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一个领先他所在时代的人

　　早在1922年，罗素的最大担忧就已经是未来之中国可能会是一个集中了中国本身最大劣根性和西方“发展进步”最坏一面的可怕社会，它为了追求高效的经济和强悍的军队而不惜抛弃自身精神与文化之核心

　　【《中国壹周》/文】很多关于中国的书都只有几个月的实用价值。中国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以至于当一本书辗转得以出版时，书中的信息常常已经过时了。所以一本写于1922年的关于中国的著作至今仍具有实用性实在是了不起的一件事。

　　1922年，英国哲学家伯川德•罗素发表了他自己对于中国的透视。这位学者曾在中国教书并觉察到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的变革。随后他出版了一本薄薄的书，题为《中国的问题》(Problem of China)。

　　这个题目可能传递出了一种与中国对立的语气，不过事实与这大相径庭。其实，罗素预言了中国的再次崛起并且将目光放在了中国文明的力量上。罗素写这本书时，大多数欧洲人都认为中国是很衰败的，这使得罗素的成就要远高于他那个时代的偏见。

　　他在书的最后一章里写道：“中国在她的资源与人口优势下，很可能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上最大的强国”。他的预言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尽管是在书出版的九十年后。

　　罗素的书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中国壹周》从未听说过这本书，直到一个读者推荐了它)。也许是因为这本书的大多部分聚焦在二十世纪初发生的事件——例如对于山东铁路控制权的谈判等——这些对于当今的读者来说是没有意思的。但是罗素也详细阐述了中国从封建社会到近代的文化历史以及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影响。正是这些真知灼见使得这本书对现在的读者来讲，仍然具有重大意义。

　　以前，《中国壹周》曾就约瑟夫•尼德姆的关于中国的著作进行了论述(见《中国壹周》23期)。他对于回答以下问题很感兴趣：为什么现代科技是在欧洲得以兴盛发展而不是在中国？有趣的是，罗素的书中也提及这个问题，比尼德姆整整早了二十年。

　　罗素认为原因之一是教育体系——他记述了中国人学习古代经典的方式是如何在长达两千多年中僵化了中国人思想的。

　　不过，他也怀疑这个民族的生活质量减少了他们追求改变的动力(罗素从这个民族的幸福程度及物质需求来定义生活质量)。他认为如果一个文明已经到达了很高级的境界并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人们就会觉得没有必要去改变或者改善任何东西。此外，“进步”这个词对于一个注重平衡(阴阳)的社会来说并不很适用，因为这个社会通常是更推崇传统和历史的(通过对祖先的崇拜)。

　　即便如此，罗素对他所认识的中国比对西方社会更加钟情，虽然他只于1920-21年在中国生活了一年。他在书中写到：“当初我去中国时，我本是去教书的；可是在那里的每一天，我想的很少是我要去教他们什么，而更多的是我要从他们那里学到什么。”

　　他很快地抓住了文化差异的关键：“典型的西方人希望可以在他们生活的环境里尽可能多地制造变化；典型的中国人则希望尽可能多地去享受生活环境的舒适和安逸。”

　　他举了一个例子：“当一个欧洲人给你推荐住所时，他会告诉你那里有好的列车服务；他认为一个地方的最大的优势是可以便捷地离开那里……而一个中国人则会告诉你这里有一座古代皇帝的宫殿，有一个逃离俗世的学者湖心养心居所，这个居所为唐朝某著名诗人所建，等等。正是这个方面的差别使西方人感到缺乏文化素养。”

　　这使得罗素去责备那些傲慢的与他同时代的人：“我们时常遇到一些欧洲人，他们误以为中国不是一个讲文明的国家。其实，这些人很大程度上忘记了文明的涵义和构成。”

　　罗素随后描述了中西方文化起源之差异。

　　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认为西欧与美洲有一种“几乎共通的精神生活”： “我能追溯至三个源头：1.古希腊文化；2.犹太教及道德伦理；3.现代工业主义，这是现代科学的结晶之一。我们也许可以用柏拉图，旧约全书和伽利略来作为这三个源头的代表”。

　　中国文明正好相反，它不包含这其中的任意一个脉络。罗素认为中国文明是由行为准则(这多来自儒家思想)和被动接受(源于道教和佛教)所决定的。

　　他写道：“其结果便是中国在很多年都由猜疑者掌控者，他们的政权缺乏西方社会所要求其掌权者的那种能量和破坏力。事实上，他们与庄子(一位道家先贤)格言中所说的非常吻合，其结果就是中国人大多数时间是快乐的，除了受内战困扰的时候；而那些隶属中国的邦域享有自治权；中国境外的民族都无需惧怕中国，尽管它有着庞大的人口和资源。”(这一点应该会让当今共产党政治局也点头同意。)

　　古典中国曾有过一个对于应该如何生活的展望，这一展望更多是建立在“对于美的享受与思考的美德”之上的，而这位英国学者认为这一点“比我们(西方)的生活更加文明”。

　　当罗素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观察中国社会时，他评论道：“不同于工业民族，他们保持了一种能力，使他们能享受文明，能娱乐和欢笑，在阳光下和哲理中感受快乐……我认为他们是世界上唯一能真诚地相信智慧比红宝石更有实用价值的民族。这也是为什么西方人认为他们是不开化的。”

　　在罗素看来，与奉行儒家思想的中国极端对立的是现代的西方：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罗素(一个社会学家与和平主义者)认为西方企业家从来都只谈论“进步”。他写道：“我们西方人迷恋的‘进步’是对其想成为变化之源的道德掩饰。我们所认为的热衷进步其实十有八九是对权力的热衷，是对我们的政令可以带来变化的享受。为了这一享受，一个美国青年可以废寝忘食，可是等到他达到百万富翁的目标时，他已经心力交瘁，只能靠面包和水来维持生命，而眼巴巴看着他的食客们享受美味佳肴了。当然他也可以自我安慰，想着自己可以靠资本来呼风唤雨，掌控政治、经济。正是这种性格特征造就了西方的‘进步’”。

　　但对于罗素来说，发展进步并不一定等于幸福快乐(他无疑会成为不丹国的全民快乐指数的拥戴者，或者是法国总统萨科奇提倡建立的“超越GDP委员会”的粉丝)。

　　当然，虽然罗素十分欣赏中国，他也毫不隐讳地指出了中国的弊病。

　　他总结的中国国民性格中三个主要劣根性是贪婪，麻木与懦弱。“为了金钱，几乎所有人都可能会犯贪污罪。”

　　早在1922年，罗素的最大担忧就已经是未来之中国可能会是一个集中了中国本身最大劣根性和西方“发展进步”最坏一面的可怕社会，它为了追求高效的经济和强悍的军队而不惜抛弃自身精神与文化之核心。

　　罗素于1970年去世，因此他得以看到在1922年之后发生的一些事。在他的书出版后的三十年中，中国经历了更大的混乱，直到毛泽东赢得内战后，在1949年重新统一了中国。

　　但是，毛泽东很讨厌儒家思想，甚至想要整个摧毁深为罗素倾慕的中国文化(是呵，世上还有哪个国家曾发动过规模如此浩大、行为如此残暴“文化大革命”呢？)

　　毛泽东以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名义宣布要除“四旧”(旧习惯，旧文化，旧思想与旧风俗)。但是他并没有创造出强大的经济：他太痴迷于永远的革命了。

　　这使罗素另一个有趣的预言变为了现实。他在《中国的问题》中写道：“我毫不怀疑，只要中国能够有稳定的政府和充足的资金，它能在三十年中在科学领域取得伟大成果。”

　　他预言的“三十年”这一时间范围是不可思议地精确。记得在1978年，一位谦逊的邓小平去日本访问，了解他们的生产技术和方法；整整三十年之后，中国经济就超越了日本。

　　毫无疑问，邓小平倡导了市场经济，并且把数以百万的民众拉到贫困线之上。他的遗产随处可见，特别是由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构成的风景线，只不过这些高楼大厦也取代了昔日的胡同和古塔。真不知道罗素对今日之中国和它突飞猛进的变化又会有何感想呢。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特别是当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问这个问题。一个结论是当代中国太过于迅速地抛弃了它的过去。正如《中国壹周》先前报道过的，有些人已经开始质疑中国这些年走过的道路。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目前的发展模式只是中国正在失去的更深层的东西的空虚替代品：一些人认为这些深层的东西是道德的核心，抑或说是文明、礼节并且善于思考的品质，而这些品质在罗素看来恰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财富。

　　那么结果如何呢？大家现在对佛教与道教又重拾兴趣，并且再次兴起学习古代著作。一些商人开始热衷国学(见《中国壹周》第5期)，他们花钱去复旦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特别进修儒家课程。甚至人们对于传统中医以及风水重新有了兴趣。

　　罗素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国的古代智慧能够与西方科学相结合，这样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比他当时所看到的欧洲及美国都更美好的社会。

　　所以如果他在天之灵了解到今天中国人已经又开始热爱他们的文化遗产，并且把这些文化遗产应用到当前遇到的问题中，他应该会是很欣慰的。

　　举一个相关的例子：传统上中国的贤士都会告诉人们不应该与大自然争斗，而应该与它和谐相处，这个观点也为当今的环境保护者所提倡。

　　就像我们在去年七月报道的，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在中国引起了一场就现代中国及其发展方向的广泛讨论。有的人把这个悲剧作为邓小平推动的高速增长模式的暗喻。一个网民甚至呼吁中国放慢发展的脚步，以便重新发现这个国家的“灵魂、道德与良心”——这个观点一定会被罗素所认同。

　　罗素这个英国人在认识了解中国及其重要性方面是绝对超出他的时代。当他撰写《中国的问题》的时候，他的同时代人更关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革命的政治后果。就在1922年，墨索里尼张揽大权并在欧洲发展了法西斯主义。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看上去是落后并且无足轻重的。但对于罗素来说却并非如此。“在未来两个世纪中，整个世界都将会受到中国事务发展的重要影响，中国的发展，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可能在国际事务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他如此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