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资本市场十年反思 长远乐观要看4个条件

　　关晓蕾 黄昌成

　　“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即使中国的资本市场眼下仍然是宏观看来进步不小，微观看来问题不少，但对于中国资本市场长远的发展，我还是保持乐观的态度。”向来以“股市的审慎的乐观者”自称的全国人大前副委员长、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日前到访广州，在接受《大经贸》独家专访时这样表示。

　　受香港浸会大学(微博)的邀请，成思危出席了11月12日浸大在广州举行的MBA中国班十周年庆典暨工商管理学院荣誉教授颁授仪式。

　　1935年，成思危出生于风声鹤唳的北平，父亲成舍我以“天下大任舍我其谁”的气概，给他取名成思危，希望他不忘男儿肩负国家安危的责任。两岁时，全家随父母辗转至香港，并在此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光。

　　1951年，成思危满怀报国热情回到内地，先在叶剑英兼任校长的“南方大学”学习了四个月的政治理论后，被分配到了广东省总工会工作，不久总工会又派他到民船业工作。1952年秋，成思危被选送到华南工学院开始学习化工，两年后因院系调整到华东化工学院学习。1956年9月，成思危被分配到沈阳化工研究院无机研究室从事硼化物的研究，开启了他的科学研究之路和“科学报国”的人生，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间埋头于化工业的学术研究与资源开发。

　　1981年，他做出了人生的一个重大抉择，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管理学。两年半之后，他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学成归国。他说：“改革开放之初，祖国大陆百废待举，更需要懂得西方先进管理科学的建设者。”

　　谈及中国管理学的未来，成思危教授说，一方面是要加强学科建设，一方面是要坚持中西方结合的系统管理理论，深入学习吸收西方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同时认真总结中国企业的实践经验，并力争上升为理论。管理要为经济发展服务，既为宏观经济的发展服务，也为企业服务。

　　1995年，已近60岁的成思危本想退休以后去教书，但在时任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的动员下参加了民建，并开始踏上从政之路。

　　从政后的成思危于1998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是这一年，其代表民建中央提出的“一号提案”在国内掀起风险投资的热潮，成思危也因而被外界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一号提案”中强调了风险投资对高科技产业化的重要作用，成思危此后在不断关注并推动着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改革的过程中，对于创业板的设立更是不遗余力。

　　事实上，在庆典当晚，成思危进行《中国管理学的未来》的主题演讲之外，更多时候将关注点放在了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之上。

　　“他们在谈论欧债危机。”演讲前，刚从机场赶至会场的成思危在贵宾室休息，与十多位作陪的专家教授聊起时下国际金融热点，粤语中不时切换几句英文表述，简短、干练，皆是经济学者风范。

　　“实际上谁的手里都不会有很多现钱，这是很基本的道理……可以说中国(应对欧债危机)有这个心没这个力，不可能‘英雄救欧’。”成思危在11月初华盛顿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就中国经济议题上发表演讲时指出。

　　而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同时，中国经济也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在15日明确表示，中国拯救欧洲的问题并不成立。相关专家则指出，中国目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经济发展也面临多重困难。其中，资本市场形势严峻，已是诸多难题待解——股市重融资轻回报、债市瘸腿、新股发行体制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资本市场监管“外紧内松”以及退市制度“形同虚设”。

　　2011年，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年末三大金融监管部门的人事变动被外界解读为“期待中的金融新政正在酝酿”。而此前一直备受关注的中国虚拟经济也因而让人们对于其未来的发展生出更多的揣测与观望。

　　自去年年底风闻而至今已开始扩大的企业资金链断裂、民间借贷受追捧的现象背后，是工业发展放缓，虚拟经济做大——在中国的工业发展基础仍有待夯实的现状下，资本逃离实业，只为追逐更高倍更迅速的资本增值。

　　如果以股权分置改革为历史节点，那么从中小板上市到创业板的最终开盘，再到股指期货的出现乃至近期又多了传闻的国际版细则——中国资本市场在经历了第二个十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其狂热浮躁被人们以此二词诟病，由来已久。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要平衡发展。”被人们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的成思危在11月初举行的国际金融论坛2011年全球年会上这样表达他的观点。

　　敢言，一直是外界对成思危最普遍的印象。这位全国人大前副委员长因其特殊的政治身份，一些言论常引起股市强烈震动而招致批评的声音。而健谈、风趣、绅士却是接触过他的人们最直观的评价。

　　也许是学者习性使然，相比于“中国风险投资之父”，成思危更喜欢人们称其为“成教授”——毕竟，在成思危的一生当中，“风险投资”之外，“管理学家”无疑是他的另一个显著标签，而积极于学术研究则显然是他未竟的事业。

　　同时身兼政府官员和学者的他，对于学者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有时候政府在实施一些政策的过程中，遇到一些想象不到的问题，这时就是学者发挥作用的时候。

　　“但是，不要想着学者的建议政府会百分百接受——不听学者意见的领导是独裁的领导，但是完全听学者意见的领导是无能的领导。”成思危说，“领导必须要有自己的主见，判断一个问题要听学者的意见，但最后还是要根据他的主见和经验直观地进行判断。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就不提了，说句大实话，学者提的意见里面能有百分之五六十被采纳已经很了不起。”

　　对中国资本市场长远乐观取决于四个条件

　　问：从股权分置改革到创业板再到股指期货，你如何看待我国资本市场过去十年的发展历程？

　　成思危：中国资本市场已经发展了二十年。这二十年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我想还是我十年前率领证券法执法检查组检查完《证券法》执法情况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做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中提到的那样——宏观看来进步不小，微观看来问题不少。是的，现在依然是这样的情况。但从中国资本市场的长远发展看来，我保持着审慎乐观的态度。我所谓的“乐观”，取决于四个因素：中国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发展，上市公司质量的提高，监管部门监管的改善，投资者素质的增强。

　　目前从中国宏观经济基本面来看，还是发展得较好，而且未来“十二五”保持7%以上的GDP增长速度应该还是能做到的。

　　问：刚才提到，上司公司质量的提高也是你看好中国资本市场长远发展的一个因素之一，这一点能否具体谈谈？

　　成思危：我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讲上市公司质量评价的两个重要指标，一个是财务绩效，一个是公司治理。从短期来看，上市公司的质量取决于其财务绩效。对于上市公司、股市的基本功能应该是有效的融资功能和有效投资功能。也就是说一方面让好的企业能够以比较低的成本融到资金，另一方面让投资者得到合理的回报，毕竟投资者买股票需要承担风险，总体上需要得到合理的回报。所以衡量上市公司的财务业绩，就是其投资回报率加上企业价值的增值，应该要高于债券回报率，至少应高于银行存款的回报率。但是也的确有一些上市公司做不到这一点。

　　从长远看来，上市公司的质量取决于公司治理。这是非常重要的，毕竟如果仅仅是由于市场一时比较好、产品一时比较好，公司短期的业务取得一定成绩，收益不错，但总体来说公司治理做得不好，难以持续发展，早晚还是要垮掉。

　　公司治理应该说总体包括六个大方面，一个是所有者的权益，一个是董事会，一个是监事会，一个是经理层，还有信息披露，最后是其他利益相关者。我曾经鼓励南开大学进行过相关的研究，他们提出了一项“南开公司治理指数”，从六个方面确立了19个评价指标。根据这些指标，从前几年的指数看来，可以说大部分的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方面都是不及格的，平均得分都在60分以下，而及格的大概只有30%。这就说明公司治理需要大力加强，但近两年看来，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的确有所改善。

　　问：你刚才也提到了金融监管，你怎么看待我国的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机制？

　　成思危：我说过，金融监管要依法、合理、适度、有效，另外监管必须以信息披露、提高透明度为首要，因为只有保证信息披露的全面、及时、准确，我们才能去分析它，然后才能发现问题并进行处理。

　　我在前两天的“国际金融论坛2011年全球年会全体大会第七场”当中提到过，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平衡。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而金融监管最主要的是要防止它的过度投机。但是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之间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有一个创新出来突破了金融监管原来的规定，然后金融监管又做出新的规定，然后在这个环境下做出新的创新，这是国外常见的现象。从中国来说，还是要鼓励金融创新，同时也要改善我们的金融监管。

　　问：那么投资者的素质应如何实现提高呢？

　　成思危：原来我们的投资者多以散户为主，散户通常出现的问题就是追涨杀跌，过高地估计自己承担风险的能力，一旦遇到问题就容易恐慌。现在看来，我们的投资者已经慢慢成熟了，但还是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而在投资者的结构上看来，机构投资者应该逐步增多，这样才能使股市中投资者的分布比较平衡合理。但是机构投资者不应当完全追求短期效益，否则机构投资者就又变成了大散户，而且他们还会损害小散户的利益。所以我认为机构投资者应该要有更专业、更长远的眼光，而非追求短期效益。

　　就像我刚才说的，宏观经济基本面、上市公司质量、金融监管、投资者的素质这四个条件如果能够做到，中国的股市是会逐渐上升的，而我本人也是看好这个方向的。当然，股市是虚拟经济，其本身有涨有跌。我在2001年应邀出席纳斯达克(微博)时代广场市场启用仪式时的演讲中指出，“根据虚拟经济的观点，股市是内在存在泡沫的，泡沫的膨胀和破灭就造成了股市的波动。作为一个审慎的乐观主义者，我相信股市是会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所以我们一定还是要有信心，从长远来看问题，但不要过度投机，要重视价值。

　　虚拟经济不能过分超越实体经济

　　问：前两天你提到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要平衡发展，在你看来，怎么样才能算得上平衡？

　　成思危：我觉得虚拟经济的规模不应过分超越实体经济，比例应该是5倍左右，再大就不合适了。现在全世界平均来说是12倍，我们中国目前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比例，基本上是1:1，最多的时候也就是1.5:1左右。

　　虚拟经济是和实体经济相对应的，简单地说，它就是直接用钱来生钱，也就是说实体经济要用货币交换成劳动力、原材料、厂房、机器，然后通过生产出产品，产品通过流通变成商品，商品再通过交换变回货币。但虚拟经济是直接用钱去买股票、买债券，然后通过股市、债市来生钱。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是相互依靠的，也是相互补充的，保持一个合理的比例非常重要。因为虚拟经济本身是从实体经济中产生，而又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如果不服务于实体经济，光玩虚的，必然要出问题。我刚提到全世界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规模的比例，到了12倍——全世界股市的市值加上债券的余额，加上未平仓的金融衍生品合约余额是800万亿美元，而全世界GDP才60多万亿，这个比例差太远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规模之内，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去单纯地发展虚拟经济。否则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

　　从现在中国来说，我们还需要稳步去发展虚拟经济，而且应当强调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要注意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现在有些企业不注重实体经济活动，将资金用于炒股、炒房，甚至放高利贷，这对企业本身和对国家都是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