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以放权让利来打破经济困局

　　刘晓忠

　　近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武汉主持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时表示，要贯彻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坚持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是次中央再度突出强调稳增长，反映当前内需不足、部分行业和企业效益下降等矛盾日益突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4月份经济数据非常不乐观，尤其财政收入的大幅回落更证实经济增速回落要高于预期。与此同时，从最近油电价和蔬菜等居民消费商品价格上涨等现象，不难发现当前真实物价形势也不是特别理想。

　　在这种形势下，稳增长开始主导宏观政策。继商务部高调提出保10%的外需增长目标，发改委低调放松政府投资项目审批后，近日央行也配合性地下调0.5个百分点的准备金率，这使得积极财政与宽松货币再度合璧，担当起保增长重任。中央层面则突出地把实施结构性减税作为稳增长的重要举措，但鉴于经济收缩有一定的内生性，单凭结构性减税而无新需求创造，很难实现稳增长，而要有效稳增长还需倚重以投资主导的积极财政投资。事实上，目前政府主导投资业已再度活跃，如近日铁道部发行的今年第一期短融券说明书显示，去年年末铁道部获得银行意向授信规模超过2万亿元，反映以高铁等铁路投资主导的政府投资将再度加速，成为保增长的主要推力之一。

　　时过境迁，本次财政货币双双出手的刺激效果不仅难显2009年以来之成效，相反可能致使经济加速滞胀化。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多重困局，首先表现为增长与通胀的矛盾。其次表现为经济失速与地方债务紧缩之间的冲突。当前政府财政高增长和高举债能力是建立在高投资持续的前提下，一旦投资失速地方债务紧缩风险就会暴露。

　　货币政策效率很可能大不如前。在内外需萎缩、高库存的情况下，经济体内的内生性信用创造下降，尽管央行以降存准率释放流动性，但新释放的流动性很难填补信用创造萎靡带来的缺口。同时，经济萎靡将使财政收入呈持续下降态势，地方政府难以筹集到有效储蓄资源，因此，高投资—高财政收入模式也难以延续。当前纵然银行系统可通过借新换旧的债务展期方式，暂时避免地方债务紧缩推高银行资产不良率，但任何债务展期意味着地方债务如滚雪球般放大，进而掐断地方政府以高投资撬动财政高增长之链条。单以一年期6.56%的贷款利率计，巨额地方债务就面临不小的利息支出。何况，目前人口老龄化下，地方财政将面临社保等支出增长压力。

　　不仅如此，在经济减速、财政减收的情况下，最终将使结构性减税改革面临压力。毫无疑问，在上一轮巨额财政刺激计划已削弱政府投资潜力的情况下，推动减税的确可刺激私人部门投资。不过，债务紧缩和财政减收很可能使结构性减税蜕变成结构性增税，地方政府面对财政收入减少和债务负担，将不可避免地挖掘税源，强化征管，拓宽非税收来源，如目前各地试点房产税，国税总局和财政部收紧税前抵扣标准等，都意味着当前税制改革更倾向于结构性增税。而这最终将增加私人部门真实税负，遏制私人部门投资活动，并陷入经济减速和财政减收的恶性循环。

　　由此可见，在上述种种矛盾的困境面前，单纯的财政货币刺激将加剧经济滞胀，因为一旦政府和国企主导的投资再度成为稳增长的主要推力，一则中国长期积累起的部分外汇储备将被低效的投资沉淀化，二则央行货币政策定向政府和国企宽松，将在不断边缘化私人部门的同时，抬高国内真实通胀指数；而减税则在财政减收下难以得到真正落实。

　　显然，这在实践中将与当前支持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等政策，难以合拍。殊不知，其一，不论是减税还是做实非公36条，引导私企投资国企垄断领域，私企需要的是有效的市场化改革，改变这些国企垄断行业的竞争结构和竞争边界，无法借助改革提供适合私企的市场竞争环境，政策的激励无法清除横亘在私企的玻璃门和弹簧门问题。其二，当前稳增长依然依靠政府控制的经济部门，私企进入国企垄断领域恰在削弱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加之银行趋于谨慎，向私企提供金融支持的风险相对要高于国企，高风险溢价体现在信贷利率高，这将削弱私企的信贷需求。

　　因此，要走出经济滞胀困局，亟须实质性的放权让利改革，如加速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通过立法促使国企逐渐退出不存在市场外部性的领域，推进由流转税主导向所得税主导的整体税制改革；同时，尽快私有化政府投资项目，压缩存量负债、遏制增量负债，并加快行政体制改革，逐渐剥离政府的经济建设功能，重构市场的竞争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