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以创新驱动应对红利耗竭冲击

　　作者：张茉楠

　　4月份经济数据已出炉，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存款和贷款，投资和消费均出现同步回落，供给端与需求端都开始趋紧。从数据上看，经济全面下滑超预期。其中当然有短期原因，而更重要的可能预示着，中国经济将面临持续十年之久的“两位数”增长后开始进入下行拐点。

　　中国经历了十年“超高速增长”，年均GDP同比增速达10.48%。“九五”、“十五”和“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年均计划目标分别是8%、7%和7.5%，但在劳动力供给的快速增长、高储蓄率支持的资本存量的扩张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三因素作用下，实际增长均持续超出目标。

　　目前，支持高增长的供给要素正在变化。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的劳动力供给的变化、由政策和人口结构导致的储蓄率变化以及由劳动力再配置格局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都会出现变化。

　　人口红利一直被认为是造就中国增长奇迹的重要因素。随着人口结构转变的完成，长期以来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人口红利”开始衰减。未来十年中国的“人口红利”优势将会逐步衰减，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劳动力成本提升，整体经济进入了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这预示着现代工业部门已经不能再用不变工资制来吸收“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动下逐步回补，这样工业部门的利润有可能越变越薄，资本形成的增长将会有一定程度的放缓，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减少，中国GDP潜在增长率将出现趋势性下降。

　　与此同时，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也将趋于减速。2010年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已达到46.9%，超过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的历史峰值。据此判断，第二产业很难再出现大的扩张，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将会出现下降，并且更多地转向第三产业。

　　当前，中国经济两位数增长的环境正在变化。第一，人口因素的制约和城市化进程的放慢。首先是总体劳动力人口的下降。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劳动人口比重十年来首次下降。201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74.4%，比上年微降0.10个百分点。其次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农村还能再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已经不是那么多了。再次，是中国老龄化程度，中国第6次人口普查人口老龄率为8.9%，但2050年左右大概30%，中国老龄化的程度开始在加强。随着“人口红利”衰竭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将会放缓。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将由加速阶段转变为减速阶段，预计今后城镇化平均每年提高的速度将保持在0.8~1个百分点左右，很难再现“九五”、“十五”期间每年1.35~1.45个百分点的增幅。

　　第二是“资源红利”衰减后经济增长面临的资源环境瓶颈。中国特有的“过度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的模式，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上限，它的上限就是资源供给约束、环境质量约束、生态容量约束、气候变化约束。多年来，廉价的自然资源价格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条件，但也由此造就了经济增长中的高能耗、高污染现象。由于资源本身具有难以再生的特性，因此以不断耗竭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必将不可持续。许多资源具有生产的投入要素和消费品的双重属性，环境质量的下降、能源供给和水资源供给的不稳定性、生态环境的恶化将使中国面临长期增长约束。

　　第三是全球供需格局的趋势性改变。传统模式增长已到极限倒逼中国增长动力“换挡”。从中长期来看，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严重打击了发达国家的支出能力，导致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总需求出现明显下降，出现了需求不足和供给过剩的结构性冲突。特别是在全球外部不平衡逆转、全球分工体系格局日趋稳定、中国出口产品集中度不断上升所逐步界定的国际市场容量、劳动和资源成本上升和汇率升值的压力以及逆周期的贸易政策盛行五大因素的影响，未来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和主要源泉难以维持，并将步入递减区域，中国依靠增加劳动力投入、加快资本形成以及“要素驱动型”模式已到尽头，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亟待实现重大转换。

　　未来十年，加快要素结构升级，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技术提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当然，在整体要素结构升级的过程中要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要和资源禀赋相适应，结构调整也不要过于剧烈，这样可以避免在“要素红利”形势逆转下，比较优势出现真空的状态。因此，现在最好的延续方式就是一边升级产业结构，一边挖掘要素红利的潜在空间，给经济平稳“着陆”留下缓冲地带。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