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实习生 范承刚

　　很少有人能想起，像GUCCI手提包这类昂贵商品，与中国女工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也很少有人想到，曾经给这类名牌包的皮料镶过多彩油边的中国女工彭水银，最终会因生活困窘自杀。

　　东莞女工彭水银的工作，是日复一日地为GUCCI这样的名牌包上光擦油。但她和大多数中国女工一样，并不知道一个皮包的价格，可能早已超过她一年的工资。

　　2011年5月14日，彭水银在东莞塘厦镇的星浩手袋厂宿舍五楼跳下，身上只揣着四张1元人民币、一部欠费的山寨手机、一把每月170元房租的小屋钥匙。这家工厂的业务之一是为Coach、Gucci、Diesel等国际奢侈品牌代工。

　　无人目睹彭水银的死亡，只有隔壁五金厂的工人杜兴鹏，听到“嘭”的一声闷响。这是她留给世界最后的声音。

　　也没有人知道她在死前那一刻的音容。她在自杀当天留下的最后一个身影，定格在工厂的监控录像里，她身着斜纹紫色上衣，走出大门。时间显示是2011年5月14日12时3分25秒。

　　5分钟后，她自杀了。

　　被遗弃者

　　坠楼前的一段日子，彭水银在星浩手袋厂里陷入了一种近乎失语的状态。她不再使用那部二百多元的手机，只用公用电话与家人联系，她告诉家人这是为了节省话费。她与工友的关系也跌入冰点，不在食堂吃饭，每日独来独往。这是因为她有严重的口臭，她自认为躲避人群，是减少被人鄙夷的最好方式。

　　44岁的年龄，也让她在工业区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中，显得格格不入。

　　她留给工友的最后印象，也是一个孤独的身影。女工刘军舟回忆，5月14日早上8点，油边组5个人包括彭水银，被调往裁床组帮忙。分配好任务，彭水银就独自走到角落坐下来，低头开始干活。

　　这天早晨的彭水银，如往常一样没人搭理。由于无法忍受她嘴里散发的气味，同组十多个人一年多前就不怎么和她说话。刘军舟记得，那天上午，曾经“像头黄牛一样干活”的彭水银，在那天显得有点心不在焉。干着活，她会忽然停下来，眼睛望向窗外，却不知在看什么。

　　5月14中午12时零8分，穿着紫色T恤、灰色七分裤的彭水银，被发现死于星浩手袋厂2B宿舍楼下。她仰面向上，倒在宿舍墙角、工厂围墙、废弃油罐组成的狭窄空间里，鲜血滑进半米外的下水道，随着污水流向厂外。

　　警方初步判定她为自杀。

　　彭水银的丈夫、女儿、四个兄弟姐妹陆续赶来。家人回忆，以前一周只给家里打一次电话的彭水银，在5月7日-12日，曾反常地每晚都用公用电话和他们联系。

　　三妹彭玉玲回忆，电话里二姐彭水银很焦灼。她说“无法再与同事相处”，“她们取笑我，看不起我，怀疑我有乙肝”。

　　彭水银也在电话中提及年纪大了，担心厂里随时可能会裁掉她，她害怕失去工作的日子。东莞是年轻女工的天下，她没法和她们争。据统计，像彭水银这样还在城市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工目前有6046万人，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41.6%。他们体力渐弱，就业空间渐窄，养老保险微薄。他们对未来有着和彭水银一样的惶恐不安。

　　彭水银在电话中向家人倾诉最多的，是口臭给她带来的麻烦。彭水银经常捂着嘴和工友说话，口臭让她自卑。从2010年3月开始，她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熬药，晚上九点半熬第二服药，直到零点才睡。草药是在菜市场买的，她叫不出名字，听人说“很管用”。

　　彭水银以为，只要能治好口臭，就能抬起头说话。

　　但现实给了她沉重一击：口臭并未好转，厂里开始谣传她有乙肝，同事见面就躲着她。生性要强的彭水银，还在买菜回家时与一名同事打起了架。两人互相拉扯、踢打，彭水银提着的豆角、黄瓜滚落了一地。

　　“为什么我不能好好做人？”5月12日晚，彭水银在电话中哭着问三妹彭玉玲。“为什么没察觉呢？”彭玉玲至今懊悔，“她其实是在向我求救啊……”

　　四弟彭泽志认为，工厂里的歧视、冷漠、对底层员工的忽视，是其跳楼的最大原因。星浩手袋厂负责人拒绝接受采访，只向其家人表示厂方并无任何过错。油边组的组长杨波则说，彭水银整天只干活，不说话，跳楼是因为“太敏感，太自尊”。

　　穷困生活

　　彭水银的女儿詹曼认为：“妈妈去打工，是一个不得不犯的错误。”

　　彭水银出生于湖北黄冈炉火垸村。1991年，她和詹金文结婚后，从父辈这里分到的是九千多元的债务，以及一间用树干斜撑着的土屋。

　　由于无钱还债，1997年，彭水银到东莞厚街镇的一家绣花厂打工。那时每个月的工资是500元。2003年，她进了茶山镇一家手袋厂，月工资涨到1000元。丈夫詹金文在附近一家纸盒厂做保安，每月800元工资。那时他们省吃俭用，目标是还债。

　　4年后，他们积攒了一万多元，回家还了债，盖了房。6年后，彭水银进入东莞塘厦镇的星浩手袋厂，月工资涨到近2000元；同年，她把女儿送进中专，去读“听起来很高级”的电子商务物流。

　　好日子在2010年春节戛然而止，丈夫詹金文骑车时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再也提不起20斤重的米袋，也不能再做靠身体吃饭的保安。家里的欠债，又多了两万。

　　全部的家庭压力落在了彭水银的身上。独力担起一家生计，虽然工厂里有太多的歧视与冷漠，她也认为“工厂对她十分重要”。

　　18岁的女儿詹曼觉得母亲太苦，辍学到东莞打工。彭水银十分失落，却没有阻拦。母女俩一起租房住了下来。

　　詹曼记得，每晚11时回到出租小屋，母亲会一边煎治口臭的药，一边抬头叹气。

　　有几个深夜，詹曼被母亲的哭声惊醒。只见母亲背对着她抽泣，声音很小。她问妈妈“怎么了”，彭水银从来不回答。母女俩沉默在黑暗里。

　　喝药是种抗争

　　一年多里，这对母女就像被生活滚轮所收放的风筝：每天早晨8时进厂干活，深夜返回那间10平方米的出租屋。

　　这间小屋月租170元，只摆得下一张1.2米的床，两人得侧身而卧。用塑料桶支上地板砖，便是桌子；两个廉价旅行箱，一个是衣柜，一个是储物柜。

　　四方拥堵中，彭水银极力维持着仅有的尊严。她花了七百多块钱买了部手机，不想让女儿在厂里被人瞧不起。她只吃蔬菜，但每个周末都会买点肉，做女儿爱吃的芹菜炒肉。母女俩去年打工攒下6000元，有5000元为父亲的伤病还债。

　　生活愈艰难，彭水银的自尊心就愈敏感。2010年2月，同在东莞打工的弟弟彭泽志希望彭水银到自己那儿住上几天。当他提到这是因为房子“比较宽敞”，彭水银立即就拒绝了。

　　彭水银也曾打电话给五妹彭冬梅，说有一天看见餐馆的剩菜，看周围没人就偷偷带走了，但随后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她呜咽着对五妹说：“我怎么能干这种事？”

　　彭水银的性格逐渐变得敏感而怪异。工友刘军舟回忆，刚进厂时的彭水银精神很好，也愿意与人交往，但被很多人取笑过口臭后，她就变得封闭起来。

　　女儿詹曼曾很难忍受屋子里终日散发的药味，劝妈妈别再熬药了。彭水银告诉她，自己忍得了药味，但忍不了“别人的看不起”。

　　2011年2月，詹曼到了另一家工厂打工，与母亲分居。彭水银再次独自生活，与外界的沟通变得更加稀少、笨拙。她继续每天熬中药，喝药是她的抗争。

　　彭水银坠楼当天，警方在她的出租屋里，仍发现了一碗没喝完的药汤。

　　女工与奢侈品

　　在星浩手袋厂的两年，油边组的彭水银，每日的工作是将皮料包裹上各种边油，让毛糙的皮料变得光滑。如做高档包，则可能要多次油边，这需要很好的耐心：上油，打磨，再上油，再打磨……

　　彭水银从不知道所做的皮包有多昂贵。曾在星浩手袋厂工作的知情人士透露，这家总部位于香港的工厂，是苹果、索尼等知名品牌的电脑包生产商，同时也为Coach、Gucci、Diesel等国际奢侈品牌代工生产价值不菲的皮包。

　　这些皮包会挂着数千到数万不等的价签，进入奢侈品专卖店，又或被某个一掷万金的大陆富人买回中国。而彭水银们每月工资2000元，挤在出租小屋，梦想早日返乡，却又深陷每日11小时的工作中无法逃离。

　　奢侈品牌在中国加工，早已是公开秘密。2010年，经济观察报等媒体 曾 报 道 ，Prada、ColeHaan、Camper等上流社会流传的品牌，均由难以计数的中国工厂为其代工生产。然而，由于耻于提及产品的“中国身份”，它们不会被贴上“Made In China”的标签。一些厂商甚至拒绝承认曾在中国代工。

　　很少有人能想起这些昂贵商品与中国女工之间的联系。也很少有人想到，每天给皮料镶上多彩油边的彭水银，最终会毫无尊严地死去。在她死后，星浩手袋厂管理人员向其家人表示，厂方与彭水银的自杀没有关系，也不可能支付“富士康那么天价的跳楼赔偿”。

　　2011年5月21日，是彭水银的“头七”，早上9时30分，家人又来到坠楼处祭拜。

　　彭水银的家人们从车间搬来一张半人高的铁床作为灵堂，排开7碗塑料饭盒盛的菜，点上香、蜡烛，烧上纸钱。

　　7个工厂的保安，远远盯着这边，偶尔用对讲机汇报情况。祭拜完后，彭水银的家人慢慢走远。一个保安推着垃圾桶走到桌旁，将祭拜的7碗饭菜和香烛扔了进去。另一个保安低着头，漫不经心地将没烧完的纸钱踢进了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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