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背后的“转型荒”

　　各地大面积的用工缺口正倒逼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倒逼国家加快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公共资源平等覆盖——

　　“用工荒”背后的“转型荒”

　　编者按

　　上世纪80年代初，部分农民走出家门，远赴沿海打工，成为中国第一代“农民工”。 从此，“农民工”这一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成为我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公报显示，2010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4223万人，其中外出务工农民数量为15335万人。

　　 时至今日，汹涌的“民工潮”演变成了“民工荒”。 缺工已经成为珠三角、长三角，乃至全国性的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不仅逼迫着企业升级换代，也影响着农村社会经济变革。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农村劳动力总量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的阶段。这对矛盾如何化解?敬请关注本期的热点专题。

　　■ 本报记者 王迎辉

　　二月二龙抬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刚刚过去，“用工荒”现象已经再次凸显：据媒体报道，广东省企业缺工约90万人，湖北省用工缺口达50万人……

　　 缺了保姆，家里孩子没人看，城里人慌了；招不到工，工厂机器转不起来，企业慌了。素来以劳动力丰富著称的中国，缘何“用工荒”问题愈演愈烈，让如此多的人着了慌？

　　结构性“用工荒”常态化

　　“用工荒”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词汇，不知从哪一年开始，每年春节过后，“用工荒”就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调查显示，全国有26.1%的被访农民工表示，所在单位经常有“用工荒”。

　　 上海上美汽车装饰有限公司人事部经理吴月青告诉记者，前几周他们刚刚收到广东那边供货商发过来的商务函，由于招工困难，货品无法正常供应。“现在制造企业的招工问题非常严重，正常供货周期在三个周左右，现在由于没有工人生产，周期推到了五到十个周，对我们的销售也产生不小冲击。”

　　 记者联系到上海上美汽车装饰有限公司的供应商广东天誉飞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其销售经理刘雪正愁眉不展，“年前公司还有2000多名工人，现在连500人都不到了，产品都无法正常供应了，销售工作还如何开展？”刘雪说，“据我了解，不只我们公司，同行业内比我们公司做的好的大公司也都面临严重的招工难的问题，过了春节之后基本上招不到工人。一些公司为了留住工人，年前故意少发一个月的工资，说年后回来的多发一个月的工资作为奖励，部分工人年后回来领了工资就走了，有的甚至不要那一个月的工资也不再回来了。”

　　 河南省武陟县劳动局劳务开发中心主任史天巨告诉记者，2004年至2008年期间是他们县劳务输出的高峰阶段，一年大概输出8000人的劳动力，从2008年开始，外出打工人口逐年递减。“过去刚过完春节的一个月能输出2000人，今年已经到二月底了才输出200人左右。”

　　 最新调查显示，春节前从省外返回河南的农民工比往年增加了20%，春节后不愿意继续到省外就业的比往年增加了15%，人数约180万人。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农民工工作处处长吕志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河南80%的新增劳动力在省外就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每年80%的新增劳动力开始在省内就业。

　　 然而，“用工荒”现象已经不仅仅存在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而是正逐渐蔓延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

　　 “‘用工荒’不只存在于南方地区，近三四年，在河南很多地区都大量存在。”河南省武陟县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企业经理张先生告诉记者，“过去县城里是缺乏高素质人才，这几年县城里连普通的工人都经常不够用。”

　　 据有关部门于春节前后就中南、西南、华东、东北、华北和西北６大区域、１８个省市的农民工的就业流向问题进行的专项调查显示，就流向而言，农民工已由“单向度输出”转变为“多向度流动”；就范围而言，招工难正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城市蔓延；就持续性而言，区域性、结构性工荒已经常态化。

　　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时代已经过去？

　　春节过后，河南省武陟县谢旗乡的王康在家里和爸妈开始了“冷战”。原来在深圳富士康打工的他说什么也不愿意再回去。

　　 “原来在富士康一个月2000多块的工资，管吃管住还给洗衣服，可这孩子过年回来以后怎么劝也不愿意再过去。”王康的父亲王平气愤地告诉记者。

　　 “富士康待遇是不错，但是在那里重复一个工作，一干就是11个小时，保安动不动还骂人，根本不尊重我们。”王康委屈地说，“除非现在有更好工作环境，工资也更高的企业，那种厂子我是再也不去了。我现在想学汽车维修，最起码这是一门技术，以后可以自己开个维修店。”

　　 采访中记者发现，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择业观念在发生转变。过去追求温饱，现在更注重保障、发展。尤其是80后、90后的农民工，他们不仅要赚钱，更看重工作环境和发展前景，更在意体面有尊严的劳动。什么工作能让他们找到这些问题的平衡点，他们就选择“用脚投票”。

　　 “其实我们招工并不算很困难。”吴月青说，“我们公司的洗车工人表现好的，3个月以后公司会安排他们到培训学校里去学习汽车装潢和修理，正是因为这个工作技术含量和上升空间还比较大，所以现在的年轻人还比较愿意干。现在招工最困难的是流水作业的制造企业和保姆、环卫工人等这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

　　 吴月青告诉记者，洗车工人的月薪从2007年800、900元涨到现在2400、2500左右，但很多工人对待遇问题还表示不满。“现在的工人不仅对工资待遇要求提高，大家的社保意识也大大提高。”吴月青说，“2007年时，我们公司的洗车工上社保的不到50%，现在已经达到了100%。”

　　 刘雪认为，随着中西部经济的发展，农民工在当地就业的机会大量增加，而且内地工资待遇也逐年提高，南方的工作没有了薪金优势，很多人就不愿意背井离乡跑这么远外出打工。

　　 “待遇低是现在农民不愿意外出打工的关键原因。”史天巨说，“外出打工孩子普遍文化素质低，没有耐心，让他们一个月休息两天，每天对着个机器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工作时间过长，工作单调乏味也是很多人选择离开的重要原因。”

　　 相关数据显示，一个郑州富士康，吸纳的员工数就达到13万人；今年河南七成劳务工就业意愿是“足不出省”。沿海和内地企业给农民工待遇差距的缩小，以及各地区招商引资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工作岗位，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愿意在家门口打工。

　　 如此看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用工荒”现象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但是，为何劳动力数量增加的中西部地区也出现了“用工荒”？

　　 张先生告诉记者，随着县域经济的大力发展，各地都在招商引资，他们县城从原来的几条街已经发展到四环、五环，企业越办越多，对工人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虽然近几年来每年工人工资都按20%往上涨，外出打工的人员数量也大大减少，但县里的企业还经常出现工人短缺的现象。”他说，“经济发展了，劳动力需求量增加，可是供应量没有跟上，我认为这是经济发展以后必然出现的现象。”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等人的研究表明，自2004年以来，中国每年新增就业人口的净增长量都低于新增加的劳动力需求量，且随着时间推移，两者之间差距逐步扩大。当下愈演愈烈的“用工荒”更是警醒：中国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时代已经过去。

　　 清华大学“农民工就业趋势研究”课题组的最新研究结果显示，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前一份工作的时间、每份工作的平均时间等均明显短于上一代农民工，其职业“高流动性”、“高脆弱性”十分明显。相关调查还显示，被访农民工中，30岁以下占69.7%；38.2%的人在最近单位工作时间少于一年，25.8%为1—2年，仅有17.4%的人超过4年。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短工化”也成为招工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两条腿走路”：

　　释放剩余劳动力，保障农民工权益

　　记者采访中感受到，许多面临招工难的企业都有着强烈的危机感。“用工荒”一再敲响警钟，各个企业也绞尽脑汁寻求解决之道。

　　 “一方面，我们要改进企业生产经营模式，加大技术投入，提高自动化程度，降低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并且提高企业的效益，增加工人薪金吸引他们留下来。”张某说，“另一方面，我们还注重打造企业文化，丰富企业工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通过在节日走进员工家庭送温暖等活动，增强员工的归属感，让员工更愿意长久地在企业里发展。”

　　 史天巨说，要解决“用工荒”，在提高农民工待遇的同时，要丰富农民工的文化生活，让外出打工的人有精神上的愉悦和享受，这样他们才会在一个企业长时间做下去。

　　 专家认为，“用工荒”客观上提供了一种倒逼机制，倒逼企业必须加快转型升级，增强对劳动力市场的吸引力。

　　 然而，要从根子上缓解“用工荒”，光靠企业自身努力必然是不够的，政府部门也必须积极作为。全国总工会去年公布的《2010年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及对策建议》提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整体收入较低、工作不稳定、社保参加率低等问题，并建议“十二五”期间全国每年至少解决400万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落户问题，并确保他们享有与当地市民平等的待遇。

　　 业内人士表示，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政府部门应该顺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深层次改革制度性、机制性问题。要根据农民工的需求分类分层，“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努力做好劳动力培训，充分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积极引导农民合理有序地向城市转移就业；另一方面要着力破解“二元结构”，从提升“软环境”入手，加快医疗、教育、住房、社保、培训等公共资源平等覆盖，提升区域吸引力，让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在城里能够安居乐业。

　　 此外，专家建议农民务工要专业，农民工要做产业型工人、职业型农民。只有这样，才能在企业转型升级中立于“不败之地”，通过打工为自己赢个好前程。

　　相关链接

　　各级财政支持农民工就业培训政策一览

　　事实上，在“用工荒”现象刚刚出现的2003年，中央财政就加大了对农民工培训的力度。当年9月，农业部、劳动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等部委就联合下发了《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明确规定2003年—2005年，对拟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1000万农村劳动力开展转移就业前的引导性培训，对其中的500万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对已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5000万农民工进行岗位培训。2006年—2010年，对拟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5000万农村劳动力开展引导性培训，并对其中的3000万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同时，对已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2亿多农民工开展岗位培训。

　　 2004年—2006年，中央财政共补助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专项资金12.5亿元，重点支持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产粮大省、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2007年，中央财政安排的“阳光工程”专项资金达到9亿元。据农业部统计，2004年—2006年，地方省级财政投入的“阳光工程”专项资金达20亿元。此外，2006年中央财政补助地方就业再就业资金225亿元，2007年安排245亿元，其中都包括了支持地方做好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的资金。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在财政支出中安排专项经费扶持农民工培训工作。用于补贴农民工培训的经费要专款专用，提高使用效益。2011年，中央财政投入“阳光工程”培训资金11亿元，计划培训农民300万人。

　　 此外，2011年，财政部等9部委决定，在13个粮食主产省、800个产粮大县推广“送教下乡”、“流动课堂车”等培养培训新模式，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提升农村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就业创业能力，初步计划每年开展各类农民和农民工培训8000万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