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建筑短命谁该担责

　　建设投入约8亿元，使用寿命却不到10年——6月3日，沈阳绿岛体育中心被爆破拆除。据沈阳媒体报道，这座曾经是亚洲最大的室内足球场被拆除的原因是使用率不高。沈阳各大媒体今天几乎都报道了绿岛体育中心昨天被拆除的消息，遗憾和惋惜的语气见诸于报道中，如“百余位老球迷苦守在现场近5个小时，就是为了送别绿岛体育中心最后一程”。(6月5日《中国青年报》)

　　公众不解：曾经被誉为“世界体育场馆排行榜上名列前茅”、“沈阳市的又一标志性建筑”的豪华体育场馆，成为又一个名副其实的“短命工程”？它的建与拆，是否都经过严谨的科学论证？有没有人需要为它的短命承担责任？

　　质疑

　　一爆烧八亿底气何来

　　又一个名副其实的“短命工程”。而这样的场面，在沈阳已非孤例。2007年，使用寿命不过也只有十几年的沈阳五里河体育馆，同样也是被2吨多炸药化成了碎片，16亿巨额投资随之化为乌有。

　　有意思的是，无论是绿岛体育中心还是五里河体育馆，当初拍板兴建时，无一不是被当地政府高度看好，也博得了相关方面的满堂彩，而到了决定要将之扒掉时，积极唱衰的，也还是先前曾经高唱赞歌的那些部门。总之，建也有理，拆也有理，永远有理。殊不知，这一建一拆，公共财政将要为此付出多大的沉痛代价，又有多少民脂民膏被白白地浪费掉？由此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政府决策部门在做出决策前，有没有对上述场馆的建设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评估，并广泛听取社会各阶层的意见和建议？

　　按照党纪，挥霍浪费公共财产的要被纪律问责，遗憾的是，现实中并没有多少人会因此而真正受到处分，而我们的“国法”，迄今也还没有将浪费纳入法律调节范畴，更缺少一部能够对政府或部门官员产生约束力的反浪费法，这就使得一些地方官员挥霍起公款来不仅随意性大，而且因风险几近于零而显得底气十足。只要花钱利乌纱，哪怕借债也要花，楼房建了扒，场馆扒了建，反正颠来倒去都能带动GDP数据增长，都能给自己带来看得见的“政绩”，只要自己没落下中饱私囊等明显的腐败把柄，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别人就奈何不得。于是，我们便看到了荒诞的一幕幕。要想纳税人的血汗不被无谓地糟蹋，就必须严肃党纪，彰显国法，对偏好拍脑袋“摆谱”、动不动就是“大手笔”的“败家子”予以严治。只有形成足够的威慑力，才能让形形色色的“伤民工程”、“短命工程”胎死腹中。

　　梅广

　　追问

　　每个城市都有“绿岛”？

　　诸多疑问浮出水面：一者，如此浩大的工程，地方财政果真富裕到动辄数亿拿出来“试错”？民众问得更直白——“当初是谁、是哪个部门批准规划建设的？现在，又有谁来承担体育场一建一拆造成的社会资源巨大浪费的责任？”二者，建也好、拆也罢，如此稽废纳税人财政的动作，科学的论证与程序的听证在哪里？当初是“非建不可”，现在是“非拆不可”，这种必然性能不能经得起民众的质疑？

　　甚为“巧合“的是，同样是沈阳，同样是体育馆——五里河体育场也是在爆破中结束了自己的命运。2001年10月7日，正是在这里，中国足球冲击世界杯成功，圆了足球人44年的梦；2007年2月12日，有“中国足球福地”之称的五里河在自己生命的第18个年头，一连串巨响后化为一片废墟。而今的这里，只是在各色看房手记里依然被圈点成意喻好运的“福地”。5年，两座体育场谢幕，行政逻辑与规划悖论都难免令人生疑。

　　这当然不是某一个城市的原罪。按照业内的说法，中国是世界上年新建建筑量名列前茅的国家，每年20亿平方米新建面积相当于消耗了全世界40%的钢材和水泥。也就在这一片造楼热土上，“短命建筑”层出不穷，拆四星盖五星、未完工又推平。“青壮年”建筑猝死在各色红头文件中，夸张一点说，哪个城市没有那么一些短命的“绿岛”呢？不论是短命的建筑，还是频繁移植的花树，权力要想自证清白、或击散谣言，恐怕就要直面民意的诘问，毕竟，折腾之后，财政与审计还有话要说。

　　邓海建

　　评判

　　理念与价值错位

　　耗资8亿元建成的号称亚洲第一的体育场馆，使用不到10年就被拆除，使公共资源被大量浪费，不免让人感到愤懑和遗憾：当初是谁、又是哪个部门批准规划建设的？如今，“绿岛”因为使用率不高就被拆，是否证明当初的规划不科学，抑或建成后经营管理不善？又有谁来承担体育场一建一拆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责任？

　　显然，没有谁、没有哪个部门对此作出解释，更没有人或部门会主动为此承担责任。似乎，这一切在地方政府看来实属正常，因为最初规划建设“绿岛”本就是出于政绩需要，“豪华”、“地标”、“最大”等字样曾经为地方政府增加过政绩厚度。而今，拆除同样是出于政绩需要，尤其是商业利益的考量，“绿岛”被拆除后，旧址将用于商业地产开发。

　　但对普通民众而言，“绿岛”的建设耗费了大量的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却无视了他们对体育设施和场地的需求，而它的拆除则是公然的浪费行为。一边是民众因场馆收费高而普遍运动不起，一边却是体育设施使用率不高，“绿岛”的被拆，揭示了地方政府不愿眼睛向下，为民众切实解除困境的心态。

　　这显然是一种理念与价值的错位，无论建设与拆除，地方政府追逐的只有政绩，在这种理念与价值观的指引下，体育场馆充其量只是塑造政绩形象的筹码，与发展体育事业毫无关联。这种理念与价值的错位，明显背离了政府应承担的公共职能，损害了普通民众享受健身设施和场地的权利，最终，还将使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损。

　　禹海君

　　延伸

　　想起曾荫权的鞠躬道歉

　　刚刚在电视上领略过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因出访期间膳宿费用超标而数度哽咽、公开向香港市民致歉的“风采”，回头再读到沈阳耗资8个多亿建造的豪华体育场馆，数年后即被拆除的“大手笔”，心里真是十分纠结且苦涩。

　　若把香港之繁华、富庶，特区政府不差钱的情形与沈阳作为中国内陆城市的公共财力相比较，估计谁也不会对到底谁穷谁富产生歧义。然而，看看贵为香港特首，却处处受到制度、规则的掣肘、制衡与刁难——不仅区区数千元的公务费用要接受立法会和香港市民的在线查询、监督和严格审查，而且，就连度假乘坐的私人飞机游船，住了人家的酒店是否合适也屡遭公众质疑。眼下，仅为出访期间的膳宿费超标，居然惹出如此大的麻烦，遭遇如此之大难堪——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公众道歉，弯腰鞠躬10秒以示愧疚，这一幕情形教人情何以堪？

　　再打量投资8亿公帑的绿岛如此短命，既无官方向市民作出说明，更无哪怕任何一个层级的官员出面道歉的恢弘气势，就不仅显得十分荒谬，而且也不能不让人质疑：这是为什么？谁给了官员们眼睛不带眨地将耗资8亿的公帑瞬间化为一堆残缺的瓦砾与废墟的权力？

　　尤其值得追问的是，如今，不少内地官员不仅漂洋过海，到美国到英国，去澳大利亚去日本去韩国，同时还能去新加坡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学习取经，以往闻所未闻的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学位课程(MPAM)理论、新鲜名词啥的，现在的县处级官员估计也能一套一套地张口就来，可为什么学习取经回来之后，所有上述这些新知识，新经验，尤其是对防范公权滥用的诸多监督机制和有效做法，偏偏一股脑儿地忘得一干二净呢？

　　李甘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