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凯宝股权旧账难清：谁动了原始股东的奶酪

　　张丽华

　　38元/股发行价、82.61倍市盈率，上海凯宝(300039.SZ)2010年1月成功上市创业板，为河南省一个小县城——新乡县的原始股东创造了巨额财富。

　　然而，此后有许多原始股东回过头来发现，在上海凯宝上市前的改制过程中，他们的原始出资额在解除委托持股和重新委托持股的“一出一进”之后，被“不明不白”地缩减，他们原本可以分享更多由公司上市带来的财富被人提前“拿走”。被缩减的股东中，还包括已故相声大师马季。

　　《第一财经日报(微博)》记者近日赴河南新乡等地调查发现，一环扣一环的造假和“失职”充斥着上海凯宝的改制和上市。

　　委托持股的变更玄机

　　2000年，为开辟上海的医药市场，位于河南省新乡县的新谊药业，与上海凯托集团共同成立了上海凯宝。上海凯宝成立时注册资本750万元，675万元由新谊药业名义持股，其中640.30万元实际是由110名新谊药业管理层和员工作为隐名股东委托新谊药业出资。

　　2003年，新谊药业以其对上海凯宝的450万元债权对上海凯宝增资。上海凯宝注册资本增加为1200万元。450万元中，包括上海凯宝实际控制人穆来安340万元和另一位新谊药业管理层张善杰的30万元。

　　由此，上海凯宝的110名隐名自然人股东，共间接持有上海凯宝出资额1010.3万元，其中上海凯宝的实际控制人穆来安一人持有360万元。

　　2004年3月，110人中的9人变身为显名股东，1010.3万元的出资额也随之转给9名显名自然人股东持有。除穆来安和张善杰没有代持外，其余7人名下的股份，除部分为自己实际持有之外，还继续代持剩余101人所实际持有的出资额。

　　上海凯宝正式冲刺创业板的前一年，即2008年6月21日，上述102名隐名股东(加上2004年10月新增为隐名股东的曹宝成)的484.05万元出资额(含2004年10月穆来栋从新谊药业受让来的6.35万元)，共同被解除了委托代持关系。原始股东吕和际、曹宝成、宋祥林等人的股份瞬间清零。

　　几乎同时，102名隐名股东中，26名隐名股东持有的60.57万元出资额，转由两天前火线成立的新乡县中兴贸易有限公司(下称“中兴贸易”)代持；另49名隐名股东持有30.3万元出资额，转由同时成立的新乡县金鑫商贸有限公司(下称“金鑫商贸”)持有；畅清岭等29名自然人则变身为上海凯宝的显名股东(其中杜发新和李世芬两人，同时具有显名和隐名双重股东身份)。

　　这一时间，一些原始股东的出资额也在被重新洗牌。“一出一进”“先破后立”的过程中，100名原始股东持有的579.4万元出资额(改制前)，被减至330.08万元出资额，平均减少幅度达43%。其中，已故相声大师马季是被 缩减最多的原始股东之一。由马季遗孀于波继承的出资额由原始出资额20万元减少至5.91万元。

　　在转让受让的过程中，一些上海凯宝的关键人物出资额获得大幅增加。实际控制人穆来安在此过程中，获增93万元出资额；中兴贸易法定代表人杜发新增加19.13万元出资额；新谊药业总经理冯德宏增加13.48万元出资额；新谊药业法定代表人苗增全增加7.73万元出资额；上海凯宝副总经理李世芬增加5.32万元出资额。穆来安的两个女儿、新进股东穆竟男、穆竟伟也分别新得27.27万元出资额和18.84万元出资额。以上7人共获增股份改制前184.88万元出资额。

　　上海凯宝IPO法律顾问上海通力律师事务所(下称“通力律所”)出具的补充法律意见称，为明确凯宝药业股本演变的具体情况，避免产生纠纷，凯宝药业、新谊药业、金鑫商贸、中兴贸易以及穆来安等9名显名持股自然人和102名委托持股人对凯宝药业股本演变情况进行了详细确认并签署了《确认函》。

　　而据上海凯宝招股说明书，上述转让完成于2008年6月，但《确认函》签署的日期为2009年2月。记者采访中了解到，许多股东对自己是中兴贸易、金鑫商贸的股东以及此前的代持情况，都如坠云雾。上述解除委托、再重新委托等过程均由这份《确认函》以“追认”的形式，得以坐实。于是《确认函》文件的真实签署，显得尤为重要。

　　难以确认的《确认函》

　　出资额被缩减最多的原始股东之一曹宝成告诉记者，当时只听管理者说上海凯宝要上市，原始股东需要签字同意。2009年正月后的一天，他被新谊药业派来的车从郑州接往新乡。在新谊药业一间狭长的办公室里，找到了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签下了名字。整个过程不过两三分钟。

　　曹宝成表示，他并没有看到所签署文件的详细内容。“如果我知道自己的出资额会被缩减这么多，怎么可能签字？”曹宝成于2004年10月受让新谊药业的10万元出资额被缩减成了2.96万元。

　　另一名原始股东宋祥林，现已70岁高龄，原是新谊药业的总工程师，新谊药业的主打产品凯西莱和上海凯宝的主要产品痰热清注射液，即由宋祥林领衔临床试用和批号申请。2000年上海凯宝成立时，宋祥林作为原始股东出资额为3万元。至2009年上海凯宝发布招股说明书时，其出资额变为1.33万元。2009年初，他与曹宝成一样，也在新谊药业的办公室签了一个字。

　　宋祥林回忆，2009年刚过完年，他跟着一拨人到了新谊药业的那间办公室。看见屋里有20至30个人，围成一圈站着。他记得当时上海凯宝上市顾问侯干云也在现场。“侯告诉大家说，‘今天要签署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签署了以后，不影响大家的出资额，不影响大家的收益。你们是凯宝的股东，还是凯宝的股东。’”

　　而另一位原始股东吕和际回忆，2009年年初，时任新谊药业总经理的冯德宏通知他来签字。冯德宏只说“肯定是好事，不会对个人利益有啥损害”。2011年7月，吕和际就签字一事找冯德宏理论。根据记者获得的谈话视频，冯德宏在谈话中承认，“都是握好了页”“流水线似的”让大家签妥的。作为多年的老熟人，冯德宏向吕和际解释说：“咱公司你还不知道，叫签啥就签啥。那天其实也不只你(不知道)。”

　　为此，上述三位原始股东陆续将上海凯宝告上法庭，要求确认三人上海凯宝的股东地位。然而，吕和际在今年4月的一审中败诉。

　　或是上海凯宝招股说明书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股权委托解除、重新委托等手法令发行审核人员也看花了眼，上海凯宝和通力律所又补充了数份文件解释上海凯宝成立以来的股权演变过程。

　　通力律所承认，在解除委托持股的过程中，因转让和新加入的股东，使部分原实际出资人出资额减少确为事实。但通力律所同时认为，转让行为已经出资人确认，且支付了相应的股权转让价款。因此未损害原实际出资人的利益。

　　显失公正的《公证书》

　　通力律所还称，这份《确认函》已经3家法人股股东和9名显名自然人股东，以及102名隐名股东签署，并由新乡县公证处出具的(2009)新证经字第6号《公证书》进行公证。据《公证书》，河南省新乡县公证处证明《确认函》中的签署页上的盖章、签字均属实。

　　但记者采访的几位原始股东中，只有吕和际因为与公证书中一位签字公证员梁志轩共过事，认识他外，其余原始股东均不知这一场签字有公证员在场公证。

　　宋祥林和曹宝成均向本报记者表示，他们并不知有公证员在场。宋祥林称，当时侯干云只说有两名法律人员见证，但没有提到有公证人员在场。

　　记者就此随机询问了几位原始股东，翟理平和孔繁印称因时间久远对是否有公证人员在场没有印象。岳建文、马云、李在兴均表示，签字当天没有被告知有公证人员在场。

　　根据记者获得的(2009)新证经字第6号《公证书》，新乡县公证员梁志轩签署意见声明，上海凯宝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需要，制作了这份《确认函》，确认函的签字分六场，分别在新乡县和上海市的四个地点签署。签字行为均属实。

　　4月11日，本报记者来到位于新乡县老县政府大院的公证处，这间公证处总共只有两名公证员，梁志轩是这里的主任。

　　当得知记者是来询问上海凯宝上市前的有关公证的过程时，梁志轩显得非常激动，他表示没有义务告知公证细节。采访过程中，他两次生硬地向记者喝道：“请你出去。”

　　不过在记者的反复追问下，梁志轩还是透露了公证的内情。

　　他称，当时公证人员核对了签署人本人和身份证，并见证他们在公证人员面前签下自己的大名。

　　在回答记者“公证人员如何知道签字人员都已知晓了所签署文件的内容”时，梁志轩称：“他们内部开过会的，这是他们内部的事情。”

　　记者再度发问：“开会的时候，你们在场吗？”

　　尽管非常不情愿，梁志轩还是向记者承认了“我没参加(这个会议)”。

　　从梁志轩的回答来看，公证人员能够证实签署人员知晓所签署文件内容的唯一途径，是这一场所谓的“内部会议”，但是这个会议，公证人员却没有在场。

　　记者要求梁志轩出示公证案卷的卷宗，梁志轩拒绝。

　　本报记者就公证规范流程采访了上海市静安区公证员张铮。张铮告诉记者，如果是公证一份文件的签署，公证员应以一问一答的形式，询问签字人是否知晓所签署的文件内容，这份问答笔录还应作为卷宗保存。同时，张铮表示，除非一些取证类的特殊情况，公证员可以不表明自己的身份外，其他公证场合，公证员必须出示工作证件，告知签署人自己的公证员身份。

　　记者就此询问为何一些签署人员表示他们并不知道公证人员在场时，梁志轩回答称：“他们怎么说我不管，反正我们在场了就行。”

　　此后无论是上市过程，还是股东的维权诉讼，《公证书》都被置于“尚方宝剑”的高度，被发行人律师以及股权诉讼审理法院反复引用。吕和际案一审法院判决书认为：公证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

　　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张远忠律师向本报记者解释，IPO上市申请并没有规定哪一级别的公证处才可以公证上市相关法律事项。但就此案来说，公证签字只是一个形式，关键还在于公证的书证是否为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公证书证并不当然大于其他证据，假如有证据表明，签署人在签署过程中受到蒙骗、欺诈等，公证书证仍然是可以被推翻的。

　　精心计算的“数字游戏”

　　2008年8月，上海凯宝由有限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改制净资产折股的程序相同，上海凯宝将历年经营积累的账面净资产95741302.55 元折为股份公司的股本82200000股，其余净资产进入盈余公积和资本公积；并更改注册资本由1245.45万元(华星药厂以1500万元代价在2008年6月获增45.45万元出资额，成为上海凯宝原始股东)为8200万元。

　　这样，上海凯宝改制后，所有原始股东的股本翻了6.6倍。看上去很美，但实际上被“缩减”出资额的部分原始股东却因缺乏相关改制法律和财务知识，而损失巨大。

　　一个疑问是，上海凯宝上市已有两年多，为何直到最近股权争议才出现？

　　吕和际一直认为自己持有的上海凯宝出资额是18万元，其中6万元为2000年上海凯宝成立时的6万元，另外12万元是在2007年新谊药业通知他增资的12万元。直到2012年4月一审庭审，他才知道12万元已经被抵扣他所欠穆来安10万元，另2万元由一个远房亲戚代他领取。相当于这12万元出资款，已退还吕和际。

　　其时，许多原始股东被告知2007年可以原始出资额的2倍向上海凯宝增资，吕和际表示，“有些增进去了，有些没增进去”。

　　翻看上海凯宝的招股说明书，除上海凯宝的主要管理层外，其余每个原始股东的出资额，都精确到了单位“元”。在《确认函》中的附表六中，记者看到，改制前吕和际通过中兴贸易间接持有上海凯宝的出资额为2.7273万元。拿这个数乘以改制时净资产折算的6.6倍，正好是18.00018万股。

　　有分析人士称，显然，最终持股数的确定，是一个精心测算出来的数字。其目标是，改制前持股份额，乘以6.6倍，必须与原始股东心目中的股份数相等。

　　《确认函》或招股说明书粗制滥造的一个痕迹是，在《确认函》中，吕和际改制前持有上海凯宝的出资额2.7273万元，在招股说明书和上市补充法律意见中，却不知怎的变成了2.6589万元。

　　一错则全错。或许由于计算和配比过程过于复杂，《确认书》和招股说明书中记载的绝大多数原始股东持股书，都出现了偏差。如《确认函》中孔繁印间接持有上海凯宝的出资额为0.4545万元，到了招股说明书中，则变为了0.4421万元；曹宝成由3.0303万元，变为2.9557万元；马季遗孀于波的6.0606万元，变成了5.9114万元等等，不胜枚举。

　　伪造的“签名”

　　可以查实的是2008年6月，吕、宋、曹等人的股份从他们原来委托代持的自然人手中，转委托中兴贸易的全过程，上述三人，甚至大多数中兴贸易股东，均不知情。

　　本报记者从河南省新乡县工商局调取了中兴贸易成立全过程的工商资料。对比《确认函》的签字，中兴贸易成立时的公司章程股东签名，以及更改总经理、更改办公地址等文件的全体股东签名，相当一部分与《确认函》不一致。

　　不用对照笔迹即可看出伪造签名的是，《确认函》中，花玮鞠、李在兴、茹书芬三人，在《章程股东签名表》中，被签成了“花玮菊”、“李再兴”和“茹素芬”。

　　如果说《确认函》签署过程，公证处已经公证为本人签署，那么，至少这三处明显的错误证明，中兴贸易《章程股东签名表》涉嫌造假。而于波在这份《章程股东签名表》中的签名，也明显与《确认函》中的笔迹出入很大。

　　2008年6月解除委托和重新委托的过程，涉及大量的资金往来。原始股东应当先收到解除委托的退股款，再入资相应的中兴贸易或金鑫商贸。这一链条，如果原始股东全然不知情，企业控制者又是如何撇开他们做到的呢？

　　记者获得了中国工商银行新乡县小冀支行2008年7月18日吕和际以本人名义开立的账户凭证。7月23日，该账户进账6万元，次日，6万元被转至吕海兰的账户。开户和转账，均显示为吕和际本人办理，还有吕和际本人的签名。但两张单据签名栏字迹相差甚远。据吕和际本人向本报记者指认，这两个签名，均非他本人办理。他表示，自己在2008年从未在工商银行开过户。

　　4月15日，记者来到位于郑州市金水路的一家工商银行网点，当班柜台经理告诉记者，根据银行规定，转账5万元以上，必须本人前来办理。他对比两张凭证的笔迹明显不同的签名，摇摇头说：“确实难以置信。”

　　曹宝成、宋祥林称，他们也没有收到2008年6月解除委托时的解除款，更没有去办理所谓的“中兴贸易”相关出资手续。

　　在中兴贸易的成立出资验资报告中，记者看到，40余名股东均为现金缴款，无法查证是否为本人亲自办理的缴款出资程序。

　　招股说明书称，对委托持股解除存在的可能纠纷和潜在风险，新谊药业和穆来安愿意承担由此而引发的责任，二者同意相互间承担连带责任。

　　据悉，吕和际申请确权案将于5月在上海二中院二审。曹宝成和宋祥林申请确权案，也将在近期开庭。插图/刘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