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港府特首曾荫权为香港某驻旧金山办事处担任主礼嘉宾，机票费用一栏显示为零。原因是彼时恰好是曾荫权私人前往美国休假期间，反正特首也要付出机票，正好顺路办点 公事——于是，“公家”就这么占了回特首的便宜。

　　公款吃喝不许有鱼翅、鲍鱼。菜品原则上最多6道，吃不完还要打包带走。

　　午餐、晚宴人均上限分别为350与450港元——在金贵的香港中环，这只够几个人点份勉强说得过去的西式套餐，或在嘈杂的中餐馆大厅里，来桌最寻常的五菜一汤。

　　这就是香港官员公务接待的标准。

　　2011年5月18日，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公布了港府过去三年公款吃喝的账单明细，在内地网络引起热烈关注。一份香港特首曾荫权外事访问费用的清单也随即广泛流传——

　　2010年赴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除去往返机票5572港元，其余支出511港元；2008年赴广州拜会广东省相关领导，支出420港元，包括往返交通。而特首每年的社交款待费为32.5万港元。

　　港府重大节庆宴会开支(农历新年、新春、回归周年及国庆酒会)：2008年花费190.1万港元，2009年202.3万港元，2010年217.1万港元。

　　此前的3月2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议：2011年中央部门“三公”经费预算将继续压缩，并将中央本级“三公”(即公务接待、公务用车、公务出访)经费支出情况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不过在中央督促之下，目前只有中央部委开始公布三公消费概数，地方政府未有任何动静。相对内地地方政府多年来对治理“三公”消费的尴尬，香港特区政府的透明和节俭显然让人惊讶。

　　抠门的特区政府

　　内地法官李从(化名)2009年曾参观访问过香港高等法院，午餐由高院宴请。说“宴请”也许过于隆重，更确切地说，那只是一顿外卖自助餐。五菜一汤，盛在一个分格的保温金属盒子里。“都是些家常小菜，档次类似于麻婆豆腐，没有酒水，都是饮料。”

　　用餐地点是香港高院的一间会议厅。几位高院的法官就这么一边进餐，一边与内地的同行聊天。

　　这是李从在港访问一年期间惟一出席过的公务接待，作为一名内地法官，他对此印象深刻。在香港，与“公”相关的开支按要求都需慎之又慎，其核心，是港府制定的“适度与保守”原则。

　　香港审计署新闻官员回应南方周末记者说，何谓“适度”，何谓“保守”，每项涉公开支都有精细量化。

　　比如：香港的所有公务接待都必须提前申请报备，表格内容包括：宴请人数、宾客名单、宴请缘由、陪同人员、预计费用、人均支出以及按照香港环境保护署保护鲸的要求所签署的一个“未点鱼翅”的声明。

　　眼下的公务接待人均消费上限是2008年开始执行的，这是调查餐馆用餐定价的鉴定结果。无论部门领导，还是刚入职的低级别公务员，一律都是这个标准。

　　香港特首的公务接待有特别待遇，曾荫权有自己的厨师，可直接在其居住的礼宾府招待客人，开销来自他每月的相关津贴。

　　曾荫权每年会宴请一次立法会议员及各政府机构副局长以上级别官员，在立法会议员何秀兰印象中，特首的家宴寻常得让她回忆不起吃过什么：鸡、炒饭、水果。至于最贵的，思索之后，她终于想起，“是一条大鱼”。

　　与严苛的公务接待类似，香港政府对公务用车也有严密明确的规定。

　　全港公务员近17万人，首长级以上官员大约1200人左右，属于港府的精英层。只有精英层中的精英，也就是特首、政务司司长等各个司局的正职配有专车。加上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立法会主席，全港享有专车待遇的公职人员仅二十余名。

　　除此之外，其他首长级官员不配置专车，但可免费使用本部门车辆。“这些人只是对这个部门的公务车有优先使用权。一般工作人员有公务需要，也可以用。”原香港廉政公署专员、全国人大代表罗范椒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政府部门公车的所有采购信息、数量、型号都可在政府物流服务署上查到。服务署的一份五年报告显示，因为采用了一些措施，比如鼓励公务员多用公共交通，政府车队规模在2003~2008年间减少了六百多辆，缩减9%。南方周末记者查询到，从2009年到2011年，政府车队规模又减少了四百多辆。

　　立法会的公车就只有三辆，分别提供给主席、秘书长与秘书处，两年前，秘书长的公车还从轿车换成了七座多用途客车，以方便议员借用到各地视察。给香港官员开车，司机不但有超时津贴，也不需要在门口长时间守候领导至饭局结束。

　　至于公车私用——媒体掌握全港高级官员的公车车号，曾有官员开公车上班时顺路载孩子上学，下班时顺路停在路边到市场买菜，都被传媒迅速锁定、放大，最终道歉了事。

　　事实上，很多时候，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是港府官员的习惯。让上述内地法官李从吃惊的是，一次赶赴原香港律政司司长梁爱诗以个人名义宴请的餐馆时，他发现，这位近70岁的老太太，香港前高级官员，是一个人坐着地铁前来赴宴的。

　　香港的公务出访也被要求一切从简。南方周末记者查阅的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的一份述职报告显示：该公署专员符合乘坐商务舱资格，但如航班飞行时间短于4小时，最好选乘经济舱；其余人员一律乘坐经济舱；酒店住宿费用不得超过出访津贴的60%。规定甚至细到乘坐机场接驳车、签证的费用不得由津贴支付。公署表示，这一原则与其他香港政府部门保持一致。

　　特首显然也不能例外——从已披露的特首公务开支账单来看，2008年，他为香港某驻旧金山办事处担任主礼嘉宾，机票费用一栏显示为零。原因是彼时恰好是曾荫权私人前往美国休假期间，反正特首也要付出机票，正好顺路办点公事——于是，“公家”就这么占了回特首的便宜。

　　监督利器：立法会、审计署、媒体

　　香港官员披露港府公务接待开支的消息，在港媒上只能搜到几则三百余字的消息稿。而其在内地引发的热议，让香港同行觉得“这倒算个新闻”。

　　原因是，在香港，这份公开账单只是一个正常不过的例行公事。

　　这个被热议的账单是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应立法会议员的书面质询要求，在立法会上提交的书面答复。香港立法会的质询会议定期在每周三上午11点开始，是议员问责、监督政府的重要途径。

　　按规定，被质询的部门官员必须到会议现场做书面或口头答复，接受议员发问。并且，言之必须有物，会议全程会在香港电视台中直播，若回答不慎，将直接影响到被质询官员的公众形象。此前，有官员回答关于高铁建设的质询时被认为打了“官腔”，结果引发市民抗议。

　　议员何秀兰说，上述的每周质询数量固定为20个。火药味最浓的质询集中在每年3月。届时，被近4000条质询问题、27小时的讨论、19场会议反复拷问的对象是一年一度财政预算案。从公务员聘用开支到特首曾荫权花了几千块钱出席社交活动，都要向立法会交代。

　　除了立法会议员的质询外，普通公众如果想获得更多的政府公开信息与账本，可登陆香港审计署网站下载审计报告。审计报告中对港府各部门的“三公”开支及其它一切涉公资料，都有明晰的披露。

　　每份审计报告都长达近百页，审计对象事无巨细：官员平均办公面积、公车使用记录、公务出访入住的酒店、邀请艺人出席活动的酬金、活动上购买的蒸馏水费用……

　　这些公务支出一律被审计署视为“敏感开支”严加监督，因为它关乎政府信誉。香港政府的廉洁指数位居亚洲第二，仅次于新加坡。

　　理论上，特首办公室、礼宾府亦属审计对象。不过香港特区政府审计署署长邓国斌却坦言，没必要，因为“特首办已经有那么多人盯着，他们怎么敢干出位的事情？”他们反而更关注那些“看上去没人盯的对象”，比如救护车。

　　事实上，此次曾荫权的公务开支清单，就是香港一家传媒直接给特首办公室发邮件索要，仅半天时间，清单即回复到记者邮箱。不过这份看起来很规矩的清单公布后，因为已是惯例，在香港照例没有引起太多关注。

　　许多人印象颇深的相关报道是2009年，港媒激烈抨击审计署审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的问题：官员办公面积较政府标准超标六成，每月浪费公款14万港元；为两名前专员举行饯别宴，人均开支分别达650港元与750港元，两餐花掉纳税人逾4.7万港元。

　　一时掀起轩然大波，最终以两位前专员自费退回宴会全部开销告结。

　　其实，在这份长达79页的报告中，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的违规仅此两处，在其他公务开支上，他们的节俭努力可圈可点：2008年一次公务午宴，四人花了1800港元，公署按人均上限规定只予以报销1200港元；公署一专员在一次公务出访前，没有订商务舱，而是用自己的飞行里程积分换了张经济舱客位。

　　但在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导师蔡子强看来，香港媒体不会对这些“好人好事”感冒，“这都是政府应该做的”。

　　另外一个事例是：2007年，为查证一起贪腐案，廉政公署卧底等5人点了鲍鱼、鱼翅及芝华士酒，花费4450港元，由公款付账。尽管卧底强调因要扮有钱人，必须花得豪爽以取信于人，但检方仍质疑他们用特区政府钱吃“豪宴”。

　　“纳税人当然会很在乎自己的钱有没被他们乱花。”蔡子强说。

　　“公家”饭，就该这么简单

　　在密织的监督网之下，对香港官员来说，自己掏腰包是更加安全的选择。

　　作为香港活跃的时评人士，蔡子强平均一周会出席一次官员或议员约邀的饭局。而此类宴请多是官员自己掏腰包埋单。

　　饭局一般定在中午，香港政府机构下午1~2点的午休时间，谈话时常会拖延到两点一刻，但最晚都得在两点半以前结束。否则，要是被媒体拍到官员在办公期间仍在餐桌边上，又要引来刻薄的批评。

　　几位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内地官员也发现，在港访问考察期间，被香港官员以私人名义宴请的机会比公务宴请要多得多。深圳一批法官到访立法会交流，时任主席范徐丽泰就自己掏的腰包，请他们喝了下午茶。

　　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位访问过香港的官员亦称，在长达一年的访问期中，他和政府部门、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打过多次交道，没有吃过一顿公家饭，全部都是有关官员私人请客。

　　原因是，在香港，官员的普遍心态是怕麻烦：公款吃喝除了申请复杂外，即使核准通过，日后审计署将审计结果公之于众，万一有不妥之处被媒体或公众发现，得不偿失。

　　事实上，“适度与保守”原则，已然入植香港的政治文化，定型为官员的惯性思维。在立法会议员何秀兰眼中，香港官员都很注重在不同场合以适宜的身份介绍自己或称呼对方——

　　在官方活动中，官员则彼此以公职职衔称呼与会者，这是体统；如果已经知悉对方身份，以职衔相称，是客气，称呼对方获取的学历，比如博士，也许更好；在寻常场合，自我介绍时如以公职身份自介，就是违规。

　　一个例子是，曾荫权在担任财政司司长期间，一次用办公室信笺写信询问医科考官儿子的考试情况，被媒体发现后引发猛烈批评，尽管他再三解释，自己的本意绝非以司长之名向考官施压，而是“以一名父亲的身份”关心儿子的前途，却仍然被认为他用办公信笺表示身份，是在以司长之名向考官施压。

　　在非公务场合与时间段，香港官员的表现节制而低调。

　　前香港廉政专员、全国人大代表罗范椒芬在任香港教育局局长期间，周末及加班期间都坚持不用司机，自己开车。她说，这是香港局长们的普遍习惯。

　　也因如此，每次到内地访问，罗范椒芬多少有些惴惴不安，“十天就十天全程陪同，七天就七天全程陪同”，如此劳驾内地官员及众多工作人员的非工作时间，她不清楚是因为接待方出于安全的考虑，还是太好客的缘故。

　　相比内地而言，在来访客人面前，香港政府出手也相当不阔绰。

　　罗范椒芬说，一般必须是很高规格的客人，比如国家领导人来，才会从下飞机开始，就有车接送，全程接待。除此以外，绝大部分来港考察交流，都是客人自己安排住宿、用车，只是在约定的时间到他们约定的地方访问，没有全程陪同，全程安排车队。

　　作为立法会议员，何秀兰每月有14000港元津贴，以支付平时交通及酬酢费用。在准备质询前，议员们都习惯邀请一些学者共进午餐或下午茶，请他们提供智识支持。

　　即便对方是知名的学者，一杯咖啡加块三明治的款待，也颇正常。对香港人来说，“公家”饭，就该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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