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银行暴利为何不多分红

　　中国经济网上海3月14日讯 (记者吴凯 王剑锋) 3月5日周小川行长在答记者问的时候，对社会上普遍认为银行存在“暴利”的批评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经济周期的调整在左右着银行利润的增长。而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坦言：中国银行业巨额的利润的确有不合理的地方，人们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针对两位有着丰富央行经验的领导谈及银行“暴利”话题的理解，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孙立坚表示，今天中国银行业流动性风险在不断积聚，即使银行业有着丰厚的“利润”，也冲销不了这两年由地方债和楼市按揭贷款所造成的、日益恶化的银行“资产”。

　　孙立坚讲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根据银监会在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去年商业银行净利润为10412亿元，相比2010年增长36.34%，银行日均利润高达28.5亿元。而另一组数据是2011年前三季度，16家上市银行共实现净利润近7000亿元，占沪深两市全部上市公司1.58万亿元净利润的四成以上！但另一方面，我们却又看到中央汇金公司在支持工商银行、建行和中国银行等将2011年分红比例继续下调5个百分点的决定。同时，它又在去年10月份股市低谷的时候入市干预，偏偏大幅增持四大国有银行的股份。今后不排除银行“暴利”状态下依然向它们注资的情况。

　　孙立坚分析说，中国银行业近几年“暴利”的原因在于新增资产扩张过猛，比如，银行业为了配合政府救市的行为，居然放出了10万亿的信贷规模。即使目前地方债和按揭贷款的扩张目前受到了遏制，但基于前几年信贷扩张而构成的庞大资产上可观的“利差收入”，就根本不受中国经济下滑的影响而萎缩，相反，银行业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还依然拥有巨大的利润，就自然和其他行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目前我们来深究银行业“资产”的质量状况和由此可能带来的流动性风险，那么，这点“暴利”就会显得“杯水车薪”。从这个意义上讲，限制高薪的作用和敦促银行业分红的性质完全不一样，前者是为了防止套现，对银行业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后者看似寻求公平的收入再分配的解决方案，但是因为银行利润的流失会更加造成银行在资产质量不良的情况下，流动性风险加剧的格局，甚至今后会使得一些中小银行率先遭遇资不抵债的严重后果。

　　基于目前银行业最大的问题是“资产质量”这一严峻事实，国家对房地产的监管思路也将是求稳在先，价格回落在后；一方面国家鼓励各地的银行去降低居民首套购房的利率，以促使健康的住房消费增长来“对冲”楼市监管力度过大所可能造成的硬着陆的风险。另一方面，政府又坚定不移地强化楼市的整顿，防止社会闲置的资金继续炒高楼价，由此造成银行资产更加面临泡沫崩盘的风险。同时，国家又在用时间换空间的做法来释放银行这几年积累的风险——即努力开拓更多产业发展的舞台，吸引银行资金大量地进入实体经济，从而确保银行资产质量未来能够随着经济复苏而不断得以改善。而上述降低分红和汇金注资等的做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银行流动性增长的空间，从而为今后实业发展带来的新一轮增长周期和由此产生的银行资产质量自然改善的市场效果，赢得宝贵的时间。

　　孙立坚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改变银行的利润膨胀而资产质量却不断恶化的并存格局，监管部门率先要建立起“逆周期”的调控思路。要在事前通过强化资本充足率、风险拨备等审慎性监管的手段，来有效抑制银行在业务“繁荣”阶段，盲目的进行信贷扩张的行为，避免不断积累的系统性泡沫风险转化为金融危机。其中，千万不能迷信抵押资产能够抗衡事后危机的“神奇力量”！日本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原因和银行业惨重的损失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而且，即使让银行实施再保守的压力测试，也不能解决由于抵押资产一旦失去了流动性后给银行的健康运作所造成的巨大压力。尽管竞争与开放能够改变银行暴利的格局，提高对存款人服务的质量，但不能排除繁荣时期银行业急功近利的“近视眼”行为和由此带来的资产质量严重下滑的问题。所以，监管部门除了加大银行抗衡风险所需要的审慎性监管的力度之外，还应该在繁荣时期加快银行资产证券化的步伐，分散银行业务增长过快所形成的越来越严重的系统性风险。

　　孙立坚指出，改变当前中国银行业盈利能力的模式也是提高银行业抗衡系统性风险的必要条件，但若不重视改革的最优顺序和最佳时机，就很有可能让我们看到事与愿违的不良后果。尤其是中国的金融资源集中在我们的银行业，它的动荡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恶劣影响，在目前中国金融的发展阶段要远远大于股市动荡所带来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首先要强化中国银行业内部的治理机制(包括高端金融人才的引进和合理的薪酬设计等)，然后需要建立严格的“逆周期”的审慎性监管措施和提高有效监管的能力，避免“推波助澜”或“乘人之危”的“顺周期”监管方式和过度监管、牺牲效率的不良后果(繁荣时候放松监管，萧条时候强化监管)，接着，要在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和发展债券市场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利率市场化等金融要素价格的改革，鼓励健康的金融创新，最后，在恰当的时候，再向有资质的民资和外资开放中国的银行业务，提高市场竞争的程度。这样的安排是借鉴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量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后得到的总结，以便于我们能够在优化中国银行业服务的过程中，使改革可能导致的副作用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