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会议开放式创新与竞争力实录

　　新浪财经讯 2011年10月27日-28日，由《财富》中文版、泛太平洋管理研究中心主办的“2011财富CEO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世界新格局-中国新角色”。新浪财经全程直播本次论坛，图为圆桌会议：开放式创新与竞争力现场。

　　主持人周展宏：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嘉宾下午好。首先热烈欢迎大家来参加财富CEO峰会圆桌会议，这是我们的一个预备会议，在此之前包括优酷网，还有新浪微博(http://weibo.com)也对一些嘉宾进行预热活动，预热采访。今天下午仍然是一个比较轻松的讨论形式，不像大会很正式，待会讨论的时候希望大家踊跃提问，在会后大概20分钟时间会给现场嘉宾留10分钟会议，还有10分钟留给微博互动。

　　我们今天会议主题是“开放式创新与竞争力”，我们先邀请我们今天嘉宾到场就坐。首先有请中国长远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刘小鹰先生、ARM中国总经理兼销售副总裁吴雄昂、摩托罗拉移动技术公司大中华区总裁孟樸、文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集团执行副总裁吴建先生、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刘奥琳女士、原金佰利(中国)总裁、春秋书院创始人，当然这是他的新名片邵青锋，最后一位是来自谷歌(中国)战略与销售部负责人Yuri Narciss。

　　首先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峰会，我们今天讨论话题是开放式创新，相对来说这个主题还是比较新的话题，我查了一下资料，是03年哈佛商学院一位教授提出开放式创新的概念。当然我们今天讨论话题不一定局限开放式创新，所谓开放式创新概念原来实际上创新是封闭型的，把一个大的公司，把他的研发投入中央研究室，完全是对外封闭的，到最后得出他的成果，他自己享有专利和技术，享有利益。

　　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一些创新模式有一些变化，包括在美国发生很多创新不来自于大公司，在几十年前大部分创新来自大公司中心实验室，教授发现很多创新是来自一些小公司，这些大公司创新模式有些变化，慢慢把他的创新，不仅是他自己研发的东西，跟外国进行合作，这是简单介绍一下开放式创新概念。我们今天讨论还是主要围绕创新这个话题，有一些可能围绕着开放式创新。第一个因为今天在场有很多是技术公司，他们本身会涉及到很多创新，怎么利用外部资源切入。首先问一下大家，你们觉得在中国市场，包括你们业务中确实用到开放式创新，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例子也好，有请ARM中国的吴总？

　　吴雄昂

　　吴雄昂：刚才跟嘉宾聊天的时候，我们排名第一，每次都让我们第一个发言。可能大家不是技术行业，IT行业可能对ARM不太熟悉，我们是全球最大的一个CPU公司，2011年全球基于ARM芯片(设备的发片量)大概60亿片，现在全球还有剩余，现在一些手机都是基于这个来做。我们全球只有2千人，我们有这么多影响力，通过开放模式我们只做核心技术的设计，不做最终产品的设计和销售等等。

　　所以，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通过和各种各样的芯片公司，系统公司，还有软件公司，像Google，摩托这些(公司)进行合作，通过一个开放式创新环境让所有第三方能够把自己的创造价值体现在上面，这是我们成功的一个主要方式。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就是降低了风险，因为我们在一个创新过程中有很多软件，硬件，各种各样商业风险和环节，如果能减少各个环节风险，是创新重大要素。

　　我们这个公司模式就通过在专注于其中一点来提供这个平台，让大家在上面加入自己创新，这样整个产品创新就更好了。包括我们现在看到手机，消费电子ARM产品，从最低端山寨手机(来看)，可能只有200块人民币，到最高端4、，5千人民币的手机，各种各样产品基于同一个平台开发出来，最终体现对各种各样产品创新是非常不一样。

　　我认为创新最大价值，怎么样有一个生态系统，让更多的公司能在里面，能制造出更多新的产品和服务，让最终消费者得到益处。

　　吴建：我代表文思创新，(文思创新)是中国的一家软件外包公司，我们做了很多项目，很多工作都是给一些大的跨国企业发包在我们公司进行交付。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在一个开放平台上有中国工程师进行各种各样的创新型的一些工作，这其实是我们工作深层的一个灵魂和我们的基石。所以，可以看到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开放平台，刚才提到ARM开放平台，还有Android(系统)Google公司开放出来的平台，甚至像苹果公司，大家知道苹果公司ios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他提供的苹果商店又引出一个非常开放的平台让全世界开发人员可以进行各种各样应用程序开发。

　　所以，文思这样的软件外包型公司在开放平台上其实有很多可为的，这就是我觉得从我们外包公司来说，其实开放平台给我们很多很多去进行创新的机会。

　　主持人周展宏：谢谢吴总，刚才两位吴总都很好进行了介绍。我知道ARM你们商业模式是很特殊的，吴总还可以再介绍一下。因为他们作为一个芯片公司，生产的芯片我看了挺吃惊。我想来自Google的Narciss先生可能有点分享，我知道你们不断在收购一些小的公司，创新型公司，其实是在利用ARM的一些创新，你们是不是有一些开放式创新的案例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Yuri Narciss：谢谢大家给我这样一个机会，也谢谢大家给我问了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对于Google来说，我们的一个就是在我们Google操作各个环节当中最重要一点，是要通过创新去惠及于我们的用户，我们的雇主，我们的伙伴还有客户。最重要能力，就是要想出好的点子，把这些好的点子开发出产品来再推向市场。不管是开放式创新也好，还是非开放式创新也好，毕竟就像刚才所说的对于Google来说，有的是开放式Android系统，有的不太具有开放式，因为他本身性质决定不太开放，这样才能决定完整性。

　　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创新，最重要的要融入长期计划，这样就能更快通过我们开发，让他惠及于消费者，面向市场，如果有新的点子很好，那就赶快开发出一个原型形来，赶快应用出去。这样的应用不仅应该惠及于内部，要推广到所有用户，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得到很好的反馈，通过这些反馈我们才能再决定到底是不是要继续做这样的投资，继续研发下去，或者如果反馈不太好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些点子融入到其他产品当中。

　　举个例子，我们以前推出过巴斯产品(音译)，还有GoogleV产品，这两个产品反馈不太好，后来我们就干脆抛掉了。但是还有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Google Less(音译)，后来我们就把这样反馈不太好的产品有益的地方融入到我们Google Less里面更好开发新的产品，更好惠及我们的客户。我觉得最重要在Google公司里面，创新是我们的灵魂，而且最重要的能力就是一定要保证速度，因为如果没有速度的话，任何的投资时间，或者是耗时太长会浪费我们很多时间，我们需要很快的速度，需要很快的创新。

　　主持人周展宏：谢谢，提到IT产业创新速度，这个确实对他们是非常关键的。在5年前，10年前我们不可能想象今天情况，微博这样一个新生事物在我们生活中方方面面影响。我们实际上开放式创新啊真的非常出名还不是听起来非常创新的公司里面，像IT前沿公司，最著名案例来自于宝洁，财富杂志对宝洁开放式创新做了非常深度的一个报告。而且邵总原来就是来自于金佰利，跟宝洁有一定竞争关系全球性的公司，你怎么看待这个创新呢？宝洁他是利用很多外部资源来做的，你可以谈一谈有没有这样一些案例，你怎么看？

　　邵青锋：我肯定不会给宝洁做广告的，不过谈这个确实作为一个行业，我原来做了10多年的前快速消费品，宝洁也是很强的一个巨人。现在很多人一谈创新就谈IT，实际上最古老的，时间更长的，，比较更长实际上是消费品，当然有很多体会。我谈一些不一样的体会，原来所谓创新是两个部门的事，一个是市场部，要去做推广营销。很显然有一些东西我们学会了，有些东西也是从IT那边来的，所谓消费者体验，很显然创新不是某些人的事，首先要有文化，这个文化一定有细节。一个快速消费品公司，一般都是比较老套的公司，经理有经理的位置，总裁有总裁的位置，大小分割等等都很明显。

　　现在，我们基本上就变成了完全开放，你别小看这些很重要。我们希望员工和员工沟通，经理和员工沟通是很开放的，一般有些比较传统公司在老板面前(话少)，员工面前最希望你(话多)，老板希望员工好好干活，我们也希望这么一个公司我们变成一个员工话很多，老板话少一点，员工能够在这里面唠叨也是一种文化，我和员工坐在一起，他就在我隔壁，中间有一个90公分距离，他能够在我面前很唠叨的跟人家说话，能够在中间什么时候他想要微博一样，我没有感到这个员工不是一个好员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第二件事很显然我们已经不是把技术部门把PIDN的人关在一个小区域里面了，他们和其他员工，特别和市场部完全在一起。也就是说，这是一种逐渐建立的文化变的很重要。还有一个我们经常开始做的比较多的，由于我们消费者，在公司里建立这么一种制度，一般老板做下属的，所谓引路人，或者指导者，制度就变的很重要。其实，我们知道对今天这个社会有的时候懂得更多，对消费的东西有更强烈的体验。

　　所以，建立这种把联系人变成老板，变成导师，多少“导师”(这个词)有点重，但是概念大家要知道，而且把它制度化起来。开始的时候通过这个子思想了解年轻人怎么想的，其实走到后面不光是了解，还有一个本身文化的问题，就是公司变的更扁平，能够实现的东西能够变的更广泛，实际上是一个很好文化上的变化。

　　主持人周展宏：谢谢邵总分享，一个传统公司对创新的一些开发，包括对开放式创新的看法。孟樸你是来自摩托罗拉，你们也处在大变革前沿，创新前沿，创新很快，尤其移动互联整个无论是在全球，还是中国怎么来看待创新，包括你用开放式创新，当然你们跟Google的关系，跟原来不一样了，Google有一个Android的开放式平台，你对未来怎么看？

　　孟樸：我因为一直在从事IT通信行业，所以谈的大概都是这个行业里面的东西。这个行业因为竞争的关系，所以创新非常重要，对每一个公司而言。我自己个人通常谈创新的时候，比较反对在前面有一些前缀，因为把它就锁定在，不管是开放还是封闭。因为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一个相对概念，刚才讲到不管是ARM，还是Android作为平台，一定有封闭的地方，也有开放的。

　　所以，对每个公司在做的过程中我觉得有两点比较重要。一个就是非常同意感觉邵总说的，实际上创新要在企业文化里面，企业有没有给所有的员工有文化，有精神，环境里面你鼓励创新，并不是说有我们大会小会上面说，大家要求创新，而实际上很多很多细节，刚才邵总也有讲到，这些平常老板跟员工的沟通，这些环境。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有没有鼓励大家做一些新的尝试常识允许犯错误的环境。

　　因为创新一定有成功，一定有失败的。如果没有允许失败的这种文化，大家都怕犯错误，这个基本上你这个企业就没有创新文化。所以，我觉得从企业的文化里面，这些细节里面，实际上对是不是真的鼓励创新，能不能有创新成果是非常重要的。

　　再有一个，所有讲的创新，因为实际上不管是产品，因为今天我们讲到，因为在座做IT公司比较多一些，讲产品多一些。实际上我们每个部门，每一个员工每天做的事，实际上都有很多在创新的，从产品上面来讲，像我们在做智能手机上面怎么样把我们的产品做的跟别的厂家产品有区别，有些差异化，能够给我们用户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这里面有很多创新的地方。

　　在市场部门，比如在销售上面，像我们现在做智能手机，跟以前功能机也不一样，这个也有很多可以创新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展台，销售台设计，还有我们做的培训，整个都全部做一遍。因为现在做智能机的销售，跟以前做功能机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想强调不论是做产品，还是我们在公司各个部门，实际上每天日常都有很多创新的事情来做。所以，你可以谈到很大的一些革命性的创新成果，还有一些日常工作。

　　但是，我觉得公司的文化加上大家在各个部门里面都在努力做的事情，这些实际上汇集成了一个公司能不能通过自己的创新变成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能够为你的用户提供更好的产品或者服务，这个是做企业比较重要的，比只是纯粹讲创新可能更有实际意义一些。

　　主持人周展宏：谢谢孟总，非常同意你创新前面最好不要加前缀的观点，完全同意，包括对企业文化的创新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实际上今天也是可以把创新观点扩展更大，中国现在发展目前这个阶段经济也到了一个转型关键时期。中国到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30几年了，过程中有一个成本优势，那么作为一个世界制造工厂，现在的成本优势大家也看到在逐渐消失，当然没有完全消失，还有很强的一个优势。事实上我们也一直在强调经济要转型，不能完全依赖于成本引领，是不是经济真的能够成功转型，刘女士可以谈谈这方面看法，包括我们应该做哪些创新，包括制度上的，宏观上的？

　　刘奥琳：这个问题很大，我刚拿到寄过来的表，我看这个活动上各个人都是各个行业尖子，他们是不是把我放错地方了，我一直是搞宏观的。后来一看这次会议主题是“世界新格局 中国新角色”，再一看咱们这一圆桌主题是“开放式创新与竞争力”。其实，中国在新一轮格局当中新角色跟创新绝对离不开。后危机时代我们看到不但是中国经济要转型，其实所有国家经济都得转型。要看美国，现在不需要转型吗？绝对需要。

　　美国这么多年来靠的经济增长，大家知道是消费，说穿了他的消费者其实没有很多钱，每一年他是消费110%，目前这当然到最后因为他们金融也是过度创新，兼容不够导致这次的金融危机。可是金融危机后期，我们看看美国现在的经济状况，最糟的是什么，为什么他现在这么艰难复苏，在走这么一条路，其实并非他的银行，他银行有很多钱不想贷，也不是他的企业，他的企业有很多项目不投资。什么原因？因为他们消费者，居民的债一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解决掉，可以看的到一半是在房市里面。

　　所以，他的转型接下来怎么回事？现在他在做一个停止，看看过去政策有些什么效果，要是再刺激下去可能会有好处，他的财政空间已经很小，接下来他绝对是要转，“转”对我们影响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明白外围环境，他的消费者不可能再是110%消费，说不定就是100%，或者90%，像我们这种出口引导经济一定会带来影响，而且这个影响还是比较长时期的。

　　因为危机之后几年，你看美联储印了两万亿钞票在支持经济，银行有很多很多超额储备金还在不断放，都放的慢，他觉得经济小企业不好就不贷款，不像我们这，是4万亿来的时候银行不管好坏就跟进去了，现在银行不愿意放贷。美联储再说没有用，把零利率降下来也没有用放的很慢，也是他市场调节有一点儿在保护银行。

　　从欧洲来看对中国，新兴市场影响更大。欧洲在过去几年当中你可以看比美国好，国债总体比美国好，但是欧洲国家当中他债务很大，欧洲和美国过去走的一条不同的路子。其实这两个国家都是在为解决一个综合性利益，他们过去从70年代到现在就是在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两个发达区域都有很大贫富差距，从70年代后期贫富差距加大之后，美国采用让私人部门通过市场，通过金融系统贷款，欧洲采用的是高福利社会，是用国家财政政策来支持，导致到最后欧洲最大面临是一个国债问题。

　　所以这也是他们面对一个转型机制，接下来怎么办？他们高福利在不能持续的情况下该怎么做？所以，欧洲现在问题要比美国大的多。在回过头来看看中国过去30年到现在，大家知道要转型，可是在市场上经常有两种说法，海外的经济学说起来最简单，中国转型就是要从出口转成消费，我们国内报纸上也有在报道。

　　看看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况，能不能今天就从出口，投资转成消费，我觉得不行，消费绝对要企业。而过去十几年来我们消费弱不弱，其实并不弱，你看消费增长每年都在10%以上，如果说我们经济增长是在9%，10%，其实消费是超过10%的，并不慢，哪个国家这么快？。问题是在我们最近一批增长里头我们投资起了很大作用，而我们出口积累了这么大的金额，在世界上引起很大争论。为什么我们说接下来一步，中国不可能就放弃，我们消费不会放弃，特别现在政府开始注重财富分配不均，我们把人均基本工资开始往上提，这些对中国消费一定会是继续增持。

　　城镇化，我们的人口，使得人要从乡村移到城市，小城市移到大城市。城市化，也是对中国消费支持。可是要问的一句话是，怎么实现中国的消费？中国真要内部起一个消费有三大事情是不能做的，第一没钱没法消费。看看中国我们人均收入4千，可是我们一半农民，我们人口里面一半就是农民，他们人均收入才1千。而在城镇里面剩下一半分布也不均匀，剩下的人是不是人均都是在700、，800元左右，并不是，富的人很富，一般城市老百姓还没有这么多钱，就引起现在，我经常出差在香港和国内航线之间，大规模出去消费购买团，跑到欧洲。

　　我最近去了一趟欧洲，到处都是挂着中国的牌子让中国人去买，还雇了中国的雇员。那说明什么？我们很富的人已经把资金往外送了，可是我们穷的人到现在还没有满足最最基本的消费欲望。所以，一定要把我们工资开始提高，这是对的。可是工资提高，如果要一个企业去借贷来发工资，或者纯粹靠印钱来发工资不可持续。到最后要学就是德国那一种，我今天第二步，中国现在钱不管是财政的，还是货币政策，一定要能够支持实体经济扩大。

　　举个例子，比如说城镇化。你要把农民都引到城市这边来没工作不行，可是你要真是造了路，发展了服务业，有了学校，有了一些企业，他们工资也是合理的，这种层面上你就扩大了他们这块生产，这块生产东西一定要消费出去吗？一定要出口吗？并不需要，只要他们有了钱，多少人今天都要购买，从鞋到电视机，到房子的用品，所以我们内需很强。可是，必须有钱进入到实体经济，所以投资很重要。

　　在消费同时，我们必须要投资，可是这个投资必须是一个合理的，有效果的投资，投资到实体经济。那么，在这个当中投资有两种，一种就是基建，另一步储存消费很大，印度现在赶不上中国的一个很大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基建根本跟不上。因为这种基建，从很大程度上开始投入很大，回报要一段时间。所以，这些是需要政府做的。可同时还有一块，那就是私人部门，私人部门也需要投资，这就连到我们讲到的怎么来有私人部门领导的开放式的创新和提高竞争力。

　　那么，在这两部分，中国在第一部分做的很好，政府引导集体性的，而且做过头了。我们看到最近一阵子，比如说是在危机前好了，危机前我们中国经济就一直面临着通胀问题，过热。而危机当中，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大问题，我们4万亿出去了，银行是立刻响应，融资平台立刻起来，现在我们看到在政府这只手太厉害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接下来投资该怎么走，接下来投资政府必须有一方继续支持像我们这些，比如在中部，落后城市，让他们的经济开始发展起来，提高我们的内需。

　　其实中国这么大的经济自己就能够形成一个全球化，把中国看成一个我们有强，有弱的，我们自己不能形成吗，肯定的，沿海城市已经发展不能开始形成一个就像发达国家带动新兴市场的效应吗，可以，需要政策引导，需要顶层设计。

　　那么，在讲到第三个私人部门要发展，那就是我们讲到在创新当中不能忘了我们需要金融创新。金融创新是非常大规模的，全面化的。中国今天的金融市场是不是一个属于已经逐步开始承受市场，还远远不够。我们金融市场是什么呢？两个，不是银行，就是股市，银行是主导，50%以上是我们几家国有银行。国有银行的倾向又是什么呢？国企，央企，要保护的一些主要行业。所以，我们私人部门往往是在最边缘的，这怎么能够扩大一个鼓励创新，鼓励竞争的环境。

　　那么，过去几年，所以刚才每一家企业领导者都在谈他们微观层面怎么造成一个能够鼓励创新，能够鼓励竞争的环境。那么，对一个国家来说，从宏观层面其实我们也需要一个顶层设计在接下来的“十二五”计划里头怎么扩大一个能够让我们私人部门更上一层楼。为什么很重要？因为中国的经济已经走到了一个节骨眼上。这次广交会大家很明白，订单远远不如过去，但是我再给大家两个数据。

　　第一，我们的出口业平均工资是多少？我们是在250美元到350美元之间这个幅度。你要看新加坡、香港、台湾、南韩都是我们8-12倍工资，更不用说日本了。可是他们是不是出口带动的，完全是。如果他们都能盈利，为什么我们现在刚刚开始提高一点我们的工资就已经开始面临很多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个产业链上太低端。我们刚才讲到用低成本的出口带动了我们30年，目前在来看看最近出口数据中国开始放缓了，谁在走的很好呢？越南，印度走的很好，为什么？因为你要去问一下欧洲的一些公司，美国一些公司他们是过去我要说哪里造一个生产厂家根本不用问就是到中国，现在已经开始考虑了。

　　而最近专门给奥巴马政府出了一个报告，到2015-2020年的时候，这里我们大家要是看一下海外报道会知道，美国有很多公司可以把工厂开始往回搬，他要在留在这儿就是针对我们中国市场。所以，我们中国现在还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要进入我们的劳动力市场，要吸收这一拨年轻人，要发挥他们的才智，同时要帮助我们形成内部消费，怎么办？我们必须要跨上一个高端产业链，而在跨上最高端产业链当中，我想宏观从顶层设计到我们私人部门能够有一个很好发展，而不是要跟一个国企不断竞争资源。所以，在这个上头中国还做的不够，过去竞争力从哪来，主要是这个方面。

　　在这个市场不断缩小的时候，我们一定需要创新改革。那么，在这个上头我觉得金融创新是必不可少的，必须跟顶层设计，帮助私人部门不断的扩大，必须同步一块进行，谢谢。

　　主持人周展宏：谢谢刘女士，这个讲到有一个宏观引导问题，我觉得最有新意的地方在金融创新这方面，也是中国，应该说是管理部门垢病的一个事情了。现在您感觉是在这个行业里面，觉得中国原来证券市场主要是给国有企业进行开始定位，现在当然要把他产生更大的角色，甚至在社会转型里面做一个引导的角色，现在正在做这件事情吗，有这个倾向吗？

　　刘奥琳：在“十二五”计划里头大方向已经很明确了，比如说我们要扩大债券市场，我们要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化，从这两者来说债券市场不管对任何一个比较成熟性经济里头必须要有的，而且是一个很有效的，可以帮助银行降低风险的机制。因为银行现在要是这些大企业不断到银行融资，那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第二个银行自己本身也一定要多元化，我们中国很多银行，比方说很多一些东西拿不出去，到底具体怎么做，还有一块在经济转型当中，怎么支持中小型企业，甚至现在讲的微型企业，在这个上头到底应该走哪条路，包括美国银行到今天，中小型企业是整个GDP的70%，是他们雇员的90%。可是，也跟中国面临一样问题，资金不够。这个就是说，中国是走哪一条路保证这个发展，目前来看我们是在两个极端中跳跃，要么不管这些中小型企业，让他们到地下钱庄去融资，高的要命，等到突然一下出现很多中小型，微型企业连工资都发不出来，或者会引起动乱的时候我们说给1千亿来救，短期又没有用，也许不够救所有的，还要看谁该救谁不该救。可是，最最根源造成目前这个情况的根源在哪里？造成我们根源的情况，其实说穿了两点。

　　第一我们利率机制不是市场定的，所以在这个利率机制不是市场定的时候，我们现在利率很低。所以，这么多钱，你要有钱一定想办法进房市，或者想办法进别的行业，干嘛吗放在银行里面。另外钱，如果银行剩下这么一点钱他先要保一些大企业，那哪些国企，剩下一部分再能够到私人部门的就少了，社会总量里头能够给也少了，他们利率就高了。所以，利率机制第一个没有市场化，已经不对。

　　第二我们经常用很多很多的信贷比，就是存款贷款比例，各种各样的机制在控制，什么道理？你想想中国现在在调控过程中，所有新兴市场中中国是唯一一个特别特别依赖机制，就像非常钝饨的刀在杀鸡，可是你一个真正的利率那是央行控制的。所以，现在正因为这么做，所以还必须利用别的一些机制，搞的这个市场很乱，乱到最后价格根本不对。

　　为什么？现在中小企业会占20%，30%，而银行贷款这么低，就是一个风向机制。所以，我们说这个利率机制要改进，这是一个在银行层面的。那么我们说到在改变当中中国现在在“十二五”计划里还提出一个就是要用一些微型项目，微型是在银行系统还不是银行系统，中国基本有一个宏观政策不是完全做的宏观，货币政策不是完全做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还做了很多财政政策，在支持财政。

　　那么，在这种情况不会一下子改变的时候，银行系统信贷还不能完全市场化的时候，就需要监管，我们很多都是靠监管在管风险。所以，最后在“十二五”计划，5-10年当中需要做的事，利率要市场化，信贷要市场化，我们的人民币要逐步转向市场化，让市场来调节。这个时候我们的监管系统是作为配备型的，来控制利率机制。其实，这些价格就是一个机制，你要价格太高了，为什么你说在美国就是因为价格不行了，很多企业拿不到资，或者很多企业不能要。像希腊20%，30%高利贷能存活吗，不能存活，所以要解决债的问题，中国现在在这个上面力度不够，就形成我们经常在投资上面过度，过度之后大调整，就像有人说铁道部那时候大打发债，项目大上台，就像一个面包去烘最后还不行，最后就半熟，不做了经济不行了又去发，又让银行帮助。

　　所以，我们觉得这些是在对经济走向成熟，走向稳步增长的时候会受很大影响是一个不利的，这就是一个金融的缓解，怎么来调整市场化，还是不得不考虑的一个趋向。

　　主持人周展宏：谢谢刘女士，金融利率，包括这些金融方面市场化还是一个非常艰难过程。刚刚提到私营部门创新问题，私营部门活力问题，跟金融有关系。另外一个，我们今天长远控股刘总就是一个创业者，也是私人部门典型代表，您可以谈谈没有创新就没有创业吗，谈谈您对这个问题，包括整个中国创新环境，创业的艰辛到底在哪里？

　　刘小鹰：刚才刘女士讲到利率机制，她的话题比较宏观。但是，我听了这个关健词，因为我所理解开放式创新与竞争力，我觉得可以从我的一些亲身体会。从我过去20多年职业经历，我从一个打工的到创业人士，在创业的过程中公司做大了成为一个上市公司的CEO，从管理上也有一些体会。到现在我又转型成为一个创业投资人，在投资过程中又发现创新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但是，回过头来我们看开放式创新竞争力，刚才我听到各位嘉宾谈到开放式创新，但是竞争力好像谈象少的比较少。我在这边做一个补充，我们说现在话题，大家所关心的。因为我是从通信行业过来，在20年前我去参加一个瑞士世界电信展，在展台上瑞士人给我讲也发现GSM手机一个技术，回来之后开始做一个联系，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当时我是看到GSM有一个短信功能，模拟手机是没有文字，没有短信，这样的话，当时我是在做BB机贸易，就发现手机短信有可能会代替BB机，以后BB机这个产业肯定会死掉，那是1992年我毅依然放弃BB机生意，就跟诺基亚谈，把诺基亚远东地区第一个代理商拿下，那时候我身上钱很少。

　　当然，这种案例是不可复制。到现在我们再看，比如说大家用文字来交流，一些短消息交流方式现在是很多了，比如我们最新有微信，微博私信，还有米聊，还有简单的邮件等等，这个方式已经非常多了。所以，文字的交流其实通过这么多年来的创新是逐渐演变过来的。大家说微博可能是一个很大创新，我看微博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公开的邮件。在90年代邮件可以发图片，发文字，实际上又可以发一个人，又可以公开发给很多人。

　　所以，他是在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我们再在看现在这三大平台，手机三大平台，包括iPhone，Android，Windows，当然还有塞班。我们在看其实创新我觉得可以用三个关健词来看。第一它是一个解决方案的方法，这个方面可以是一个产品，或者是一个新的服务，或者是一个新的流程。第二关健词是一个演变过程，不是突然出来的。如果说没有诺基亚，没有塞班可能不会有iPhone，不会有App Store。第三就是创新，因为你创新之后可能提高效率，会有新产品，会有新服务的方式，会提高你的竞争力。

　　所以说，最终还是体现在一个企业创新里面。从iPhone来看，就像他手机刚出来的时候，iPhone3当时我都不用，做通信的人我们都知道这个手机，当时iPhone4发不了彩信，蓝牙又不能传图片还有MP3，发短信的时候，写字写到一半电话进来那个短信就没了，所以有很多很差的功能。严格来讲，它是不可能做起来的。但是因为它是一个解决方案，提出一个生态系统的创新。所以，大家在逐渐用的过程中苹果也逐渐理解跟学习了一个通讯技术，所以他在后面产品逐渐去改善。所以，他是通过生态系统来占领这个市场。

　　反过来看，有诺基亚在前面，又有了苹果。Android，Google怎么来的呢？他看到iPhone是一个封闭系统，我来个开放，我走另外一个极端，一封闭又有很多问题，带来很多投诉，我全放开，通过开放模式又重新起来。诺基亚刚刚推出新产品是Windows7.5，如果我是他，我肯定就在想一些办法，你们的iPhone和Android已经做到这样，我怎么办呢？我也不封闭，我也不开放，我可能提供其他方式，其他条件来吸引你，他们会提出很多现金奖励，或者提出其他一些方式，这个是有待于诺基亚跟Windows这些工程师，他们的市场人员提出他们的解决方案。

　　所以，我是从这几个方面去理解的。刚才还谈到我作为一个上市公司的CEO怎么从管理角度去理解创新，我觉得也是回到这个效率，竞争力上面来。当时全国我们分销系统最多的时候到了5，6千人，我就发现成本非常大，而且销售人员在每一个城市他们做一个城市经理，他手下有很多促销员，他有可能请一些兄弟姐妹过来，表哥，表弟你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开始改变一些管理模式，或者把人员减少。但是，怎么样提升我们竞争力，怎么在不减少销量的情况下我们去改造这个分销的流程。

　　所以，我们就02，03年的时候自己开发一个类似于现在云计算分销ERT去进行分销管理。后来我们把人员从几千人降到几百人，分销生意照做，销量也没有减多少，基本上保的住。这种方式也是一种流程再造，也是一个管理方面创新。

　　现在我作为投资人看到的一些创新，怎么去发现一个创业家，这可能是一个新的方向，新的方式。所以，总的来讲从创业的角度看，创新应该是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新的商业模式去让这个社会能够有更大的进步，能够创造一些价值出来。

　　主持人周展宏：谢谢刘总，你讲了一个核心创新，创新不仅是为了创新而创新，作为商业企业还要落到利润上面来。实际上商业模式创新对于今天在座像ARM，Google都是非常有特点的，颠覆性的一些创新，10年前我们整个IT系统基本上被因特尔垄断了，吴总能不能介绍一下ARM怎么在一统天下的时候领军而起，怎么会得到这个市场的认可，怎么样进行的更新，怎么样提供的？

　　吴雄昂：前面我提到一点，我们ARM只做设计，而不是做整个产品过程。刚开始的时候我们ARM只有13个人没有资金，所以也买不起比较高级的设备去做真正完整的差别所以也买不起比较高级的设备去做真正完整的芯片。所以，当时从某种程度上不得不做这种选择，第一个投资我们的就是苹果Touch来做处理器，为什么我们一直提倡最核心的价值就是生态系统。我们认为一个真正的很成功创新，是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怎么衡量一个生态系统是不是健康能有创新？

　　也就是说你的合作伙伴在这个过程中能不能不断成长，如果说在生态系统里面，你的合作伙伴他们价值不能完全得到认可，这个生态系统往下走不下去。所以，开放不开放从技术来讲都是开放式的，其实苹果对开发者来说，他赚的钱很多，我不知道现在数据怎么样。我记得半年前的数据，在苹果系统里面应用开发者他平均每个产品出来收入是在Android系统的4-5倍。因为你不开放，也会造成你的商业环境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到最终一个系统成功不成功一时半会看不出来，但是核心价值在生态系统里面，你必须要把创造价值跟利益分配要匹配起来。ARM之所以这么成功，我们两千多人的投资，不管是苹果，Google，还是摩托罗拉，他们完全可以花2千人成立一个部门做一个非常优秀的产品出来。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做呢？也就是因为你在这个生态系统里面能够让大家都能结成一个功能，利益分配比较合理的时候，这个生态系统1+1大于2，长期来讲对各个生态系统合作伙伴的效益非常大，也有机会创新，因为你创新成本会降低，你创新周期会降低，这点是我们核心层面的主要原因。

　　所以，我们提供一个平台让我们客户能够创新和英因特尔现有产品进行竞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本身是一个非常小的意思我们本身是一个非常小的角色，但是我们角色是提供一个创新平台给大家。刚才刘女士提到中国制造为什么做不下去，因为我们产业链比较低。iPhone里面你可以看到大概200美金成本，其中你看里面占7美元左右，红海当然是一个台湾公司，在国内也算一个国内企业。整个来说在产业链里面，相对来说我们过去地位是比较低的，通过出卖劳力进去。

　　所以，我们下一步创新的一个必须性就是我们产业要必须往上走，也就是不能完全利用过去简单劳力。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们今天去买一个技术，这个产业就升级了，买一个技术，或者放一个技术人员我们创新就成功了。很多时候，刚才也讲了一个产业政策的配合，一个大环境的配合也面临一些问题。我们时间段肯定是对的，现在整个后PC时代，现在产业链主要在国外或者在台湾，主导不是中国，现在消费电子移动互联，中国有自己完全完整的生态系统，从硬件生产到软件，完全可以打破商业模式，打破原来条条框框做一些尝试。当然现在很多都开始常识当然现在很多都开始尝试，包括小米手机，百度，阿里都开始尝试，从公司层面是允许失败的。

　　另外我想加一句，我们做企业的的文化一定要明白，为什么要创新。我觉得我们都知道我们每天需要做什么，作为专业人士我们知道怎么去做这个事情。但是一个企业如果不能够很明白我为什么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比较困难，我觉得苹果做的很成功，一个很颠覆性的创新，对于一些核心价值为什么要做，他们一直致力于打破这种因素，否则就没有热情创新，如果企业没有热情创新，光靠技术人员，商务人员是比较困难的。

　　主持人周展宏：谢谢吴总提到比较重要概念，创新是生态系统的竞争，对于你们这个行业，这么一个生态系统，利益分配好也一个关键。实际上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对于中国做企业的人，做媒体的人也好，像ARM，Google，包括Vista等一些大的创新企业，在中国从来没有诞生过，你觉得是原来经济环境不允许，在未来10-20年中国会不会也诞生一些极具颠覆性创新的公司，大家都可以随便来谈？

　　吴建：虽然我的意见是不具备的(这样条件的)，因为我是做IT的，在IT这个领域大概工作了几十年。我想在10年前，20年前对中国创新有很多要求，软件里面第一个目标是生产出自己的操作系统。我们公司当时创立的时候，我们创始人其实也就是对IBMOS2这个东西特别感兴趣，觉得可以把这个变成自己能够做出来的操作系统，是这样一个目标开始创建我们这个公司的。

　　但是现在你看其实我们软件企业的发展，到现在这么多年下来，真正有活力不是纯粹制造出一个非常具有时代性的，或者创时代性的操作系统，编译系统，或者是一个革命性的产品这种概念，更多是像服务性，像我们IT软件外包服务公司。在这个公司里面令人觉得没有太多的想象空间，在这个过程里面可以发现，我们企业要存活，要发展，要进一步提升创新是根本不可风格的要进一步提升创新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我们真正的竞争力到底在什么地方，其实跟创新是不可比的。

　　在这里面有很多层面的创新，一方面可能是技术人员在技术层面上的创新，通过各种开放平台可以创新出很多不同的程序，或者应用程序这一个层面的。

　　第二个层面可能是一个商业模式的创新，我们一开始讲的好听一点，我们客户需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拿单。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要很多人拍人头，组建一个小团队来做，一点点演化，到最后发现我们创新，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全盘一揽子的解决方案，不光是一种系统上的解决方案，可能是一种，比如说一种服务形态，我们这有一个词叫做GSC，这个翻译成中文就是全球服务中心，这就把各种项，各种团队全部打包在一起，一揽子提供给我们的客户经营服务。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业务形态上的创新。这些创新真正能够提高我们企业的竞争力，有一个词来形容IT从业人员，叫做“IT民工”。因为中国制造业是制造民工，我们是IT民工。其实，我们都遇到同样问题，因为国内物价高涨，生活成本高涨，包括房地产行业高速增长对我们成本形成极大的挑战。所以，这个问题，在IT行业我们碰到同样非常严峻的问题，我们接了更多单子，因为十几年运作下来对单价有一定的期待。如果我们服务的业务形态不进行提升的话，他的单价不提高，而我们成本又非常提高，我们业务就做死了。也就是说，我们不会有任何的竞争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怎么通过创新把我们商务模式进行同样的创新，然后让我们工程师能够在各种开放平台下，有各种技术上的创新。其实，综合起来，虽然每一个小东西看起来并不是具备封闭性，但是叠加起来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软件企业真正革命性的东西，我们找到一条自己的道路，可以真正让成千上万大学生就业，可以让成千上万IT人员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场所，一个平台去把他们才智表现出来。我想这个所起到的功能和作用，已经是不亚于我们公司开发出来一个操作系统的概念创新，同样也提升我们整体中国外包行业竞争力，我是这么来看的。

　　孟樸：我讲两句自己的看法，一个就是我觉得从宏观上面，因为我觉得国家政策还是比较严重，怎么样引导创新，特别是这些企业发展，这个今天没有政府官员在，所以可以讲宏观的也不太合适。另外一点从文化上面，我觉得我们怎么和社会，今天有很多媒体朋友在这，我觉得我们整个社会还是对于这种创新需要有很多鼓励的元素在这。因为我是在这种移动终端这个行业，所以最近因为中国3G的发展，因为这些像不光像ARM，Google这些平台，中国智能终端发展也很快，刚才讲到小米，当然有很多公司都在做。

　　但是，我自己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很多企业在创新，很多企业在从事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或者是自己以前没有走过的路，这些都是很好的创新，大家为了自己的企业都在千方百计，在社会上讯寻找商机计。但是看一下社会评论来讲，总的来讲还是批评的多，鼓励少一点。所以，我觉得我们文化元素里面，你回回去，因为从摩托罗拉两年多前Android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就选择Android作为智能终端平台，你现在回到两年多前，三年前看中国媒体对社会评论，对Android的评论是非常高的。

　　今天大家知道Android在全球非常成功，在中国也很成功，大家讲到移动智能终端的时候说的几大平台之一。三年前情况完全不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社会除了宏观上面鼓励，但是我们整个社会文化我觉得大家还需要对这种创新，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多一些掌声，多一些鼓励。

　　主持人周展宏：少一些批评？

　　孟樸：多鼓励，批评还是需要的，还需要加鼓励。

　　主持人周展宏：其实Android在批评的声音下一样一统天下。

　　刘奥琳：要说创新，我们不说发明创造，我们就说创新。要从最小的层面来讲，要看日本有很多很多创新，一支笔可以调整到比你好。我记得我刚到美国不久的时候有一次出差，那样时候去国外带了一个中国做的剪指甲的东西，到日本我买了一个，各种各样很多，而且剪了之后不会掉出来。到了美国，说有一些剪头发，哪些学生说自己给自己剪的，要是买一个中国产一剪把头发给夹住了，要买一个日本就非常好。还有日本都把牙刷调整到很好的情况下，这种也是创新，就是让私营企业走。

　　美国最近创新，比如大家知道FaceBook，中国没有，美国FaceBook大家看到电影就知道，他们特别有竞争。另外一对双胞胎就是FaceBook创始人是偷了他们一个想法，或者一个技术，告哈佛当时的校长，后来做了奥巴马的经济顾问。他当时是怎么回答的，他完全就是问了，在这个上面就是一个公平竞争的情况。所以，这种鼓励在哪。

　　在看中国现在的教育系统，我觉得这是从某一个程度上对创新还是起了一个远远不够的作用，中国教育你就背你就学。还有一个像最近，今年夏天我正好有机会在北大跟一帮研究生在一块，那哪些是学化学，生物的，等到他们拿完他们的PHD以后都跑出去了，我说为什么你不给中国的一些生物厂做，我们这些厂在干什么，我到那边就是拷贝人家的药品制造，根本没有新的东西。要想回来做教授，必须先到国外去镀几年金，到国外干什么呢？就是给国外的教授在创造新的思想，新的概念，新的创新。

　　所以，中国不单从教育体制开始改变，中国怎么利用自己创造出来的知识进行改进。所以，我想来想去是不是中国这块平台对于有能力可以创新的人，现在空间实在太小，所以他们必须跑到国外去发展。

　　吴建：在英语里头有两个词一个是创新，一个就是革新，刘女士讲的更多是针对这两个词，第一词是现有技术上进行改进。像中文里头我们这次讨论的论坛是叫“开放式创新与竞争力”，其实你就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在中国里面怎么更强，更好的能够把第一个概念延伸出来，当然也有革新这个词。当然，从汉语可以看出，我们更多期待一种创新，真正能够推动生产力进步，就像日本的小发明，小创造就是创新。我们更多在工作当中，更多的小创新可以积少成多，可以起到创新的作用。

　　主持人周展宏：刚才刘女士涉及到中国教育问题，去年我还主持了一个专门讲教育的论坛，谈的也很深入，很多教育界人士也都谈了。最近我看到微博上流传，就在这几天北京的小学冠军足球队跟俄罗斯的一个足球队踢球输的很惨，开始是地坛的输了0.17，中国比俄罗斯球员年纪大很多，这也反映出中国的教育问题，所有小孩功课压力很大，填鸭式的教育。当然，没有时间做更多自己想做的，包括运动等等，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社会上讨论很多的话题。

　　我们还是请Narciss他对中国创新现状，他所接触到的情况。因为我接触到包括外国的一些投资人也好，一些先投资，或者一些大的PE，都认为中国真正的那种前沿性的创新其实是没有的，只有那种，刚才吴总说的改进式的创新比较多，这个也是很重要，可以解决很多就业问题，其实服务业当然很重要。确实中国现在这么多年，我们确实很难看到中国这种颠覆式创新出现，请他谈谈自己的看法？

　　Yuri Narciss：非常感谢您提的问题，我觉得您刚才提到过如何能够在全球市场上取得成功。我觉得这也恰恰从我们的角度来谈，也可以说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外国公司如何在中国市场成功，其实道理是一样的。我觉得最关键就是要在全球化，还有地方化，本土化中间找到一个平衡。比如说Google他在中国市场上他必须要分清楚中国市场，还有其他地方的一些区别，同时他还要找到中国市场，还有其他地方市场共同点，还有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不同的地方用户他们的区别，还有共同点是什么。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给地方市场创造更多的利益，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大家也谈到比如像ARM，还有Android这样的平台，我不知道现在统计(数据)是不是全世界总共有200个国家，比如说苹果他要想在这200个国家建立一个平台的话，要普及到这200多个国家，这肯定会是失败的。我刚才谈到失败是一件好事，但是我觉得要想让失败是件好事，必须要保证这个失败的速度很快，如果我们要在200个国家都失败的话，这个耗时实在太长了，我不建议大家去尝试这一点。

　　还有一点，最初我们就应该有一种全球化的思维方式。有一些公司成功了，而有一些公司本地企业，他们一直在自己本地做的很成功，处在前沿，因为他们在本地面临的机遇已经够多了。就像多年以前美国，很多企业他们不屑于走出去，全球化，他们在本地市场机遇已经够多了，不需要走出去。我想这一点，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公司走向全球化，或者一个外国公司在中国应该如何成功，这两点是有共同点的。

　　主持人周展宏：谢谢，接下来我把话筒交给现场嘉宾，看看有没有提问，你们最好提一下问哪位嘉宾。

　　提问：我想问一下刘女士，从中国的很多矛盾，包括问题有一些原因，其中有一些原因，就是我们政府决策，特别是宏观经济政策，有的时候像外科手术似的，你放4万亿出来后来节多了造成通胀。可能这是一直创新的一个因素，因为你为创新做了很多投入，可是你不跟着政策走，或者政策突然改变，你的投资都没有汇报。我想问的核心问题，从您看来，觉得政府在决策的流程，机制上面有没有往更科学化，或者像美国那样我先刺激一下，停一停再分析，决定要不要再刺激，有没有往那个方向发展的一些趋势，或者采取一些做法，还是说我们将来还会看到一些外科手术式的东西？

　　刘奥琳：我觉得中国在这么做，中国在30年前我们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以政府主导是很有必要，就像我刚才说，要是没有把我们公路建好，我们的运输港口建好中国出口不可能到这个地步，你让私营部门再怎么发展也够不上。因为现在中国要物流，全世界一停，除了美国，德国，欧洲哪些国家之外，在亚洲所有新兴市场中第五位，前面四位就是亚洲四小龙。

　　所以，这是有必要的，同时中国人口这么巨大，开始放的时候我们价格是农产品价格放开，大家都走过一一条很长的路。同时中国自己的市场当时要靠我们生产这么多人，生产出来东西全给自己不行，我们还不这么富裕，要走出去，当时也是参加WTO。你想象我们做了好多步，银行剥离坏资产，也是改变很多，还有我们股市，让很多大企业可以有资格上去的，有潜力的，到市场上融资，我们土地政策从某种程度也把资产活动起来这些都对。

　　正好那时候美国是大消费，也帮了我们一把。可是，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说这个机制，现在到了这个节骨眼上，现在是不是在政府再来一个大主导来做，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情况，没有历史上任何数据可以给我们做参考，任何一个例子可以做参考。可是，至少我们可以看美国的模式是不是我们要转的，欧洲的模式是不是我们要转的，日本模式是不是我们要转的，这三个模式都不一样。美国模式是一个更市场化模式，他整个融资情况不是完全都在银行。德国，日本非常非常大是在银行，这是一部分。

　　第二部分即使这么做适用于银行也好，政府也好，政府在主导政策里面该怎么做，政府无非三个政策。一个就是货币政策，一个财政政策，一个我们的汇率政策，当然这个汇率政策我们先不去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到底怎么做？严格说起来两者应该是分开的，所以我们的财政政策可以比方说建路，中长期的东西可以定向发一些债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可是我们货币政策就应该防止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大调整，当然财政政策这次美国也用了，因为危机来了。

　　当然在新兴市场还有一个产业政策，从这个层面上亚洲有很多国家采用了很成功的产业政策。可是产业政策要是过头了也会出危险，金融危机某种程度就是我们产业政策。日本后来造成这么大的10年灾难，什么原因？就是他在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产业政策出了一些问题。所以，中国在目前转型的时候是不是完全靠上层设计重要，可上层设计到一只手每一步都要做，这出问题我来管，那出问题我来管，那是长期形成不了的。

　　所以，一个是策略设计，然后让市场进入。这个进入当中私人部门会不会犯错，会犯，就像美国过头了来了一个转型，这对美国是一件好事，我觉得3，4年后就是一个好事，一些坏东西都会消除。所以，这个就像摸着石头过河，过去是政府引导下摸着石头过河，接下来是不是应该创造一个机制，让我们私人部门，让我们的创造力也来一个摸着石头过河，我觉得中国应该有这个潜力。

　　主持人周展宏：谢谢刘女士，希望回答了你的问题。

　　提问：我的第一个问题还是问刘女士的，您刚才提到金融业改革，25号的时候温家宝总理有一个讲话提到政策微调，您怎么理解？包括现在我们在谈结构性改革，包括产业升级，您认为未来宏观政策在产业方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调整，或者说我们产业在宏观政策面前应该做些什么，自己自身做一些什么调整？第二个问题问一下在座各位老总，从自身企业出发，您希望未来中国政策，基于什么样政策扶持和优惠？

　　主持人周展宏：后面问老总的，待会刘总回答一下。

　　刘奥琳：温总理说的，这次他主要针对就是对中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做的定向微调，帮助他们度过难关，这是需要重视的。在这一轮金融危机，后危机时代转型当中第一个就是说，增长还是要保的，就业还是要保的。所以，特别在微观层面，在微型层面，那是一个社会动荡大因素。在经济不好，失业的情况下应该考虑。可是，这只是开始，最后是一个结构性问题。要是说到是不是微调就来了，我觉得周小川行长是昨天刚又发表一篇文章，我们还是维持现在政策现状，给一个政策时间段。如果说中国政策现在紧不紧？用我从宏观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不紧，为什么？你看货币政策，我们的实际利率还是负利率。

　　你说一个实际利率是一个负利率，那能紧吗？所以，过去我们说过，接下来是该收还是该放，要看新兴市场，有的国家还在加息，大家都在观望。所以，这个时候大局不确定性很大的时候，我们需要先做一些稳定，先观察一下。

　　主持人周展宏：刘总你可以谈谈需要什么帮助，待会吴总也可以讲一下，你们也是创业型公司。

　　刘小鹰：从经济方面的角度，我是觉得第一中国地方太大，贫富差距是非常大的。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话，肯定需要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问题，只能从提高国民素质着手。在西方社会，不管是香港，日本，欧洲，人民的教育水平，知识水平，和贫富水平都比较接近，这个是通过几十年这样一个积累，特别是像他们国家都是把很大一笔经费放在教育方面。

　　所以，刚才提到关于一个足球案例这也是一个问题。目前宏观的一些经济也好，金融也好，政策也好只是一个短期行为。长期来讲，还是要从解决民生问题，解决教育问题去着手。

　　吴建：最近我去了一下成都参加中印外包的一个峰会，他有一个白皮书发布，就把全中国大概二线城市里面十大外包城市罗列一下，第一名是成都，第二名是西安，第三名是无锡，第四名是天津。可以看出像这个产业已经得到国家非常大的扶持和支持了，可以看到各级政府其实都在这一块，因为他对企业就业，可以把非常耗能型的产业转化成更清洁，更绿色的IT产业，都非常重视。

　　在我看来其实都已经政策，或者支持力度都已经非常到位了。但是，如果再回到刚才我们谈到很多问题就可以看到，像人力成本提升这一块，其中你们知道很大一块是由于两三年前中国出台的一个《劳动法》，做企业的都知道，新的《劳动法》出台直接导致大量公司的劳动成本上升，很多公司甚至倒闭，这时候中国政府很好的设想和出发点，但是他在设计制造过程当中参与很多欧洲高福利国家做法，这个时机是不是成熟，其实就摆出来大家可以好好探讨一下，这是几年前的事，我今天提出来，中国政府怎么更多，更好扶持产业，很多时候不要一厢情愿的去做一些事情，应该更多充分了解各方面情况，恰当好处的来支持。

　　关于这一点，我再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有很多很多航空公司要买飞机来支持我们飞速发展的航空业。但是你们知道吗？印度是这么买的，印度他们要买一架波音公司飞机，他们政府就会跟波音公司有相应条约，我买你们飞机，有很多制造业也好，服务业也好，相关的一些东西都应该让我们印度公司来做，这样的话我才会买你的飞机，或者买更多的飞机。相比较而言，中国买了大量波音飞机，但是你知道吗？波音现在是把文思和其他的几家中国IT服务公司都封杀掉，他提出的原因非常冠冕堂皇，中国IT保护，或者Google退出中国都让他产生疑虑，像这个事情就反映出中国政府宏观也好，微观上对产业和企业支持其实更应该做到真正的实处，这是我想提出的。

　　主持人周展宏：这个比较具体，最后一个问题，大家简短一点。

　　提问：我想请教一下文思科技的吴走，刚才诸位嘉宾一直谈到很多有关中国创新制约问题，什么东西在制约中国创新。我想问一下创新原动力的问题，现在看起来从世界人类发展历程上来看，好象一些大的人类发展过程有着巨大推动力量创新基本上来自于欧美，这是不是跟他们自我价值的觉醒，人对自己的认知提到一个很好的层面上，而中国中庸文化是怎么制约中国创新发展。同时您刚才也提到日本发明和改进之间这样一个区别，日本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以及制度是不是也制约了没有大的发明，导致只会有一些小的改进？

　　吴建：我都同意，没有办法，现在情况从大的飞机，到进一步的电脑，或者各方面的微电子这都是从西方过尤其是美国发明的。我是这么看的，因为我跑了很多地方，这几年每个月都会绕地球一圈，最近有很多工作是和各个公司，看能不能并入到文思，能够成为文思的一部分，就跟海外并购是相关的。其实，我就知道这一点，不管是谈并购也好，还是在和客户谈的时候，你是把你自己设想成一个中国的公司呢，还是说我是一个我们在中国有交付中心，在印度有交付中心，在美国有前端这样一个概念，其实就会让他觉得，这其实不是一个中国，印度，或者美国的问题。

　　谈到发明创造，你可以单独看到诺贝尔得奖者很多有华裔在里面，或者美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其实有很多像犹太人，来自全世界各族的人都有，可以看出其实发明创造我认为更多是一个全球性的东西了。可以现在在这个时代，可能更多的发明创造最终成果在哪些国家体现，但他的应用其实是全球性的。中国的话，我觉得随着现在我们的效率不断完善，人才培养不断国际化，政府支持的力度不断增加，我想这个时代逐渐会过来了。你提到这些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来看影响一定会存在。

　　我现在看就是一个国际性的东西，就算美国拿到诺贝尔奖，但是他发明人可能是华裔科学家，也可能是匈牙利的科学家，我是这么来看的。再回国来看踢足球，15：0战胜地坛小学队，但是你知道俄国人男子平均寿命40，50岁，远远低于大中华男人的平均寿命。小学在这个环境上有一些太紧张，我觉得大家还是有一个更乐观的心境去看未来，你现在能替我踢赢了，照样我比你活的久，包括他们酗酒，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使中国在四大文明里面最有延续性的一个文明，这就说明中国文化的精深度和博大度没有其他任何文化所比拟。

　　现在可以看到其他发明在其他国家发明，但是我坚信在不久将来，这些东西会开花结果，谢谢。

　　主持人周展宏：谢谢吴总，吴总比较乐观，当然不存在文化，各有优劣。

　　微博提问：日本、韩国也经历过一个经济起飞国家，但是中国为何直到现在除了央企之外并没有世界领先企业，中国这么多人口，我们是缺乏创新呢？还是缺乏一个培养发育创新的机制？

　　主持人周展宏：这个问题跟刚才有联系的地方，吴总先来。

　　吴雄昂：其实我对中国创新比较乐观，大家都知道比如华为在通信业现在很厉害，坐二望一，这只是一个时间性的。从过去短短3到4年间，从核心技术上我们合作从比较老的技术，到现在最领先的技术就一直在合作。这是很短的时间，他们跨越了很大的技术门槛，我们也不一定强求一个国家实力，或者产业通过一个完全颠覆性来做，这实际上也不很现实，也不是一个颠覆性技术革新和创新来达到，是一个全民素质提高。

　　我想我们除了在这个企业这一块，包括企业责任，还有全民素质。前阵子我们碰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正好跟我们创新生态链有关系。我们前阵子碰到美国一个PE投资，他们说你们不知道ARM的影响力，比你们想象还要多，他最近看到一个泰国人，这个富人在泰国一个乡下没有PC，结果把产品卖给泰国最有名的一个企业里面，他完全通过Android手机，在上面做所有传递，通过微博来传递他的产品。

　　因为我是做技术，IT产业，我希望我们IT产业除了本身企业创新之外，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整个中小企业，微创业，在整个产业进行创新，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有了这个土壤之后聚小成多。华为也从一个小小交换机做起，我觉得中国在土壤上产生一个很有影响力，全球第一的企业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主持人周展宏：华为是我们新晋500强公司，他虽然只用21年就进入财富世界500强，而且最近我看到一个消息，思科又裁员上万人，好象占了10%。所以，就跟吴总说的，华为成为通信设备第一可能也是指日可待的一个事情。

　　刘奥琳：我补充几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中国你要跟日本，南韩比起来，我们起步是晚了。在他们腾飞的时候，其实他们的人均GDP已经比我们多，而中国知道大家一直用一个词“藏富于国”，现在还没有真正“藏富于民”，你要回到真正从资本社会发展有一个资本积累，很多国家工业革命，是靠掠夺积累资本以后达到的，因为他需要一个资本。美国你要有一个好的创新，他可以跑到很多地方掠夺拿过来，包括民间的，中国还很难做到这一些。所以，中国还需要一个积累过程。

　　可是在这积累过程中我们讲到一些是大的，是一个创业型的，是出来一个新产业。同时，在我们已经有的产业里头完善，改进，改革，那个有很多种东西可以做。比如说我们中国，我一直在几个机场里走来走去，我说北京机场是最最浪费的机场，很大，很漂亮。另外一个机场比他更大，也浪费，大家去过就知道。

　　举个例子，我们即使在机场有这么大空间，是不是在消费上也可以来做一步，这是一个理念的问题，这是一个需要去发明一个新的技术，这是一个怎么利用现有资产改革。另外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中国GDP用的能源是多少，是日本的多少吗，是美国多少，日本要比美国更多。我们能不能在这个上面改进，每个企业都可以积累能源，就是改造技术，改道用法，总少的能源产生最大财富，中国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走，这是我觉得在这个政策层面，在教育层面，在各个层面里面改变环境。因为大家知道只有改变，才会有创新。

　　主持人周展宏：谢谢刘女士，最后还是给邵总一个机会，因为邵总现在眼光比较独特，你从跨国公司出来，现在又自己创业，怎么来看中国国际整个产业与国家发展轨迹问题？

　　邵青锋：其中有一句话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如果前30年是我们政府带着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的话，往前走能不能给老百姓一个摸着石头过河，政府应该有这个能力，我觉得特别好，包含很多含义，不管是教育也好，包括制度改变也好，包括银行引进竞争机制等等方面。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刚才谈到日本，美国，我82年在美国开始读书，当时我有一个感觉，如果哪个地方的人和美国进行竞争，我觉得就是中国人，中国人就比较独立，个人主义比较强，脑子比较灵活，比美国人脑子还灵活。所以，不要担心中国缺这种创新，创新无非就是变化，不断组合变化当中去寻求新的解决方案。

　　而且现在是到了一个时间，我最近接触到很多80后，85后每天带着激情去工作，实际上是充满着激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的主题是开放式创新于竞争力，从企业角度我们谈了，从个人角度也谈了，还有一个角度政府能不能更开明一些，其实让中国走向创新大国很重要的方面。

　　主持人周展宏：谢谢邵总，他基本上是今天一个很好的总结了。今天，我们这个时间点来谈这个创新这个话题，在中国这个大背景下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因为中国现在开始讲到不能在依赖于这种低成本的劳动力，或者说过去30年人口红利，在国际市场上定位也是很持续的。

　　今天我们实际上讨论的很有价值的一个细节，邵总也做了总结，也呼吁我们开放式的创新，能跟我们整个社会更开放一点，跟政府更开放一点，我们的企业也更开放一点，会有一些创新的思维。让我们下一个10年，20年还像过去一样有一个很好的发展。所以，不仅对中国来说如此，而且对全球贡献也是毋庸置疑的，谢谢大家今天论坛就到这里，谢谢各位嘉宾，包括现场的各位嘉宾，还有微博的参与者，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