代。

　　从大历史观上看，你只能谅解(政治风向)。为什么呢，我最近看一本书，《革命与生意》，挺有意思，讲辛亥革命，那时候的民营企业跟今天一样，始终有一个“两面作战”的困境。一方面要跟市场去博弈，就是产品、服务、技术；另一方面要跟体制去博弈。这100年，民营企业为什么都活不过20年呢，因为我们有好几次制度变革和好几次战争，企业没有一个时间段能消停下来做买卖，东西还没卖明白呢，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社会问题，不是在研究生意问题。

　　我就发现国内民营企业老板特别有意思，在一起聊天，前面谈行业，最后都落到国家制度和宏观上面。过去我们做研究，大家开玩笑说，每次都是从改革开始到女人结束，聊到女人就基本上回家睡觉。现在是从买卖开始到政治结束，买卖谈着谈着就谈不下去，就得谈社会体制，谈政策选择，谈十八大。

　　你仔细看那些死掉的人(垮台的企业家)，哪一个说是因为东西没卖出去死掉的，少，极少。小买卖有时候是东西卖不出去，开个菜馆，没客人就关掉了。但凡民营企业，全是制度摩擦。

　　我很喜欢它(台湾环境)的调调，心灵比较安定。在大陆每天跑，见到的人都是愤愤的，看什么都不舒服。你会发现这个社会不能太折腾，一折腾了人人都不满意。对收入差距问题，台湾人不是那么敏感，为什么呢，他们一出生就是这个秩序，超过了两代人，于是大家就安定下来了。最怕的是在一代人身上发生变化，永远都找不到感觉。我也找不到，我也不知道我算穷人还是富人。按收入，我可以算是高收入人群，但我也没有养成什么贵族习惯，我也不会装，说话经常不是那么高雅。我如果从小在官宦人家或者在中产阶层，那我自我的文化是很一致的，我现在很分裂。

　　我去见民进党高层，问他，我们在这边投资，客户如果买了我的房子，换你们执政了，这个合约怎么办？他说冯先生你继续干就行了，台湾是法治社会，就是一切法律合约签好了，这叫既得利益，不管谁执政，既得利益都不能剥夺掉。我们未来怎么做，会跟国民党有一点点不同，但这个不同不会剥夺你们的既得利益。

　　我又去见国民党的高层，人家说我们跟大陆不一样，我们不像大陆的执政党权力这么大，又有军队，又有企业，什么都有。我们想干什么有的时候都干不了，所以我们叫柔性政党，国民党没有那么大的能耐，也做不了太多事情，所以，法律已经定好的就定好了。另外，国民党过几年有可能又下台了，国民党不会也没这个能力说把你们已经确定的东西统统改掉。大家核心上都强调了一个东西，就是法律制度，所以我就觉得有安定感了。

　　我觉得在大陆大家(企业家)普遍都有不安全感，恐惧只是一种情绪，还有恐慌，迷茫，失落。我觉得现在我跟大家也是一样的，我可能没有今天我们谈完话下一顿没饭吃的恐惧，但我有一个企业怎么做长期预期的恐惧。所谓长期预期就是，政策变化的速度太快，成本太低，比如房地产过去八九年有几十个文件。我也理解，转型社会嘛，可能这样有利于转型。但是过度的话，政策制定的成本太低，那执行成本就一定会高，纠错成本更高。

　　所以西方的体制是，大的事情扯皮，小事情从来不扯皮，执行系统从来不扯皮。我们这边这个程序没有，政策都是事后博弈，事先不许说，少数人弄了弄就出了。文件有时候比法还大，领导人讲话又比文件大。文件出来了以后，大家开始博弈，所谓博弈就是适应，我们其实没有资格博弈，我们只是适应、调整，最后出现两个东西，一个叫实施细则，一个叫司法解释，解释的空间非常大。所以就变成了这样一个游戏规则。不确定性因素多了，作为企业来说，你对未来中长期的预期就不清晰，不清晰就变成了恐惧。

　　我认为(在中国经商)不能完全做到(独善其身)。我说的处女(出自冯仑所出书《理想丰满》中“夜总会处女”一词)是两种概念，一种是生理上的处女，一种是精神上的处女。我觉得精神上的处女我们绝对做到了。生理上的处女有三种可能你做不到，一种是你主动去卖，一种是被人强暴，还有一种被人下了药，迷糊了。我觉得中国所有的民营企业，多多少少这些情况都会碰到，万通也碰到过。被人下了药，那责任不在我。

　　所谓下了药就是大家都那样了，你也糊里糊涂的，等于是制度有缺陷。你比如说炒房炒地，都炒了，都跟被下了药一样，最后破灭了。那也不是我主动要炒的，我一个人怎么能把这事炒起来，对吧？

　　再有一个，在海南初期，那时候概念模糊，比如说通过这个人办事，通过那个人办事，你把钱拿出来，我也不知道钱跑到哪儿去，可能有些事情并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这都属于迷糊。那会儿乱啊，就相当于兵荒马乱的时候，你说汽车撞了个人，交通规则管吗，但你能怪司机吗？你只能说兵荒马乱。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能够幸免，但是从主观意识上，从我能控制的行为范围内，我们保持了我们自始至终价值观的一贯性和行为的连续性，我觉得这一定是很清楚的。

　　如果说满街都是大水、污泥，我一点没沾那是不可能的。但不是说我故意拿着污泥去扔到别人脸上，而且我是尽可能不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保持着精神上和身体上的统一性。

　　从大学一直读到博士，我同学非常多，副部以上的不在少数，但我跟他们确实都不做事情，这就是我们自己的要求。

　　我希望做一个令人尊敬的民营企业，有一次我跟马云也谈起这个事情，说我们这些人做这么多年，如果民营企业在社会民众和政府那里，一个正面的观感还是树立不起来，那大家对市场经济，对转型对发展，就都没有信心。

　　(文章摘自2012年1月10日《南都周刊》中《冯仑：我是精神上的处女》一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