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监管制度缺位和内部人约束缺失之下，何志军以银行为自家“血库”，大行资金腾挪之法。其商海沉浮，呈现出一位民营企业家起家、扩张至倾覆的生存样本

　　《财经》记者 鄢建彪

　　2011年3月28日，归案一年有余的浙江之俊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之俊集团)法定代表人、“之俊系”控制人何志军，出现在杭州市中级法院的审判席上。

　　据公诉方杭州市检察院指控，何志军涉嫌三宗罪：抽逃出资罪、贷款诈骗罪和偷越国(边)境罪。案件至今尚未宣判。

　　五年前，为逃法律罪责，何携伪造的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从上海出境，陆续潜至新加坡、台湾、马来西亚等地。在他身后，是“之俊系”已被掏空的逾百家关联公司，留给相关银行11.79亿元的资金漏洞。

　　此涉案资金规模，为建国以后浙江经济案件之最，关联银行一度噤声。直到何志军出逃五个多月后，牵连最深、亏空达6.95亿元的交通银行杭州分行方才向警方报案，要求对其立案侦查。

　　从头梳理其商海沉浮，呈现出一位民营企业家起家、扩张至倾覆的生存样本：早期积累财富，后与官僚结盟逐利，却致落空；借“中间人”大揽项目，未料泥足深陷；最后泡沫将破，移资境外，逃亡天涯，最终也未能脱离法网。

　　而此案所涉之众银行，并非全为“恶意骗贷”的无辜受害者。案件背后，相关银行人士失责可察。在监管制度缺位和内部人约束缺失之下，何志军以银行为自家“血库”，大行资金腾挪之法。

　　其受审只是开始，随着案件推进，对关联人物的问责亦需继续。在政、商仍是主辅关系的当下，善于此道的何志军获得诸多“关系项目”，最后皆成反讽之作：这些项目无一获利，多成亏损。

　　官商“关系项目”

　　生于1962年的何志军为浙江富阳市人。上世纪90年代初，何由国企职工下海经商，从事五金生意，并在1992年成立富阳富春江工具厂，后又成立配套的贸易公司，由此完成积累。

　　1995年，何志军注册了与名字谐音的之俊集团，重心逐渐转至杭州并开始涉足房地产开发、小型水电站和旅游开发等多个领域。

　　2000年初，何与浙江省临安市政府签订协议，在该市修建华光潭水电站。此项目为省级重点工程，预计工程总投资5.7亿元。但在浙江省电力公司以“水电站建设须由电力公司和临安市共同开发”为由强硬反对下，临安市政府解除了与之俊集团签订的合同。

　　铩羽水电站项目后，何志军开始插手临安市另一工程。此前1998年4月，代表临安市政府出资的临安交通实业开发总公司(下称临安交通)与温州蓝光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温州蓝光)签订协议合作建设临安02省道，该道路为安徽黄山至杭州的浙江段，总长约82公里，预计总投资约5.3亿元。

　　该项目由温州蓝光出资4000万元，临安交通出资2000万元，注册成立临安蓝光公司(下称临安蓝光)。按照协议，项目建成后临安蓝光将取得25年的道路收费权。

　　工程开工一年多之后，至2000年2月，临安02省道在一期工程(46公里)即将竣工时，建设资金吃紧。这时何志军找到温州蓝光总经理吴焕雷，要求温州蓝光退出，将股份转让给之俊集团，为吴所拒绝。

　　这场争夺以何志军的胜出告终。2002年3月，在临安市政府主要领导的要求之下，温州蓝光被强行退出。同年3月14日，吴焕雷等三人被警方以涉嫌“虚假出资、抽逃资本金”为由刑拘后逮捕，但在被关押一年后，此案以不起诉作结。

　　随后，何志军控制的临安顺达交通实业有限公司(下称临安顺达)接手该项目，并获得道路经营权，持股比例则陆续增至93.3%。

　　失去项目后，吴焕雷将临安市政府告上法庭。蹊跷的是，在这起持续数年的官司中，为后者埋单的却是何志军。在这起官司中，何志军仅支付给一名律师的“咨询费”就达1400万元。另外相关材料显示，临安市警方将吴焕雷关押时，何还曾通过临安顺达支付给办案机关15万元办案费。

　　吴焕雷及其家属，由此举报临安市政府部分官员涉嫌贪腐。但2009年4月，因涉嫌虚假出资罪，吴焕雷再次被临安警方拘留，当年10月被临安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但夺路成功并投入巨额建设资金的何志军，未料面临亏损。2003年11月，何志军在项目竣工后宣布退出。据相关知情人士称，原因之一是当年8月，浙江省高级法院裁定温州蓝光协议有效，即路权归温州蓝光所有，如果何志军不放路权，对临安方面将不利；其二，何的资金亦出现问题，临安方面要求其主动退出。

　　该项目并非何投资亏损最大的项目，但却是推动其不断循环获取贷款的重要一环。期间他结识了一位中间人，并由此介入民企难以涉足的水电站发电项目。

　　这位中间人即律师蔡岩。蔡岩为北京尊德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与何志军同龄，出身干部家庭，长袖善舞广有人脉。2001年，在临安公路项目上，蔡岩以律师身份处理临安市政府的官司，与何志军结识。

　　2003年，在临安02省道项目上出局后，“之俊系”面临严重的资金压力。适逢各地水电站改制，在这轮“国退民进”中，何志军大量收购水电站项目，以期快速倒卖套现。

　　在这些交易中，在蔡岩的协助下，何成功拿到众多项目，而每个项目的“中介费”均以千万元计。

　　2003年3月，之俊集团以2.85亿元的价格受让江西上饶市大坳水电站。上饶方面称此为当地最大一宗国有资产产权交易，在十余家实力雄厚的公司中，之俊集团最终获选。在这起收购中，何志军支付给蔡岩中介费1500万元。

　　据何志军供述，此后，其还收购了四川流摊坝水电站、上海大坳水电站、衢州塔底水电站、江西廖坊水电站等多家大型水电站，介绍人均为蔡岩，为此支付中介费近亿元。

　　蔡为何介绍项目，亦为其处理数起法律纠纷。2002年左右，上海市公安局立案侦查何志军控制的上海展钺公司涉嫌抽逃出资案。在经蔡介入后何志军脱身，后者为此支付3800万元“咨询费”。

　　“骗贷”流水线

　　但上述水电站收购项目却因贷款成本过高、水电站投资成本上升等原因，至2004年，使“之俊系”亏损愈发严重。

　　“他以高额利息的银行贷款，投入到低收益的项目中，这种经营方式注定失败。”之俊集团的一位原企业中层评价。

　　据检察机关指控，2003年初至2006年8月，“之俊系”已无履约能力，但何志军仍指使公司人员编造虚假财务报表、伪造工业购销合同、修改审计报告复印件，先后骗取多家银行贷款共计13.1亿元，造成银行贷款11.79亿元的亏空。

　　这与何的供述相符，其称2003年“之俊系”贷款到达顶峰，达25亿元，银行开始压缩旗下各公司的贷款，这时他一边变卖资产，一边继续采取各种手法获得贷款以偿还银行的前期贷款。

　　而据何志军自己供述，早在2000年临安公路项目上，关于一笔5000万－7000万元的贷款，“我提供的是虚假材料，虽然不是银行指使的，但是银行是知道的，他们知道我提供的是假材料。”

　　“之俊系”关联企业达140余家，多数是以何的亲友、公司员工的身份注册成立。在他的掌握下，企业被分门别类，各司其职。

　　关联企业被按功能分为投资公司、项目公司、融资公司、走账公司四类。这些公司各自的功能是投资公司进行对外控股、投资(包括之俊集团、凯利达控股、杭州西亚控股等)；项目公司负责实业项目(包括各水电站、医院、旅游公司)；融资公司则不做具体业务，其职责是申请贷款，为“之俊系”的其他公司输血(包括安泰公司、晨兴公司)；走账公司意在为资金调度时逃避监管，同时起到资金存放服务的作用(有富阳振邦公司等)。

　　由于2003年后，银行逐渐严控“之俊系”的贷款，通过投资公司、项目公司等多次抵押的初级骗贷方式已不可行，何开始把融资公司、走账公司推向前台。

　　《财经》记者获悉，在企业的贷款到期前，“之俊系”资金调度(资金组)的负责人会告知各公司的还款时限、金额和利息。再由何安排融资公司的人具体操作。

　　首先融资公司提供一套企业财务报表给银行(在“之俊系”内部被称作B账，真实的财务报表则称为A账)，该报表数字都经过会计更改，一般都是做大各类资产、伪造销售收入、净利润等。

　　据“之俊系”旗下西亚公司的财务人员王成福供述，在西亚公司2005年的审计报告中，其将部分对公司不利的审计结论删除。王只是参与修改的财务人员之一。

　　待银行审核通过后，因贷款名义是实业经营、贸易投资等，与实际用于还贷并不相符，这时走账公司介入，首先将贷款资金打到走账公司，之后再以背书的方式(票据持有人在票据背面批注签章，将票据转让给他人)，划拨到需归还贷款的各公司账户中。以使“之俊系”的运作链条不至中断。

　　这其中，走账公司扮演着资金过渡、掩护的角色。

　　除了直接骗取贷款，“之俊系”的银行承兑汇票在贴现后，亦是通过类似管道流转。而“资金组”的作用亦举足轻重。

　　这套因银行工作人员失职，何志军和旗下企业负责人、财务人员共同铸就的“骗贷”网络，持续时间六年之久，达20余次，涉及资金以十亿计，期间无一失手，直至何出逃后，才曝光于世人。

　　信贷风险失控

　　按照国内银行贷款审批制度规定，贷款的发放需遵循审贷分离、逐级审批的原则，企业申请贷款时，需提供上年度财务报告、贷款用途、项目购销合同等资料，银行对其进行信用等级评估后，再交由风险部门进行风险考评，这期间，包括对企业提供的各类资料真伪的核查，和对企业运营状况的尽职调查。最后，再交予审批部门审查批准。

　　根据贷款数额大小，由不同等级的分支机构进行把关，数额小由下级支行审批，数额较大则需递交上级分行审批，甚至由总行直接参与。

　　贷款发放后，银行仍需对企业经营情况、贷款用途进行追踪调查，以掌握借款人的资信和企业实际运营情况，杜绝信贷风险。

　　颇具意味的是，银行的上述严格规定在“之俊系”身上，却付诸阙如。

　　据司法材料，11.79亿元的贷款亏空涉及杭州地区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和广东发展银行旗下各分行或支行。

　　其中交通银行贷款亏空最大，达6.9亿元，涉及浣纱支行、杭大路支行、高新支行等三家支行，仅浣纱支行一家就有3.8亿元未归还。

　　另外中国银行贷款亏空2.87亿元(2.22亿元贷款和6500万元承兑汇票)，工商银行亏空1.365亿元，建设银行亏空4795万元，广东发展银行亏空2000万元。

　　与上述巨额亏空成鲜明对比的是，2003年后，“之俊系”旗下公司几乎无任何利润。

　　据司法材料，2003年8月，之俊集团向交通银行浣纱支行申请了1.13亿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给银行的部分企业财务数据是：无形资产3076万元，销售收入3.3294亿元，销售成本2.6346亿元，净利润3641万元。而企业同期的真实会计数据则分别为，无形资产0万元，销售收入0万元，销售成本0万元，净利润55.83万元。

　　这只是大量“骗贷”行为的其中一例。“之俊系”旗下包括西亚公司、凯利达公司、中集公司等近十家公司，用同样手法获取巨额贷款。

　　2003年至2006年三年时间，何志军共向银行骗贷13.1亿元，其间他通过售卖上海之俊大厦归还了1亿多元的贷款。

　　银行则对此多有失察乃至“主动”失职。

　　杭州敬业会计事务所负责人李宏森称，其所提供的“之俊系”旗下西亚公司2003年－2005年的年度会计审计报告，曾明确提及公司贷款量大、股东变更频繁、关联企业较多等特点，但西亚公司之后贷款并无影响。

　　虽然相关审计报告被部分修改，却从未有银行工作人员到律所查证审计报告的真实性。

　　司法材料显示，涉案银行的具体信贷负责人、关联人员虽辩称按正常贷款程序办理，但仍存在重大失职行为，包括未审查贷款的审计报告原件、增值税发票、购销合同的真伪，亦未监管贷款的真实去向。

　　追责未了

　　据何志军供述，其13.1亿元的银行贷款主要流向四处：包括项目投资和公司经营开支，支付银行前期的贷款及利息，支付给蔡岩逾亿元的中介费，以及转移至境外的数千万元资产。

　　《财经》记者曾数度试图与其接触，均未得回应。

　　2005年下半年，“之俊系”财务状况持续恶化，何志军已预感不妙，曾对身边亲近人士透露，由于企业可能马上崩盘，他将随时出境。

　　据司法材料，为何志军及其家人办理移民(出境)手续、资产转移提供服务的，主要有两人，一是原瑞士银行新加坡分行副董事、现任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的吴元青；另一为新加坡籍人陈伟今。

　　此番何志军被诉，陈伟今因涉嫌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罪、偷越国(边)境罪同列被告席。

　　吴元青与陈伟今、蔡岩两人相熟。2005年中，蔡岩将吴介绍给何志军，彼时吴还是瑞士银行新加坡分行副董事，其工作内容之一即是为内地富豪客户打理资产。陈伟今并无固定职业，收入来源则是为客户办理移民。

　　据长期从事金融、外汇研究的业内人士介绍，目前从境内将资产转出境外，多是走三种渠道，一是通过地下钱庄；二是通过在境内寻找在境外有资产，同时需要人民币的人；三是通过私人银行：“多数外资私人银行可有类似资产‘置换’的服务，比如，将资产存入这家银行的国内业务账户中，最终资产可以体现在这家银行其它国家的分行的户头上。”

　　2005年，何志军借理财名义希望在境外的银行开立账户，通过吴元青，何以妻子的名义在瑞士银行新加坡分行顺利开户，并转入300万美元。

　　期间，何妻、子均办好新加坡移民手续。

　　司法材料显示，2005年－2006年间，陈伟今为何志军提供了包括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伪造的境外护照(通行证)，各收费2.5万到10万美元不等，并协助何志军转移1700多万元人民币资产至境外。该部分资金后由何投资到美国的矿产开发中。

　　当一切具备，2006年7月5日，何志军以姓名为“王千祥”的台胞证，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境并一去不回。

　　在此之前，为检验护照(通行证)的可靠性，他曾要求陈伟今陪同，进出境外三回。

　　让人喟叹的是，2005年后，“之俊系”的循环“骗贷”行为，已成为公司高层中公开的秘密，但未有人制止。据何志军归案后供称，包括“之俊系”旗下主要公司凯利达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徐小平等人，在离开公司时，以向上级部门举报为要挟，从何志军处获得过千万元资产。

　　而在何落网前，“之俊系”主要负责人黄寅、吴相荣、李智慧及相关财务人员也因牵涉案件被判刑。

　　由于案情重大，2007年7月，公安部下发B级通缉令，并联合国际刑警组织，对何志军全球通缉。

　　2010年1月，潜逃三年多的何志军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落网，随后被引渡至国内。

　　在2011年3月18日的庭审现场，何志军对其涉嫌抽逃出资、偷越国(边)境的指控并无异议，但对贷款诈骗罪予以反驳：“没有恶意骗贷，都是用于公司经营上，贷款申请材料也是按照银行的要求提供。”但何并未对“银行的要求”作出具体解释。

　　相关银行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获得抵押资产拍卖而受偿21475.48万元，最终实际损失达96464.12万元。

　　据杭州市司法系统人士透露，在何被缉拿归案后，随着对其案件的清理，或将有涉案银行的相关人士被问责。《财经》记者接触多位被警方约谈的银行工作人员，问及当年贷款细节，对方讳莫如深，均予以回避。知情人士称，责任人中，目前仅有少数人被记过。

　　本刊实习生陈竹沁、宋海涛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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