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封死亡工厂国安硅砂 乡政府埋单矽肺病工人获偿

　　登封“死亡工厂”调查：乡政府埋单，矽肺病工人人均获偿4万多

　　早报记者 欧阳艳琴 发自洛阳 登封

　　“就是咳嗽、发低烧、浑身没劲，搬石头搬几次搬不起来，那时候还在工厂里，不知道这回事，没有经验。他也不会说。厂长就叫他回家来了。”8月31日，河南省登封市君召乡晋窑村，66岁的李新花，含泪向早报记者描述她儿子晋中超的经历。

　　34岁的晋中超坐在她对面，只是偶尔一笑，插一句。家人都认为，是尘肺病，这一据称无药可治的疾病，让晋中超变得痴呆。

　　晋中超两年前在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诊断出矽肺二期，之后在北戴河医院检验出肺大泡而不能洗肺，几乎被宣告了不治。

　　10年前，登封市国安硅砂有限公司在晋窑村开工了，晋中超是它的第一批工人。在陆陆续续进厂的三批100多位工人中，大部分就来自晋窑村，其中，20余人在2009年被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诊断为矽肺，3人已经死亡。

　　8月30日，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玻股份，002613)上市后，洛阳市已有两家玻璃行业的上市公司。此前上市的，是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洛阳玻璃，600876)，其背景是央企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硅砂加工，是玻璃行业的上游产业，硅砂厂连片地分布在洛阳市及周边的郑州登封市等地区。而一些采用干破工艺的硅砂厂中，矽肺，正在集中爆发。干破硅砂厂，成为当地人不敢进去打工的“死亡工厂”。

　　早报记者在洛阳、登封经过数天调查石英砂厂工作环境及两地尘肺病人情况时发现，这个被集中检查出矽肺病工人的登封国安硅砂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洛阳玻璃之间有着密切关系。

　　“家族式”尘肺

　　8月31日，记者在晋窑村采访时，村民何云章说：到明天，哥哥去世整一年。

　　何云章的哥哥何新义，虎年农历八月初四死亡，62岁，是全村诊断出矽肺的村民中第一个去世的。何云章说，何新义曾是国安硅砂公司的机修工。

　　从诊断结果出来以后，邻村的工友吴振营、吴振荣兄弟亦相继去世。

　　和晋中超、何新义以及吴家兄弟同一时期被诊断出矽肺的村民，包括：孟憨旦、孟相根父子，孟大伟、乔素英夫妇，何学治、何怀治兄弟，以及晋中超的堂兄晋中元等，共计12人。

　　之后，又有八九名村民被诊断出矽肺，包括与晋中超同龄的堂侄晋现伟，以及陈秋峰、乔大丰、李天成、李小根等。

　　而在更早之前，陈秋峰的亲叔叔陈始跃，疑似矽肺去世，如今已整整三年。

　　与晋中超情况类似的是，他的堂侄晋现伟在诊断出矽肺后，逐渐沉默，到现在一言不发也不动弹，成天只躺在床上，时不时流眼泪，连饭都不会自己吃。

　　“他好像心事老重。”弟媳李素娟说。

　　“我也睡不着，看到他一哭，我也哭。”晋现伟年近九十的爷爷含泪说。

　　在被诊断出尘肺病之后，晋中超的妻子也出现精神失常，他们3岁的女儿晋丰琳，如今寄养在哥嫂家中。

　　包括晋中超、晋现伟在内，晋窑村矽肺病人如今的普遍情况是，只有在咳嗽得厉害时，父母亲就找村卫生所的医生为他们输输液。

　　“每人两个月发一个口罩”

　　8月底，记者在晋窑村采访时，国安硅砂有限公司大门紧闭，没有人迹。村民告诉记者，公司已停产好几个月了。

　　“在工作期间，只要一开机，就听见震耳的喀喀喀响声，看细粉飞扬，像大雾一样，看不清东西。放细粉和清地坑时呛得人直咳嗽，喘不过气。”晋中超的《自述材料》这样描述。

　　2009年8月，晋中超已转为肺气肿。为了做职业病诊断，晋中超由他人代写了《自述材料》。他自述，2001年至2004年间，他在登封国安硅砂有限公司从事运料、破碎、放细粉、清地坑等工作。

　　乔大丰，今年38岁。他说，2002年，国安硅砂公司老板孙国安在村里招了第二批工人，乔大丰在自己进厂后，帮助工厂招募两名工人——同村的李天成和李小根。在2009年12月，三人全部被诊断为矽肺二期。

　　在进国安硅砂公司打工之前，乔大丰说，除了种地，他没有别的收入来源。山上缺水，他们的庄稼至今都只能靠天吃饭。在国安硅砂公司，他的收入起初每天只有七八元，最多的每天也就是十五元，“不算高”。像他这样上有老、下有小的青壮年，能在本村打工，方便。

　　乔大丰在工厂三年，“破碎、清地坑，啥都干。”他说，粉尘最大的，就是放细粉和清地坑。

　　细粉，在硅砂生产中就类似于谷糠，是没有价值的粉末，在硅砂筛选过程中，过细的粉尘就被扬出，沉淀在地坑里。乔大丰从事的清地坑和放细粉工作，就是把沉淀在机器下方地坑里的细粉一下一下地铲出、装袋，然后搬运走。

　　乔大丰说，地坑大约有一两米深，细粉多的时候，基本上有半坑，能清出五六吨细粉。而在这样的环境中，工厂没有安装除尘设备。

　　通常采用干破工艺的硅砂厂应采取密封措施，将易产生粉尘的破碎、筛选等机械密封在一个可密封的操作车间内，车间内再装备吸取粉尘的设备。

　　据登封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网站，2009年11月，当地安监和卫生防疫部门对登封国安硅砂有限公司检查结果显示，该厂有两套PPC气箱脉冲袋式除尘器，直接接触危害因素12人，因未达到职业病防治和职业健康相关标准和要求，责令国安硅砂公司限期整改。

　　乔大丰等人说，国安硅砂公司的除尘设备，是在村民集中爆发尘肺病后才开始安装的，装好后实际使用总共才半个月。车间密封不好，“一刮风，公路上都是粉尘”，整个村子都是白茫茫一片。

　　而晋中超的《自述材料》提到：“厂里设备简陋，没有健康防护设施。工人仅靠一个普通口罩防护。2001年6月至11月工人上班连口罩也没有发过，11月以后至2002年，每人两个月发一个口罩。”

　　“不给乡政府添乱”

　　咳嗽、发烧、浑身无力，这是大部分尘肺病人反映的共同症状。

　　在知道可能是矽肺之前，晋中超有三四年时间都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毛病，从村卫生所到乡卫生院，家人一直都只当感冒、肺结核治疗。直到2008年左右，登封市卫生防疫站的医务人员询问他，是否曾经在煤矿上打工？

　　“我说没有。”李新花说，“他说，这可能是职业病啊。”李新花这才想起来，儿子曾经在“干粉厂”(即干破石英砂厂)干过两三年。对方于是告诉她，晋中超很可能就是矽肺，“我们这才知道。”

　　李新花于是带着儿子去郑州，找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医生说让厂里出证明，做诊断，诊断出职业病，厂里才能给点钱。”李新花说，医院方告诉她，必须要有劳动合同，或者每年的体检情况、工资表等材料。

　　于是，李新花开始找硅砂公司老板，几趟下来，始终没见到老板。对方带话给她：“要拿出职业病诊断证明，才算。”

　　院方要厂里的劳动关系证明，厂里要院方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两处逼到一块了。”李新花说，“我儿子就没在别处干过。”但没有证明都不作数，一年的时间都已经过去，晋中超依然拿不到职业病诊断证明和工厂的赔偿或补偿。

　　同样得不到诊断的，还有何新义。发烧不止的何新义，在2009年时连路都不能走了，何云章带他去拍片，“肺都已经成了白色。”

　　2009年，同样在河南省的张海超“开胸验肺”，一时间成为关注的焦点。包括乔大丰、李新花、何云章等病人及家属们感觉到，长期困扰自己或家人的，可能就是和张海超一样的尘肺病。

　　“医院说机会到了。”李新花说，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之后，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这么告诉她。登封市卫生防疫站提出了代替劳动合同等证明材料的新做法——写一份包含工厂情况的《自述材料》，找五名无病的工友证明，并由村委会盖章证明。

　　其中辗转数次，包括晋中超在内的12名村民，在2009年10月被诊断出矽肺，且都已经过了二期。

　　诊断结果至今没有换来国安硅砂有限公司的赔偿。而相应的，登封市君召乡政府给予了人均4万至5万元，作为村民“患尘肺病的全部经济补偿”。

　　补偿的同时，尘肺病患者(甲方)与君召乡政府(乙方)签署了协议，约定双方签字后：“甲方对侵权者的请求权、债权(即请求赔偿权)全部转让给乙方，甲方不再对侵权者享有请求赔偿权。”

　　此外，患上尘肺病的村民“自愿放弃就患尘肺病所享有的仲裁、诉讼权利”，“保证不再就同一事件、任何理由和方式(包括信访)向任何部门和企业提出赔偿要求”，如果违反，所领取的补偿金应如数退还给君召乡政府，并支付给君召乡政府违约金2万元。

　　村民们说，在签协议时，他们还被要求按乡政府提供的格式文本，写了一份《承诺书》，包括承诺不再要求政府和企业赔偿，不再向上级任何部门和新闻媒体反映问题，“自觉维护社会稳定，不给乡政府添乱”，“相信乡政府是公平公正的，最后结果如何，我都非常感激。”

　　何云章说，哥哥已经去世了，仅仅得到4.5万元补偿是不够的，他要为哥哥讨个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