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后危机时代的新开放

　　新浪长安讲坛第60讲，长安讲坛总第191期，做客专家是论坛成员、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李稻葵。他演讲的题目是：后危机时代的改革与开放。

　　以下为演讲实录：

　　第三部分是新开放，我们新的形势下国际压力很大的，怎么应对这个压力，也必须要有新的开放的姿态。走回头路是不行的。你说把国门关起来，不搞出口了，不吸引外资了，显然是不行的，显然中国的经济不能够继续的发展。

　　因为我们毕竟仍然是一个落后型的，赶超型的经济，仍然需要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跟理念跟我们共同交流。答案一个，必须新的开放，新的开放怎么讲？三个字，高度总结就是走出去。走出去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直观的，字面上的走出去，就是我的资本要走出去，我们必须在全球范围之内配置我们的资源，在全球范围之内来谋划我们的资源的能源的粮食的难题，包括水的难题，是需要我们新的一轮开放的智慧。

　　比如说粮食问题，你表面看，当然我们应该原则上保持自给自足，不能依赖国外的粮食。但是在大前提下，完全可以和一些周边的国家达成一些长期的协议，虽然我们的人不过去，我们不搞输出移民，我们不威胁你们领土的完整，我们不给你造事，我们知道周边的国家对我们还是很担忧的，因为仅靠在我们的土地上，有大量的荒芜的非常肥沃的土地。

　　我们这边的土地，我们在边境这边，往往是我们的土地比较荒脊，因为我们人多。我们经过了十几代人的耕作，我们土地没有肥沃，一过边境一片绿色，经常是这个情况，而且荒芜人烟，耕地没人用，我绝对不是鼓励大家搞侵略，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在友好协商的前提下，我们的那些资本为什么不能够出去跟别人合作合作，不能跟人家订立长期的合同，你这个地方多种一点我们需要的粮食，我们多种一些你们需要的粮食，我们可以交换，我们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技术的支援，资本的支援，我们可以提供一些交通的职员，我们可以把基础设施给你修好了，我讲的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目的就是告诉大家走出去大有作为。当然走出去不仅需要资本，资本我们有了，我们的资本非常的充足，走出去最最需要的，还是我们具有国际化管理的能力，需要我们的眼光，需要年轻人，所以清华的学生一定要国际化，一定要有这个志向，年轻人一定要有这种志向，四海为家，现在的倾向，年轻人还不如我们那时候出国，很多年轻人觉得毕业以后出国不想出国，觉得出国很苦。我说的是去发达国家，还没有想到周边的一些在很多人看来比较落后的国家，出国的愿望更低了，这个不行，还是要培养一点国际的眼光，国际的胸怀。

　　走出去的第二层意思，除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而下的这种走出去，还有形而上的走出去，思想的意识要走出去。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是什么环境？

　　萨默斯说的很清楚，现在的社会经济环境，是一个国际规则在改变的国际环境。国际金融关系需要制定新的全球化的规则。我们处在一个规则巨变的一个时代，国际规则，贸易的，国际金融的，这个国际上的国际的互相监督的，监管的制度，正在发生变化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我们必须要走出去。我们的人要走出去，我们的生意要走出去，我们的研究要走出去，我们必须要参与这个过程，我们都懂，改革的过程是游戏规则改变的过程，游戏规则正在改变。咱们可不能躲着，国际规则改变让西方人去变，我们接受就完了，这是我们以前的想法。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中国经济是国际规则改变，国际游戏规则改革的重大的利益相关者。很多游戏规则的改变是针对我们来的，是冲着我们来的。

　　比如说现在国际上提的，全球经济指导性原则，很大多程度是对着我们来的。它提出来一个国家经常帐户的顺差或者逆差不能超过某个数。当然这是一个例子，它要提出来一系列的指标，以此来指导各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很大程度是冲着我们来的。当然我们不能被动的接受，你必须要讲出我们的理由，提出我们的理由，讲出我们的研究，据理力争，把这个规则讲清楚，把这个前因后果讲清楚，把厉害关系讲清楚，讲清楚新的，不管你制定什么样的指导性原则，对世界经济会有影响，这个东西需要我们走出去。

　　所以新的开放，我想非常重要的一点，可能我们关注的不够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要参与新的国际规则的制定，这些方面，坦率的讲，我们的准备，我们功课做的是很不足的。我们的经济的国际化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学术的，我们的理念的，我们教育的国际华程度。

　　我们的教育的国际化程度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教育我们年轻人学好外语，学好国外的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学好国外的科学技术。我们的教育在国际化还没有完全转向，如何站在更高的层次来评判现行的国际制度。

　　我们的教育远远没有达到告诉我们年轻人，如何在国际上，脸不红，心不跳，据理力争，讲出来每句话都有道理，让对方口服心服，咱们没这个。我们中国人习惯的讨论问题的方式是，你没有资格，你凭什么讲这个话，你回家去，你是什么，你代表谁，你这种跟人吵架的话，你自己回家了，下次谁还请你。在国际上你怎么能够这么样跟别人吵架呢？这不是国际上真正有效的吵架的方式。

　　在国际组织里边，你这个行长是法国人，你代表的是法国的利益，你没有资格来当IMF里的一把手，你回家去，那就不用讨论了。这就是我们讨论的是，互联网都是这样的，充斥这样的看法，我说的还客气呢，很多人还谩骂、攻击，这个是我们缺乏的。

　　咱们的教育，我做自我批评，我也是从事高等教育的，我做自我批评。我们的教育没有教给年轻人怎么去辩论，不懂得怎么变乱，不懂得怎么说服别人，不懂得在一个大众场合下，来赢得听众的支持。

　　比如说现在坐着另一个人，我的观点跟他的观点不一样，如果我们俩个争吵的话，你们是观众，你们是听众。如果我跟他撕破了脸，我骂他，你们肯定会认为，至少我想大部分认为，我没道理，我的观点最后得不到表达，咱们缺这个，中国人缺这个。也可能从某些著名的文学家开始就缺这个。

　　用文学家的方式讨论社会问题，在国内也罢了，到国际上你跟人讨论讨论不行的，真的不行。我们很多的同行们，在国际上，据理力争，确实理直气壮，确实跟别人讲，讲了半天，别人不知道怎么回应，恩啊就行了。你的观点得不到别人的认可，所以这件事我觉得是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就是怎么样参与国际经济和金融制度的制定。怎么样在它这个制度变迁的游戏规则下，跟它据理力争，跟它讲出我们在国际上具有信服力的一些话。

　　如何能更好的参与国际社会的国际制度的讨论？这件事关系到中国到底能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大国，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在国际上能够站得起来的大国，21世纪是不是最终能够成为中国世纪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中国如果真正能够树立起来，21世纪如果经过了七八十年的演变，如果到了本世纪的下半叶别人承认了，中国确实厉害了，一定有个必要条件。一定是你中国有竞争力，在国际上，不仅得到别人的承认你厉害，你中国有竞争力，中国人很厉害，很勤劳，中国的母亲很会教育孩子。

　　而且更重要的是，你中国人讲出来的话，别人信，别人听，中国人的一套的管理方式，中国人的改革的办法，中国人的社会管理体制，在其他国家，除了西方国家之外，有号召力，有感召力，甚至于西方国家某些人都号召要研究中国，所以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觉得我们的教育恐怕应该站到这个角度上考虑这件问题。

　　今年是我们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我说过去100年中国的高等教育一直忙活一件事。高度概括，清华的百年校庆不是清华的事，是咱们共同回顾，共同反思的一件大事。

　　过去的100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清华也好，我们隔壁的北大也好，都在忙活一件事，就是民族的复兴，我们救亡和发展。现在不一样了，再展望未来100年，我想我个人的观点，像清华这种学校学校，至少我作为校友，我想我们的任务，恐怕并不是简单的证明我们是世界一流大学，有什么好证明的。

　　如果中国经济起不来，如果中国的社会沦为二流经济，你怎么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世界哪有一个二流经济体产生出世界一流大学的？曾经的世界的一流经济，现在沦为了二流经济，它的大学我看也不见得是一流大学了，现在不是在卖文凭嘛。我看这些学校的，曾经是世界一流大学的，产生过一流大学的国家，现在正在卖文凭，我说的绝对不是假话，它产生出来的硕士，我看再过几年就不值钱了。

　　市场知道了，它的高等教育现在在缩减经费。所以你这个大学是不是一流，不是你说了算的，说到底还是你这个社会，你这个民族，你这个国家最后说了算的。

　　所以我想我们的目标，再往下100年，可能是要在整个国家，全面复兴的过程中，去营造一套崭新的理念，去总结我们宝贵的经验，让它上升为在国际上具有感召力的一套新的价值观，一套新的理念，一套新的管理方式，让一些世界上的一些贫穷的国家，不像美国这么富裕的国家，知道如何再一个贫穷的国家，让老百姓过上比较宽松的现代化的生活，这才是我们主要的使命。到了那个时候，如果你这件事真正干成了，你自动就成了一流大学了。你不能用机械唯物主义办法证明。

　　最新的排名据说清华把北大超了几名了。某家媒体，把清华的排名，在世界排名提高了几位，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看到了搞百年校庆，不知道，有没有因果关系。我看这有什么呢，把排名提高了，还不是因为看到了中国的厉害，还不是看到了中国金融危机之后，吸引了很多的留学生。

　　奥运会之后，留学生人员大幅度上升，中国人高等教育有钱了，中国现在到处派留学生，中国的很多的高等教育机构都是国外合资的对象。并不是我们自身的研究和工作短期内取得了，好像在我们过去看来，按硬指标排出来的指标的进展，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觉得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在国际范围内据理力争，营造一个，树立一个总结一个中国的理念，把中国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做法，尽管还在改善的做法，能够合理的客观的告诉这些全世界的其他人，这件事情是我们新开放的一个重点。

　　最后讲学术界。学术界的新改革新开放过程中的任务，或者我们新的使命也好，责任也好，任务也好，还是两件事，其实我话已经很清楚了，逻辑很清楚了。

　　第一既然中国的问题，中国的改革如此的复杂，中国已经不是简单的市场经济，已经逐步走向，至少力图走上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经济体。这时候不是恰恰的需要我们的学者，认认真真的，脚踏实地的去研究这个经济体里发生的非常独特，非常复杂的经济现象。确实很复杂，确实跟其他的国家不一样，真的不一样了。

　　我还讲房地产的例子，你说全世界哪有一个国家，经济还比较穷，人均GDP穷，可是货币总量世界第一了，超过十万亿美元了。有哪个国家，是如此城市化的，农民工可以进城，可是不给他长期的居住权，小孩不能带进来上学。有哪个国家老百姓如此看重住房和土地？

　　有一些人搞三四套十套房子，既不住，也不租，也不装修，当成收藏品，太独特了，真的太独特了。有哪个国家的老百姓，在股票市场上去买那个期权，明明知道期权已经没有价值了，还在最后一分钟炒作，太不理性了，太跟风了，没有了，这是太独特的中国特色了？   哪有一个国家，13亿人口，耕地如此之少，光靠土地供给增加来压房价，得要压到什么时候去？

　　这都是中国的特色，你不针对这个中国特色去不研究，简单的照搬市场经济的原则，只知道想用供给和需求解决问题，哪能行。如果仅仅重复供给跟需求的话，那还要我们干什么？一本保罗萨米尔森打遍天下就够了。30年前高红叶先生翻译好了萨米尔森都不要去更新，第16版就行了。

　　所以一定要研究中国实际的情况。现代的市场经济千差万别。德国人有自己控制房地产的方式，德国人这么多年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房地产过热，德国人，很多人工作了很多年，还是高高兴兴的租房子住，德国的房地产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新加坡的房地产搞的很好，政府的投资量，年复一年比香港多多了，老百姓也安心，新加坡大学现在比香港有竞争力了，这是我有了解，我有根据。我们今天跟别人搞竞争，竞争招聘教授，新加坡一给就给一个有海景的，120平米的房子，比香港的还好，香港现在也要交点钱，新加坡人家住房条件，比香港还好，工资比香港还高，当然新加坡的管理学院，人家的竞争力强。

　　我们这儿可好，不仅没有房子，还得把人挤到五道口门口，四万到五万块钱一平米的房子，所以你怎么竞争得起。所以这些事情你不去仔细的研究，不去认真的研究。不说别的，我觉得作为做学术，作为一个学者，你都不可能有创意，不可能有更新，不可能有推进，你跟国外同行们交流，别人都不愿意跟你交流，你说的事我都知道了，你告诉我新东西，同行都不愿意听你的。你如果在那说中国的供给不够，这有啥。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必须要突破。

　　所以学者的第一件就是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用现代化的经济学的研究的方法，认认真真研究中国经济所碰到的一系列的复杂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是欧洲的，美国的，他们在发展过程中所没有碰到过的。

　　第二件认认真真研究这个世界，睁眼看看这个世界，规则正在改变，对金融衍生品是不是要管，投资银行是不是要跟商业银行，国家一块监管。投资银行是不是可以搞自营业务，利弊何在？资本管制是不是要管，就是热钱涌入，是不是要收税。西方人都在研究这些事情，我们为什么不研究？

　　世界上公认的宏观经济专家费舍尔做过IMF的首席经济学家，他以前绝对是保守主义，绝对是要反对资本管制现在做了以色列的中央银行行长，写文章反过来说应该搞资本管制，他的观点都变了。

　　IMF最近也文章了，资本管制在某些条件下是可以支持的。我们还这么死报着原则不放，资本不能管制，就是资本开放，资本自由流动。我觉得这些不仅对不起中国也对不起世界，所以一定要睁眼看世界，一定要用我们的这些中国的研究，中国的视角，做好研究，去参与国际新的制度的建设。

　　所以在这个时期我倒是觉得，并不是说经济学家们没有事可做了，确实有事可做。经济学家们现在备受攻击，我觉得很光荣，既然网民不能公开攻击一些政府的一些政策，攻击攻击我们无所谓，这怕什么，这有啥，这有什么。只要你说的有道理，咱们讨论就是了。

　　我想更重要的是应该抓住这个机会，真正做好我们民族，做好我们的教学，培养出一批新一代的国际化的，高层次的国际化的人才，走向世界，这样才能够把中国的事情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