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鄂生：银行信用与商业信用

　　新浪财经讯 2011年8月20日，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财经》杂志社联合主办的“2011第五届中国银行家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新浪财经全程直播本次论坛。图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蔡鄂生。

　　蔡鄂生：现在我们应该再一个什么样的气氛下或者什么样的环境当中能够把问题讨论透？我也不是说我批评媒体的同志，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现在好像大家都能说话，但是这个话说出来了以后，它的作用是什么？实际上刚才晓明院长和波明都讲了，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对事物判断要求，实际上是要求准确性很高的时代了。但是我们现在对事情的判断的准确性，就是包括中央国务院也要求我们要不确定性的问题，所以要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的问题。如果对事情判断得不准确，那你怎么去有针对性和灵活性呢？这很难做，是吧？

　　而且我们现在国际化以后，尽管我们的金融业有了长足的进展，甚至可以说是大跃进式的进展，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国有控股银行，工商银行已经是市值老大，但是它的老大是谁支撑的？其实大家影响清楚。而且我们现在站在这儿也可以非常认真或者是能够评论地去谈《巴3》，但是在15年前，你连《巴塞尔协议》本身的东西差距还在那儿摆着呢。但是经过本世纪的发展，现在对于《巴3》的要求，严格地来讲，我们的银行现在单纯从指标上来看，它也不差。

　　但是这些变化到底怎么来的？所以我为什么，因为我为了避免涉及一些，其实根本不是敏感问题，只不过是说大家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看法相同与否的问题，所以为了避免争论，我就跟波明说，那我就谈谈信用、理论问题。

　　其实信用它就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而且你到现在来讲主权债务就是国家信用了，如果主权债务在现在国际市场上，老大都会出现将要违约的情况，那你说我们现在这个信用的问题怎么看呢？

　　其实当时我跟波明讲的，我思考的问题还不是这个，我还是站在咱们中国的发展过程来看，现在我们老说间接金融跟直接金融的关系，说要发展直接金融市场改变间接金融的结构、比例。但是银行信用是在什么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按我学到的知识来讲，应该是商业信用银行、银行信用这么往下走。但是我们国家的商业信用在建国初期50年代，就慢慢赊销预付就都给禁止。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地恢复，商业信用的票据化过程其实基础很不扎实。到了1995年，1995年实际上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我认为从法制建设上或者说是从金融市场的市场化过程，，就是因为这一年颁布了几个银行法，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和教育发，这对于保护市场秩序很重要。

　　其实我一个过去的同事，他的父亲是早稻田大学的，一九二几年就在日本的商业银行干过，现在还在世，我让他问问他父亲，我说他在那个时代的日本银行的概念是什么？因为当时就偶尔聊天谈票据的问题。后来他给我准备了一份儿他跟他父亲的对话，他当时就讲，他当时日本的银行还是习惯在这个业务当中相当的比例是票据业务，因为票据本身也是当做信贷和融资来做的，一般的小银行票据业务要占到他整个的一半，因为大部分给中小企业主，大银行也要占到三分之一。

　　这个老爷子就说，当时中国的银行或者金融业也是习惯于传统的业务，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流动资金实行的是定额管理，到了流动资金改革以后实行了全额管理，全给了银行，是吧？再加上我们这个体制改革多元化，现在老说项目资本金、投资结构，这些都是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从体制、机制、制度上没有完全，叫我说就是还有待于完善的这个过程。就是说现在我们先不要跑到塔尖上去讨论问题，我们能不能在根上和基础上来讨论问题，就是制度的缺失方面、体制机制的完善方面现在还有哪些需要完善？

　　现在银行那么多，老说这个监管新，什么叫新？什么叫旧？样式是旧的，但是我这衣服是新买的，这算不算新？所以我们光是要图新，但是什么才是新？我觉得现在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不能再拿着概念去讨论概念。我这15年没去美国了，而且是在国际化这么热闹的情况下没去过美国，今年五月份好不容易申请去了一趟北美加拿大参加了一个研讨会，美国去拜访了一下OCC，美联储的监管部门和商业机构。

　　但是回来以后感触是既深又不深，第一次去美国是1985年1月份，当时是地地道道地作为学生在联邦储备银行学了一个月的监管。但是这次去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在加拿大的研讨会上是有中央银行、也有监管机构、也有商业机构，也是讨论这些问题。意见极其不一致，就是监管部门之间也不一致，那商业机构跟监管机构之间就更不一致。这个不一致的概念它还不是说能够在一个共同点上，而是说你怎么样我做得很好，然后我又说你不怎么样，你是你的问题而不是我的问题。真正能够说找出一个共同问题，我都认为这是我的问题，好像不多，这样的题目好像不多。

　　到了美国其实我一直想搞清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影子银行，其实到现在，就是到了发源地回来我也还没有搞清楚，第一没有搞清楚的概念是什么？OCC的人不给我讲什么影子银行，反正我这儿监管这些机构，我给你介绍国民信托怎么监管，我一看那个办法和我们现在出台的也差不多。

　　到了联邦储备银行，联储的监管机构一看，谈的时间更短，最后剩了10到20分钟，相当于是我问问题，避免刚坐了15分钟就拍屁股走了，就是访问一家机构很不值得。但是再往后谈的问题也属于一种场合的。就是到了他这个机构以后我发现他关心的问题和他对美国监管关心的问题，和我们现在探讨的差不多。

　　所以说现在我认为，我们很多问题应该是从基础问题好好讨论一下，就包括体制、机制建设，这几年银行的改革直接金融也好，间接金融也好，特别是今年，或者说明后年咱再看看它怎么走。如果说大家都在这儿做预言家说欧美的主权债债务会怎么样，我觉得很难判断，还是要看他的走向去分析。

　　现在老有一个词儿叫二次探底，底在何处？一次探底探到什么？你说你探的下降什么算个底儿，那我二次探底又要探到什么？它这个规律上的东西，它要走到这个结构上，发生了这个结构以后，这就是底，这是我的看法，因为它有前头的那个原因，是吧？原因到了最后那个结果就一定是底，但是这个底不是说是谁说的它的这个增长停滞了就是底，未必。只是说我们要对任何事情的结果要有应对的办法，这就是我的看法。

　　这么多年搞了银行、搞了监管，实际上你现在就举一个例子，我对信托公司的监管，我不讲别人，就讲我的思维，大家说房地产。我说今年你房地产，且不说房地产这些调控，就说信托机构做房地产业务的风险怎么看？我说没那么多说的，你们一家一家公司谈，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听，听完了以后再说。

　　其实这个本身是对于风险、对于这个东西看的。但是马上媒体上就出现了银监会要停止房地产业务，是吧？信托。你说这个本来咱们对风险、对这些东西看的，但是你和这个怎么搭档？而且在那儿猜测你的政策，你要出了这个政策，要对这个怎么样了，这怎么能猜测、推理说未来的形势，根据数字走向就出来一个政策，那也太草率了。监管实际上是要踏踏实实地，一步一步地真正盯住市场变化，哪儿能根据那些数字说，今天评这个，明天评那个，市场还有没有次序了？是吧？就是说我想现在我们对好多事情作为我来讲，我觉得对事情就是思考，你不管你怎么样，我就来思考。

　　我们现在不要说其他的，就说我们现在的企业，大企业、小企业、三农，就是说你银行信用的覆盖，三农和中小企业的瓶颈问题，这几年有很大的改善，但是现在你的路径都没有，那我监管怎么促进他去做？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原则上我们要做的事儿非常非常多，而且是需要很多很多脚踏实地，按照王岐山副总裁在建行提出的口号，叫做真正做银行，这样一步一步地把我们的事业推向更好的这么一个境地，使它真正能够实现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平稳然后快速发展，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