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安：修补全球金融渠道

　　在程序上，泛欧洲拯救机制的效力已经遭到了腐蚀。而随着脆弱性不断上升——也随着一个金融楔子正被插入欧元区的核心地带(德国和法国)——增长和就业的前景都逐渐黯淡

　　发自纽波特滩——全球经济危机爆发至今已历3年，但我们的世界依然面临着棘手的渠道堵塞问题。信贷管道依旧不甚通畅，只有靠中央银行来回疏通，然而这些央行的能力也正逐渐减弱，使得被增长率过低，失业率过高，收入不平等恶化以及错位债务绊住了手脚的西方经济体面临着另一系列的风险。但幸运的是，我们还有机会去建立更多的管道来补偿和替代这个受损的体制。

　　当前的状况中存在着两种看似互相矛盾却同时存在的述事。第一种述事描述了这样一个现实：大多数大型企业都能毫不费力地从资本市场获得新融资。它们成功地延长了自身债务的到期日，积累了现金，还降低了未来所要支付的利息数额。总而言之，它们的资产负债表如今“坚如磬石”。

　　而另一种述事则描述了一个截然相反却同样符合逻辑的现实。太多小型企业和家庭依然无法以合理的条件获得贷款。这包括那些依靠银行信贷的企业以及许多过去高利率抵押贷款的持有者，有些人的剩余还贷额甚至比房子当前的市场价格还高。

　　从各个角度看来，这种事态的窘迫境地——那些能融资者的不屑一顾，融不到资者的求之不得——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问题。如果不加理会的话，就将引发一个逐步成形并随后加速的经济重新去杠杆化过程，同时还伴随着最为高昂的首轮成本——更漫长的失业和增长危机——不相称地降临在那些最缺乏承受能力的人身上。而在接着那一轮进程中，随着这个系统逐渐解体，即便是那些拥有健康资产负债表的人们也会遭到波及，并加速他们脱离这个去杠杆化世界经济的进程。

　　而上述这一切都将减缓社会流动，撕裂原本已经出现漏洞的社会安全网，使收入不平等状况进一步恶化，并令人严重忧虑当今全球金融系统的运作功能和稳定性。

　　这可不仅仅是社会-经济事务，同时也是一个政治视角。在两种互相竞争又同时合理存在的述事之下，意识形态的极端性被不断强化。结果将是政治进程和议程内容两方面的进一步机能失调，使任何着眼长远的政治尝试都被排除在外。

　　这个问题已经恶化到一定程度的欧洲，人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场危机可不仅仅反映了欧元区某些最弱势国家的混乱。它同时也反映了大范围的金融危机传染状况，而最近的后果则是导致法国失去了其最引以为豪的AAA级主权信用评级。

　　在程序上，泛欧洲拯救机制的效力已经遭到了腐蚀。而随着脆弱性不断上升——也随着一个金融楔子正被插入欧元区的核心地带(德国和法国)——增长和就业的前景都逐渐黯淡。

　　各国中央银行意识到上述这些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也冒着极大的声誉和操作风险去减缓这一进程。它们实施了一系列原本根本无法想象，甚至离经叛道的“非常规政策”，而这在他们资产负债表的巨大增长中也有所体现了。

　　例如在过去四年中，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已经膨胀了三倍，从近1万亿美元增长到无比庞大的3万亿美元。而这个增长与经济规模相比之下则更令人震惊——从相当于GDP的5%上升到20%。英格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也相当于GDP的20%。而两者似乎还意犹未尽。

　　欧洲中央银行常常被视为慢人一步。但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了。它的资产负债表也已经翻了一番，拥有相当于GDP30%的庞大比例——同时似乎也拥有更大的胃口。该行的新行长马里奥·德拉吉最近说希望在下一个三年长期重新融资运作中大展拳脚，而该运作则是一个向银行系统注入廉价流动性的有力工具。

　　但不幸的是，这些密集出台的行动却没能产生与之相称的经济成效。这主要是因为工具的不完善以及其他政府机构的无能或者不情愿，使得各国中央银行都有点异乎寻常地找不着方向。在某些点上——而我们也在接近这些点——找不着方向将成为一个独立的风险：它们会引发崩溃。

　　而与其单纯向淤塞的管道注入流动性，各国可以也应当付出更多的努力去建立一个更有实效的补充性导管网络。通过这样做，它们的主要目标(实际上也是对其成效的检测)应该是要实现新的私人部门投资“充斥着”整个渠道。

　　因此也是时候在五个方面同时展开行动：

　　·类似西班牙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必须实施更有力的措施，通过在负担分享，重新融资方面做出迟来的决定，同时将空置和银行提前收回的房屋储备实现转化，来为住房部门解锁。

　　·那些债务负担过高的国家，比如希腊和葡萄牙，必须对债权人实施相当规模的“减免”以获取一个合理的机会去重新获得中期的债务可持续性和经济增长。

　　·在各大西方国家，应该组建公共-私人伙伴关系来为急需的基础设施投资提供资金。

　　·监管者们应该停止为主要金融机构的未来架构而争吵，转而设置一个更清晰的多年期远景，并确保这个远景能在各国之间一视同仁地推行。

　　·最后，各国政府应当明确而全面地告知自己的选民：一些在不理智的“伟大时代”时所签订的杠杆，债务和信用授权合同都将无法履行，而且必须通过某种透明公开的方式来重新签订另一套合约，并在不同年龄层次，劳动力和资本，接受者和纳税人等因素之间取得平衡。

　　这些政策应该令到全世界各国的资产负债表(无论是公共还是私人)都恢复健康，并因此孕育一个促进增长和就业的环境。这些政策需要领导力，专注和教育。如果缺乏这些的话，世界的渠道堵塞问题将进一步恶化，并使修复工作变得更为复杂并实际上威胁到每一个人——那些在社会边缘挣扎的人们，还有那些“富有的1%”。

　　穆罕默德·埃利安是美国大型债券经纪公司太平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PIMCO)首席执行官兼联席首席投资官，著有《当市场冲突之时》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