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没有答案的危机

　　没有答案的危机——专访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

　　面对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拥有庞大的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极其重要，可惜发达国家付之阙如，形势相当不妙

　　性格随和，喜欢打趣的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在2011年底忽然意识到，他一年的时间分配是：三分之二时间住在意大利米兰，秋季则回到纽约，履行他作为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的职责。

　　按世俗的标准，生于1943年的斯宾塞在2001年与乔治·阿克尔洛夫、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已是名满全球。但最近十年来，他仍然紧密跟踪世界经济形势，尤其是深入关注2008年的金融危机及其冲击，继续他所擅长的信息经济学实证研究。

　　除了游走在欧美之间，他有意识地选择多走访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2011年12月14日，他应邀参加“《财经》年会2012：预测与战略”，并接受了本刊记者的独家专访，分析世界经济面临的严峻挑战，展望2012年欧美经济能否恢复增长，他略显悲观。

　　对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差异，斯宾塞发现：整个世界正处在一场世纪性的位移之中。尤其是最近几年，一部分原先的贫困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正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早在上世纪60年初，斯宾塞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哲学时，他就发现自己对经济有浓厚兴趣，因此他于1967年前往英国牛津大学主修数学，为日后研究经济打下基础。随后他进入哈佛大学主攻经济学，并于1972年获得博士学位。

　　对于年轻时求学往事，2011年底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斯宾塞说：哲学功底使他在解读经济问题时能更深入，也有特别的洞察视角。而他没有强调的是，数十年游走于欧美之间，令他比多数经济学家更深入了解这两个最大的发达经济体的异同和隐患。

　　2001年令斯宾塞得以分享诺贝尔桂冠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市场中具有信息优势的个体为了避免与逆向选择相关的一些问题发生，如何将其信息的“信号”可信地传递给在信息上具有劣势的个体。

　　如今，面对变化而动荡的世界经济格局，斯宾塞更多地关注中长期的国家发展与转型问题。比如，从2010年开始，他即作为国际专家，受邀参与了对中国“十二五”规划的评估，从国际视角进行思考与建议，并倡导中国实践亚洲新增长模式。

　　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无论中国、意大利还是美国，斯宾塞都会用一个模式进行分析。

　　其一，这个国家是否有资源、政策影响、资产平衡表等来迎接挑战？其二，它是否确信其政策制定者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其三，它是否具有政治意愿，以及执行的能力？当被问及这是否是他分析世界各国经济与政治状况的“理论法宝”，他亦开怀一乐。

　　模式虽然固定，世界各有精彩。由于身处其间，他对欧洲，尤其是意大利的观察和研判更细致入微，这令他对仍在演变的欧债危机，有不同于一般学者的深刻认识。

　　在他看来，意大利在某种程度上是此次欧洲债务危机的重心。在各种争议与猜测之中，他认为像希腊和葡萄牙这样的小国家可能需要退出欧元区，虽然最终这不一定成为事实。他说：“我知道这很冒险，部分是因为它们到目前为止在生产力低下方面已经超出允许范围，因此它们留在欧元区内确实没什么前途。它们无法控制通货膨胀和汇率，只能大幅度通缩。”

　　让斯宾塞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生活在全球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的时期，生活在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和震荡的时期，此时拥有庞大的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极其重要，如果幸运，可以借此平息波动，可惜发达国家付之阙如。

　　展望2012年，他最为担心的是：应付危机与衰退的弹药可能真的已所剩无几，形势相当不妙，不可掉以轻心。

　　欧洲危机的起承转合

　　危机是从希腊蔓延到葡萄牙和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葡萄牙是利用政府的力量维持经济活动和增长，西班牙则有些像美国

　　《财经》：2008年金融危机已过去三年了，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指标起色仍然不大，全球经济似已失去增长的动能，世界会否回到2008年的危机时刻？

　　斯宾塞：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这场危机是内生性的。确实，在2008年危机时人们也有同感：经济出现螺旋式下降，资产负债表伤痕累累；资产净值下降，消费减少，借贷下滑，企业投资减少，就业率下降，收入进一步下降，利润下降，资产价值下降。

　　在这样的下行通道上，恶性循环会加剧。在某一时刻，你甚至相信这一切不会自然停止，你不知道自己能否打破这一循环，需要有人来搭把手。

　　《财经》：看来你不太乐观。回想起来，最初人们对全球经济在2011年复苏充满乐观，如今欧元区似乎要整体陷入衰退。如你所说，在螺旋式下降过程中，事态的发展反而变得模糊，你认同危机是市场的一种自我实现吗？

　　斯宾塞：这样说有一些道理，你不知道这些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首先，我们必须坦承，欧洲的危机真正始于外围。

　　基本的逻辑是：危机发生，经济放缓，于是低利率政策泛滥，但投资者会在某个时点意识到哪里有问题，于是他们开始退出。希腊就是如此。欧盟看着这一切，没有真正明白问题是什么。

　　再度审视之后，我们突然发现问题很严重，可惜已然天下大乱。综观整个欧洲，其金融体系的杠杆率非常高，比美国的杠杆率还高，这是一个大问题。

　　《财经》：看看希腊，它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但似乎仍然在危机的焦点附近徘徊。

　　斯宾塞：希腊的赤字相当高，其增长基本上来自政府扩张。希腊国内生产率相当低下，根本不可能在全球贸易中具备竞争力。人们正在意识到：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希腊能够重置其贸易条件。当一国货币贬值时，基本上具备了在进口方面重置贸易的条件。

　　《财经》：南欧各国的动荡产生了巨大副作用，能否阻止副作用的蔓延？

　　斯宾塞：危机是从希腊蔓延到葡萄牙和西班牙，但是西班牙的情况略有不同。意大利、希腊和葡萄牙是利用政府的力量维持经济活动和增长。西班牙则有些像美国，先是出现了由杠杆推动的巨大房地产泡沫，后来泡沫破灭。但政府还存基本盈余，债务水平并不高。

　　西班牙是个有意思的案例。我们总说政府应当负责任地行事，不要使自己处于不稳定或不可持续的财务状态下。西班牙本来有一定财政盈余，但在房地产泡沫破灭以及经济大衰退之后，政府突然陷入了巨额赤字中。

　　如果回到危机前，我们会问：“它们的哪些做法不太负责任或不太对？”回答是：“尽管有财政盈余，也不一定就是安全的，因为其经济发展的路子是不可持续的。”但如果再仔细想想，政府要判断自己的财务状况是否稳定，更需要清楚经济是否处在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若不能相应做出改变，就会变得像西班牙或是日本。

　　日本的经济泡沫大约在1989年底开始破灭，随后经历了失落的数十年，股票市场的价值降到原来的五分之一。这是一个数额巨大的杠杆，也确实是个巨大的泡沫。不管你信不信，同日本那次危机相比，现在的这场危机不算什么。而日本很难摆脱其阴影，也就不足为奇。

　　意大利是问题的核心

　　欧元区核心国家不相信意大利能完成改革，因此它们在是否承担最后贷款人角色上犹豫不决，一旦主权债务危机大爆发，将不堪一击

　　《财经》：欧元区外围成员国前段时间政治变动剧烈，尤其是希腊和意大利，目前意大利存在的风险和挑战何在？

　　斯宾塞：意大利在某种程度上是此次欧洲债务危机的重心所在。如果意大利开始出现问题，将会蔓延到欧元区的核心，那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意大利需要一些改革，改革不一定非要以戏剧性的方式才能进行。

　　问题在于，意大利国债相当于GDP的120%，仅次于日本，是全球第二高的国家，也是世界第三大国债市场。市场变得紧张，没人愿意作为最后借款人，其债券收益率上涨至10%，问题由此超出了意大利所能掌控的范围。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20%的10%不是小钱，债务会以此速度滚滚而来。

　　由于担心意大利将无法偿还其借款，最后借款人缺位，这又让更多人担心，于是他们把钱抽出来，问题就变得更加糟糕。

　　意大利有新的政府，技术能力很强，其自我突破的资源依然有办法“扭转船头”。但政治家们是否会支持专门为稳定财政状况和推动增长而制定的改革，是否有这样的政治意愿，是关键的问题。另外，如果欧元区成员无条件支持意大利的债务，意大利也没有进行全面改革的动机。但是，得不到欧元区成员的支持，意大利会更加不稳定。

　　《财经》：意大利国债五年期信用违约互换(CDS)合约表明，其违约概率约为30%，债务水平似乎很难持续？

　　斯宾塞：是的，我记得在1997年至1998年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香港政府大概买下了香港股市三分之一的资产。这很不寻常。在他们看来，如果这些资产的价值一落千丈仅仅是因为人们看空亚洲货币，那么资产价值缩水，情况会越来越糟，消费下降，陷入恶性循环，因此，他们决定出手干预。

　　由此我想到，欧洲人如果也能团结起来，帮助意大利这个正在努力提出改革方案的国家，帮助填补私人投资者逃离市场留下的空白，这将有助于控制意大利的债券收益率，并帮助控制意大利面临的螺旋式下降。

　　但随着私营投资者的退出，欧元区主权国家并未真正承诺填补空缺。意大利可能继续发行国债，并提高收益率。到那时候，根据大多数人的估计，在稳定的财政状况下恢复可持续的增长，将是非常困难但仍可控的经济挑战，不过这也可能导致其无力偿还债务。

　　意大利国债收益率可以提高7个点到10个点，或者接近希腊的水平。如果把在欧元区内与在欧元区外的效益成本比进行比较，情况将不利于欧元区。这也就是欧洲现在的情况，大多数人认为，解决方法是让欧元区先稳定财政状况，因为像希腊、葡萄牙这类国家还有一些不确定性，然后再着手处理重要的事项，比如财政改革。

　　《财经》： 主权债务危机的解决似乎在变得遥遥无期，而时间又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斯宾塞：我认为，在某个时间点希腊和葡萄牙若真的退出欧元区，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除非在欧元区内获得经济增长的其他方法，但目前没人能想出好的解决方案。

　　有一种想法是推高核心欧元区的通胀率，达到4%的水平，然后让希腊印钞票，这要求希腊控制工资水平保持不变。那将意味着实际的通胀紧缩，相对于欧元区和主要贸易伙伴扣除物价4%的通缩率因素。0.5%和4%之间的区别非常之大，而在多长时间之内达到这个水平也会很不一样。这可能需要十年的时间，用4%抹去希腊生产力的劣势。

　　《财经》：这个办法有可操作性吗？

　　斯宾塞：风险在于通胀可能会失控。这是理论上的方案，现实中欧洲央行不可能那么做。但希腊的选项又何在？他们已经降低了公共部门的雇员工资，但他们能做的也不多。

　　没有汇率调整机制的国家，如何能通过足够的通缩，使其有充分的生产力和竞争力以获得增长？我不知道是否有现成的例子。从经验上看，这当然不会长期依靠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因为只能是私人部门扮演主要角色，公共部门无能为力。

　　《财经》：主权债务危机解决的不确定性一直以来都是动荡的根源吗？

　　斯宾塞：末日教授鲁比尼(Roubini)和许多人都认为，如果你无法解答“欧元区的增长潜力在哪里”，就意味着很可能没有答案。有些国家将会退出，或者可以让它们有序退出。不过我认为核心欧元区更为均衡，也更易于管理，只要有时间，他们可以做得更好。

　　说到底还是信任问题。欧元区核心国家不相信意大利能完成改革，因此在是否承担最后贷款人角色上犹豫不决，一旦主权债务危机大爆发，将不堪一击。这也许就是欧元区重新调整的开始。

　　美国的复苏将很漫长

　　美国需要进行投资，制造机会让贸易部门再次成为就业发动机——可能是有赖于高端制造业。这次衰退是全球性的，而技术突破将有助于改善局面

　　《财经》：美国经济增长仍然缓慢。前段时间人们热议，金融蔓延效应已经提高了经济衰退的风险，你怎么看？

　　斯宾塞：经济面临总需求不足，这就是美国经济目前的情况。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大萧条持续了很久，大多数人认为，大萧条最终结束是在“二战”期间。那么，大萧条为什么会在那一时点结束？因为有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战争推动了总需求。

　　增长使得债务占GDP的比重接近100%。罗斯福总统动员说：“同胞们，这是一场战争。在战争中，为了维持努力，把事情做好，我们将大力投资，你们必须减少消费。”如果已将需求提升至经济可能过热的程度，就必须投资，按总需求的组成投资。

　　这与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国若获得充分的总需求，投资就要减少一点，同时增加消费部分。而当年美国在战争中是减少了消费，加大在交通设施、技术等方面的投资。虽然有浪费的成分，但有些极具成效。它建立起一个平台，战后大约30年、甚至可能更长时间的增长大多在这个平台上实现。

　　关键在于，对贸易部门的生产率存有问题的国家来说，若想迅速摆脱这一切，应该劝说公众：“我们投资不足，而消费过度，这不能再持续下去了。”美国确实想要可持续地发展，但危机袭来，一切戛然而止。

　　《财经》：美国面临的失业和增长缓慢等问题背后，是经济因素还是政治因素在作怪？

　　斯宾塞：我们需要再次像“二战”期间那样，减少消费，增加投资，但因为政治原因，我们不会这么干。

　　经济结构在过去已历经演变，税收制度需要调整，需要制定合理的能源政策，投资于基础设施，缩小技能差距。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而我们现在的确无所作为。我不清楚，这到底是选举前一年出现的现象，还是说我们会长时间坐在那儿什么也不干？

　　《财经》：许多人分析认为，美国在政治上党派极化，造成了政策失灵，又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斯宾塞：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美国有过成功的两党委员会——特别是鲍尔斯-辛普森委员会提出过很好的方案，旨在最终实现财政稳定，保护以增长为导向的投资，例如在公共部门的投资。

　　然而出于政治考量，共和党没有采纳该方案，奥巴马总统说了声谢谢，也放弃了该方案。就微调而言，就重新启动经济增长而言，这个报告框架不错。但政治顾问们可能说：“这是政治上的毒药，别碰它。”

　　现在没人愿意采取大行动。这像是风险规避，那些人更关心他们自己能否再次当选。做什么比什么都不做的风险更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无所作为。

　　《财经》：人们说奥巴马总统没有签署和推广鲍尔斯－辛普森委员会的建议，浪费了进行历史性财政改革的最好时机。从美国来看，应当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并增加就业？

　　斯宾塞：我们可能拥有能带来可观利益的大量技术，但这有不可预见性，如果对现在的情况听之任之，那么不想失业的人会在很长时间内降低他们的预期，接下来我们的复苏会变得非常缓慢而艰难，因为我们无法回到起点，只能缓慢增长。

　　我不认为失业的问题会消失，这是个长期、持久的问题。因为贸易部门在某些领域制造了大量工作岗位，又在其他领域损失工作岗位。两相互抵，就业相当于零增长。

　　我们必须进行新的投资，它至少能给我们一个机会，让贸易部门再次成为就业发动机。机会也许在高端制造业，也许有赖于其他发动机，这需要稳步投入精力，更需要非常大的资金投入，因为这次衰退是全球性的，起码从横扫发达国家的意义上看是如此。如今，日本表现不尽如人意，欧洲深陷危机难以自保，美国也不景气，技术突破可能有助于改善这一局面。

　　《财经》：但是全球的劳动力市场似乎无法回到过去的状态？

　　斯宾塞：的确很难。如果不能抢占高端制造业领域，那些熟练技术工人就会开始流失。这一过程很难反转，不是不可能，但绝不容易。

　　中国压低汇率、或者在通货膨胀时保持工资和收入水平不变，使其实际水平降低，以加强竞争力。这可能会带来一些就业，但并非正途。这两种方法都不能代替提高实际生产率，不管是通过投资、人力资本或别的技术来实现。事实上，别的方法只能变得更加贫穷。

　　在欧元出现前，意大利不时进行货币贬值。其结果是使现有的经济产业结构原地踏步，因为他们感受不到什么压力。不幸的是，不论在哪里采取这种策略，都会产生固化产业结构的后果。损害生产率的提高，最终会损害任何能促进实质增长的合理措施。

　　确实可以通过让效率越来越低来保持就业，但是否具有竞争力取决于总体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或者全要素生产率和成本。如果生产率很高，而成本也不是很大，就能在竞争中取胜并发展壮大。但是如果生产率提高不多，而工资和收入又被抑制，这是我所担忧的。

　　但这也是那种会在美国发生的事。在已经丧失了竞争力的领域，我们无法提高生产率。

　　《财经》：欧美重燃复兴的希望，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斯宾塞：目前看来是这样。不过，如果我掌权，我会努力寻找是否有办法让商界、政府，可能还有学界和劳方(包括所有劳工组织)共同合作，制造增量就业。不是说我们没有在生产，而是生产得不够。我们需要找出创造更多岗位的办法——了解政府和其他各方需要采取什么刺激措施，掌握实现目标需要怎样的资源，认清经济结构能起到作用，从而制造就业岗位，即便这要耗费时日。

　　这就像德国在进入21世纪后的一段时期里所做的，当时他们知道自己面临竞争力、经济增长和失业的严重问题。但他们努力战胜这些问题，且非常有效率。这导致当时的总理施罗德下台，所以我不确定，我们是否有政治家愿意为做一些重要的事情而不惜丢掉乌纱帽？

　　中国的风险是系统改革停滞

　　扩大市场决策而不是政府决策的范围是问题的关键。目前的问题并非来自政策，而是执行。并非所有东西都应该私有化。中国有扩大市场决策的政治意愿，不过仍会有一些内部阻力

　　《财经》：中国经济面临的各种风险中，似乎房地产市场与海外经济下滑的风险最让人担忧，你认同这些看法吗？

　　斯宾塞：在我看来，最大风险来自内部，尤其是那些可以在经济活动中扩大市场决策效果的系统改革停滞。最典型的版本就是，人们从大西洋看到太平洋然后说，他们的方式不大奏效，还是我们的模式可能更好，只要维持一个强大的国家就好。

　　从长远来看，这将是严重的错误。

　　《财经》：中国政府需要在某些经济领域有目标地采取相应措施吗？

　　斯宾塞：为实施“十二五”规划，中国必须有实质性的金融业的发展，必须改变整个系统。那些掌握大量留存收入的人不能不考虑回报高低就进行投资。在国家层面也是一样。

　　居民手中需要有尽可能多的收入，不仅是因为希望它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还希望经济的供应方对适当的需求进行回应。而低回报的投资并不是适当的需求。不断增加的中产阶层想要购买才是适当的需求。那应当会使整个系统转变，而目前的情况则不然。

　　扩大市场决策而不是政府决策的范围，是问题的关键。对此我并非悲观主义者，但必须指出一个风险：政策上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是“执行”的问题，因为“十二五”规划合乎情理，许多有才华的人将它们组合到一起，其内部逻辑健全。

　　在实施层面，它并不意味着对任何东西都私有化。而是需要有一个体系，无论是谁进行投资都必须通过一些测试，让投资者相信那是好的投资，而不是因为你抽屉里刚好有钱。

　　我认为，相比短期而言更大的风险是通胀、资产泡沫、不良贷款、表外债务，但我并不认为这些问题无法处理，部分原因是由于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庞大，如果不得不对银行进行重组，我敢打赌这是可以做到的。

　　《财经》：中国经济的表现在2011年有些差强人意，一方面要遏制通货膨胀，又要保持适度增长，避免经济硬着陆；而外部市场环境恶化又导致出口需求下降。

　　斯宾塞：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几乎可以确定。其实应对通胀中国政府只是做到了保证“安全”。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有所放缓是因为此前无法看到欧洲局势产生的不确定性，会在多大程度上对国内和国外需求产生负面影响，或者说无法进行准确预报经济增长放缓有多快。

　　这几年，中国政府的措施颇为激进，很可能是正确的。但现在可能需要放松一点儿了。

　　《财经》：如果2011年全球经济保持某种势头的发展，那必定是受到以中国为首的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的拉动。但是为何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增长趋势也在放缓？

　　斯宾塞：如果中国经济放缓，将会导致全世界衰退，包括所有的新兴市场。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已达到了一个临界值，而中国放缓的程度不用太大就会开始对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带来实质性的压力。

　　从总需求的角度来考虑，十年前，如果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显著放缓(不是衰退)，那么新兴经济体不大可能维持增长。十年后，需求构成发生了许多改变，新兴经济体的许多行业和总规模都壮大了许多。它们似乎正产生足以支撑高速增长的总需求，但是其中有大部分与发达经济体相关，而后者的经济增长并不明显。

　　所以，发达经济体经济不增长未必就是严重的问题，它们凭借与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的适当组合，产生了相当稳定的总需求。假如发达经济体经济走平，仍能保持那一部分需求。不过经济增长，新兴经济体内部产生的总需求增额，其中最大的部分属于中国。问题来了：“可以更好吗？”答案是否定的。因此除非给予特别的刺激，否则这无法长久。

　　如果发达经济体很快垮掉，新兴经济体可以增长吗？这就意味着它们必须产生支撑其经济增长的总需求，替代由于发达经济体衰退而产生的损失总需求。我认为那不可能。

　　从利益联盟的角度来看，所有的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对发达经济体的恢复经济增长有着紧密相关利益。如果这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也还不错。但多数新兴经济体恐怕只能依靠自己了。

　　【作者：《财经》记者 金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