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交通工具上的钟表

　　皇帝最常用的代步工具是车轿。在轿子中安设钟表的记载，最早出现在雍正时期。对此，档案中有明确记载：“雍正六年正月十三日，首领太监赵进忠来说，内大臣佛伦传旨，自今以后出入轿内，右边前头着安表，钦此。”从中可以看出钟表在轿中摆放的位置。

　　至于钟表如何摆放，不妨从档案记载中寻找答案。雍正七年(1729 年)“闰七月二十三日，首领太监赵进忠来说，随侍自鸣钟太监武进庭传：大礼轿内着安表匣一件，记此。于八月二十日做得表匣一件安讫。”这则档案告诉我们，车轿表多配做有表匣。综合两条档案可以看出，车轿表盛放在表匣内，而表匣则固定在“轿内右边前头”。

　　另外，雍正时期皇帝乘坐的车内也安设有钟表。如，“雍正六年十一月初一日，首领太监赵进忠来说怡亲王谕：上乘车内安的表着做铜合牌胎锦匣盛装，遵此；雍正七年二月初三日，首领太监赵进忠来说郎中海望传将上乘车内盛表匣三个另糊新里，记此。”

　　乾隆时期，仍然沿袭了在车轿上用表的惯例。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四月二十九日，太监如意向粤海关监督德魁传达乾隆皇帝的旨意，让其采办一两件功能较为复杂的轿上用表，自打时刻表或单打时刻带问表均可。几个月后，八月初八日、十一月二十三日，粤海关分别送到五针轿表各一件，太监如意进呈御览后，交给做钟处收贮备用。

　　一直到清末。清宫做钟处库内仍设有“车轿陈设钟表”一项。光绪六年(1880 年)的《陈设库贮档》显示，当年库贮备用的车轿陈设钟表有：蓝白珐琅凿花盒套红白珐琅表盘单人形底双针铜表一对；镀金铜镟花盒套红白玻璃口珐琅人形底白珐琅表盘双针表一件；铜镀金凿花盒套红白玻璃口珐琅三人形底白珐琅表盘二刻有秒表一对；铜镀金凿花盒套蓝白玻璃口墨地单人形底白珐琅表盘双针表一对；铜镀金五彩珐琅人形底白珐琅表盘面上上弦双针表一对；铜镀金五彩珐琅单人形底珐琅表盘双针表一对。

　　日晒风吹雨淋对车轿本身造成一定的损毁，其上安设的表盒也受到影响。所以，造办处经常重新裱糊表盒。如，乾隆四年(1739 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车轿上两个盛表匣，因里面旧坏，需要换新里。二十五日，首领赵进忠将重新糊了新里的表匣，持进交轿上收讫。

　　由于空间的限制， 车轿上使用的基本都是小型钟表，御舟陈设的则多是座钟。平时这些钟表按专项收贮在库内，皇帝乘船时由太监搬出安设，到达目的地后再由太监收起保管。如，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福舻船上便陈设有嵌茜色象牙银母花架时问钟一座。咸丰年间，御舟备用陈设则有，随洋漆座乌木嵌绿色白玻璃塔时钟一座、随玻璃罩时乐钟一座、随玻璃罩葫芦形顶时钟一对。

　　清代皇帝每年秋天都到位于今河北省围场县境内的木兰围场巡视习武，行围狩猎。“木兰”，本系满语，汉语之意为“哨鹿”，亦即捕鹿。由于一般情况下是在每年的七、八月间进行，故又称“木兰秋狝”。清朝以弓矢定天下，骑马尚武被奉为满洲根本，正因此，对鞍辔等马身装备也就比较重视。上用马鞍装饰华美，有的饰各种宝石，有的在鞍桥正面中央嵌小表。乾隆时期，乾隆帝对各种安有钟表的马鞍更是情有独钟。如，乾隆三十四年(1769 年)，木兰行围前，乾隆帝指令携带十副安大表鲨鱼皮马鞍备用。

　　除进贡外，乾隆帝使用的嵌表马鞍绝大多数是清宫制作的。下面这条档案呈现了安有钟表马鞍的制作过程。“乾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由随围太监党进忠来说，八月初五日，太监胡世杰传旨：将马鞍上判官头上面着安八方日晷一件，或裱或时刻钟再安一件，俟进京时会合鞍作画样呈览，准时再做。”这段档案说的是，八月初五日，身处京外的乾隆帝指示造办处制作一件安设有日晷、钟表的马鞍，式样由鞍作和做钟处共同设计，并画出纸样。待乾隆帝回京后，审阅式样，决定是否照样制作。九月三十日，郎中白世秀、员外郎金辉将做好的安有钟表日晷的鞍板判官头木样一件，进呈乾隆帝。乾隆帝看后对马鞍、钟表、日晷做出指示，二副鞍子照木样做；钟表则不必新做，从旧鞍上找两个旧钟补用；配做两个八方日晷。应镀金处镀金，应镀银处镀银。十一月初八日，做好的两件安有定南针和问钟的鞍板呈进到乾隆帝面前。同时呈览的还有马鞍未制作的其他部位的样子，鞍塌、鞍座等。乾隆帝对鞍板相当满意，提出照此鞍板再做鞍板四件，定南针四分。至于鞍塌、鞍座等则用旧的，不必再做。十二月十二日，太监胡世杰将后做的二副鞍板奉旨交给武备院。至此，六个嵌表马鞍鞍板制作全部完成。

　　上述事例中，马鞍上所嵌的钟表不是专门制作，而是配用的。另一方面，档案中不乏针对某个马鞍专门制作钟表的记载，乾隆十九年(1754 年)便有一例。“ 十二月初五日，太监胡世杰传旨：鞍上着做金钉子儿皮盒套镀金表盘双针时问钟一个，随银梅花双锁，钦此。”第二年的七月二十七日，做钟处将马鞍子钟一件交进。清宫中钟表和马鞍分属做钟处和武备院两个机构管理。平时，钟表并不固定在马鞍上，而是收贮在做钟处库内，皇帝出巡时，派员携带钟表随行。狩猎时，再安装到马鞍上。有违例之处，相关机构立即予以纠正。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十一月十六日，武备院在对北鞍库清查时，发现库内存贮有上用安钟表马鞍二十七副，其中二十三副鞍上钟表平日并不随鞍存放在北鞍库内，而是用完后拆卸收存在做钟处库内，需用鞍时再由做钟处派员前往，随用随安。但地方进贡的四副鞍上钟表，并没有拆卸，而是连鞍收贮。对此，负责清查的官员提出，“钟表一项，必须不时比较修理方能有准。若久存库内不免涩滞，恐一时难以适用，理应请将进献鞍上之钟表一并交与做钟处收存，随用随按以昭画一，谨以奏闻。”对此，乾隆帝指示武备院给造办处行文，让其派做钟处匠役进库拆卸。

　　对于这种嵌表马鞍， 乾隆时文人曾赋诗纪事。陆耀的《切问斋集· 塞上杂记》中有：“围场六膳先登雉，碧碗调羹奉至尊。...。。十二鸣钟响御鞍。”作者对“十二鸣钟响御鞍”一句加了注释：“鞍内嵌自鸣钟，响十二点则为午正，例得收围。”从中不难看出，马鞍上钟表不仅仅只是摆设、点缀，而且还起到指导作息的作用。

　　通过以上描述，不难看出，作为最主要的计时工具，钟表已经是皇帝须臾不可离开左右的物件，这更进一步说明清宫钟表广泛使用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