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保障人权有赖于具体制度支持

　　首席评论

　　□王琳

　　3月8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说明。这是本次人大会议最受瞩目的一项议程。

　　一个被赞誉良多的亮点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这次修正案草案的送审稿。这其实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在“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8年后，有“小宪法”之称的刑事诉讼法接纳这一原则，本是顺理成章。

　　但“尊重和保障人权”绝非重申原则就可以画上句点。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只能进行原则性地宣示，亦即“点到为止”。但刑事诉讼法不同，它是一部“宪法适用法”，必须将宪法原则具象化。人权如何才能得到“尊重和保障”，需要具体而微的制度设计来实现。

　　若以“79年版”刑诉法、“96年版”刑诉法为参照进行纵向的比较，本次草案确有可圈可点的进步。比如，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增加规定了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制度；还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标准。对备受律师关注的“律师伪证罪”问题，虽然刑法修订中并未废除，这次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引入“异地办案”以为平衡，也算是一种妥协了。

　　但这并不是草案的全部。草案中也尚存对“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的悖反。比如备受争议的秘密监视居住问题，依然存在。修正案草案虽明确规定，采取逮捕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逮捕或者执行监视居住后24小时以内通知家属。但另一方面，送审稿又删除了二审稿中明确的“通知家属时应告知采取强制措施的场所和原因”。不清楚这是否是草案对之前社会质疑较多的“秘密监视居住”的一种妥协。但既不说关在哪儿，又不说为什么关，如此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告知，无疑使告知的意义打了折扣。草案已经走到了“临门一脚”，又何必扭扭捏捏不肯“射门”？

　　草案对法律执行有直接影响的缺憾还在于，对一些彰显了进步与文明的制度，缺乏程序性制裁措施以为推行的保障。完整的法律规范由“假定、处理、制裁”三要素构成。没有“制裁”这一责任制度为依托，法律规定能否得到切实有效的执法，就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比如，对新引入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讯问方拒不公开怎么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得到了确立，但在具体的个案中，法官拒不排除非法证据，又能怎么办？

　　这也考量刑事司法实践本身。以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权为例，依刑诉法，检察机关认为公安部门应该立案而不立案，可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如认为理由不能成立，应发出要求立案的通知书，公安部门应当立案。问题就在于，警方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不感冒，也不照办，而是消极抵触。法律竟拿这种骄横没辄。完善的司法官员责任制度，同样应在草案的修补中得到体现。

　　刑诉法是关乎公权力与私权利重新配置的基本法。保障人权是大势所趋，承认、尊重并保障人权是一个长足的进步。保障人权仍有赖于具体的制度支持，而制度支持又亟待代表们的投票。一句话，代表们，看你们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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