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行贱卖背后：中资行以外资为师或接近尾声

　　美银减持建行股份，并非“贱卖论”所能简单形容；如火如荼的中国银行业引入战略投资者、以外资为师的日子，或接近尾声

　　文 | 本刊记者 黄秋丽

　　“如果说当年他们救了中国，现在就是我们去救他们了。”中国建设银行一位高管对《中国企业家》如此表示，他所指的，是建设银行与美国银行的一段合作，如今，对方要“套现”了。

　　8月29日，美国银行(以下简称“美银”)宣布出售其持有的131亿股建行H股，所获的83亿美元将用于补充其岌岌可危的资本金缺口。接盘者中，已无往日欧美金融巨头的身影——新加坡主权基金淡马锡，中国外汇管理局、社保基金和中信证券组成的财团，共同买下美银减持的股份。

　　不过，还不错的财报并没有给建行带来赞誉，美银的减持却把建行推进了舆论漩涡：当初，美银仅以25亿美元购得建行175亿股；之后两次增持的行权价格分别为每股约2.42港元和每股约2.8港元，而本次中方财团的接盘价格是每股4.94港元。在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建行是被“贱卖”了吗？

　　“贱卖”之争

　　对于建行是否被贱卖，业内及学术界存有分歧。

　　“仅仅看成交价格是没有意义的，六年的时间树苗也长成大树了，价格怎么可能相同？”一位业内人士分析，从交易的角度看，美银此次出售的价格较建行股价折价近12%，“这个交易价格比较合理。”

　　原央行研究局副局长景学成，2004年至2007年曾担任建行独立董事，全程参与了建行改制、引入投资者、上市的过程。“并不是我们的好银行没有卖出好价格，而是那时我们的银行根本还没有起来，你们可能不了解当时包括建行在内的中国银行的资产状况。”他对《中国企业家》说，中国的银行当时资产状况是绝密数据，但可以肯定，“我们的不良资产很大。”

　　景学成认为，该不该引入战略投资者，取决于“能忍受多久温吞水式的改革”。“引入战略投资者，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好处：一是银行有了中长期、战略性的考虑；二是公司治理，有了程序，有了一定之规。”

　　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吴念鲁教授被认为是“贱卖论”的代表性人物。他对《中国企业家》表示，“到现在，除了建行引入的美银，其它银行引入的战略投资者基本上都走掉了。”吴念鲁说，引入战略投资者的价值主要在三个方面，资金、管理经验和公司治理。“他们在中国赚了钱就走了。现在要认真考虑一下，我们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些战略投资者？”

　　2009年，苏格兰皇家银行因在危机中损失惨重，全数减持了持有中行的股份。高盛也因资金链紧张，减持了工行的股份。汇丰银行一直想在中国市场获得长足发展，但在入股交通银行之后，双方在中国市场是竞争关系，合作并不十分愉快。

　　不过，上文那位建设银行高管则表示：“美银减持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影响。”

　　学到了什么？

　　在建行转型的过程中，美银的角色不容忽视。建行前身是财政部下属银行，偏于政策性银行，主要是为基本建设提供资金服务。1997年，中国银行业开始市场化改革，建设银行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成为一家商业性银行，如何提高对个人客户的销售与服务能力。而零售业务恰恰是美国银行最具竞争优势的业务。在第一期战略合作中，建行就把零售业务作为首选的合作领域。

　　“美国银行当时派了一个团队在建行，建行也派了一批一批的人到美国银行去学习。双方在经营管理理念的融合、指导思想、乃至技术层面的融合，都做得比较到位。”截至今年上半年，建设银行累计124人次赴美参加跟岗培训，6200余人参加短期培训，累计完成98个合作项目、307个经验分享项目。景学成认为，美国银行这么做有提高建行国际化水平、让它上市时卖个好价钱的意图，但客观上建行还是受益者。

　　在综合化经营、国际化经营上，建行也得到了美银的大力支持。2006年12月，建行收购美国银行(亚洲)有限公司，成立了建银亚洲。在美国银行积极配合下，建银亚洲快速完成了整合，使得建行在港澳的业务规模快速增长。截至2010年末，建行亚洲在港澳地区的零售网点数量从最初的17家增加到50家，基本实现了由小型银行向中型银行的转变。2007年9月，建行与美银合资成立建信租赁合营公司，试水未来潜力巨大的金融租赁市场；2010年末，建信租赁公司资产余额243.28亿元，较上年增长196.68%。2009年2月，建行纽约分行顺利开业，美国银行为此也提供了很多帮助。

　　不过，伴随此次美银减持建行股份，中国银行业引入战略投资者、以外资为师似乎已近尾声。

　　在景学成看来，中国银行业经过几年的改革、发展之后，已经有了全新面貌。但是任何改革并不是强压下去，就算完成了。“改制之后，运营的机制是否到位，怎样解决为公众提供更好的服务？这些是从外面看不见的、更深层次的问题。”他不无忧虑地说。

　　这些深层次改革问题的背后，依旧是体制的问题。中国银行业改革遵循的是充分市场化原则，这必然会和体制发生冲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夏斌博士在其所著的《中国金融战略》一书中指出，与国际大机构相比，金融微观治理中的“政企”、“党企”关系，是造成中国金融企业竞争力低下的根本原因。“这些银行的行长同时还是政府高级官员。要么你就是企业家；要是政府官员，就不要拿几百万的年薪。”

　　不过，上文那位建设银行高管则表示：“美银减持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