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式的贵族生活被横扫一切的现代性冲击之后，高级管家这个职业又重新与新富阶层结盟。据国际职业管家协会(The international guild of professional butlers)在2004年的统计，全世界约有5万名高级管家，且人数还在不断增长当中，这当然也与这个职业的优厚待遇密不可分——根据澳大利亚管家学校(Australian Butlers School)提供的数据，在欧美服务的高级管家年收入一般可达到45000英镑。

　　较高的薪酬、潜在的旅行机会、充满无穷细节的现代家务管理，都是这个少为人知的职业的魅力所在。除了具备传统管家的照顾起居饮食、打理环境等功能外，一个顶级的现代管家还应是一个家庭的财务官、保镖、厨师、贴身仆人，他(她)可能刚刚料理完草坪上的烤肉架，转身又要去教会女主人怎么去开喷气式小飞机。

　　另一方面，这个群体也摆脱了原先终身的附属特性，而获得了更多的独立性和平等意识。我们也可以说，真正传统的英式管家已经随着一个时代的没落而消失、更准确地说是自我转化——他们将老式的“忠诚”转换为“专业的”服务，让自己享受更多流动性和自由。

　　同样，在中国，趋于集中的财富让人际关系发生了位移，膨胀的物质和外界繁琐的事务，让个人常常无暇关注家庭这块私人领域的维护和更新。因此可以说，管家是个人在私人领域的“工作伙伴”——他们让家庭高效、整理、理想地运转，并用礼仪和规范填补物质带来的人际空疏感。

　　GQ采访了三位高级管家，英国人Hugh是典型的英式现代管家，他热爱自由和未知，又表现出可贵的忠诚；思南路公馆的Wendy代表了酒店服务的理想氛围；年轻管家范常旭的紧张状态，也从侧面反映了新富家庭对这个职业的顾虑和接受程度。我们呈现了他们的劳动和职业习惯，也借此可以了解，处在上升中的阶层对生活隐形的要求和设想。

　　(一)

　　在我还没意识到要和他握手之前，管家Hugh的大手已经有力地伸过来，英国口音中气十足，和他的明亮肤色一起，与周围上海话的绵软、颓靡区分开来。他穿着一套笔挺的炭灰色西装，白色的口袋方巾和内衬的白衬衫显得呼应、妥帖，打着一条朴素的纯蓝色领带，手腕处两枚银色袖扣顽固地暗示着老牌帝国的绅士礼仪。

　　他飞快地关掉了自己的iPhone 4，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切断了自己和这栋22层的大建筑的关系，顺手将一枚精致的仿古钥匙收进自己的口袋。那枚铜制的钥匙通向22层，也是这栋楼的主人林明珠(Pearl Lam)的私人卧室，而她设在18楼的派对是上海精英们的新传统中，坚不可摧的一环。

　　一年里，除去和那位“总是在飞”的女主人飞去伦敦的五六次，Hugh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会留守在上海。“除了等待，就是等待。”他说。Miss Lam不是在从机场回来的路上，就是在去机场的路上。而当得知她每次要回来，Hugh就知道自己为派对忙碌的日子来到了。

　　只需要24个小时，Hugh就能变出一场大的派对，当然前提是他有过20年的餐饮服务经历，在澳洲的管家学校里接受过培训，并在三个大洲的不同的家庭里服务过。去年夏天，经朋友Jacqueline 介绍他与林明珠认识(Jacqueline 在伦敦举办一所叫Sheila的儿童学校，是林明珠的朋友)。但在见到Miss Lam之前，他就从网上见过她在上海的家，她的艺术品、高级派对，以及那张可以容纳60人同时进餐的餐桌。

　　“坦白讲，60人对我太多了，对我而言，54人是最好的！” 我还没来得及细问“54”这个数字的确切来源，他马上沉浸在对派对场面的回忆中：他会提前安排两位助手去市场购买食物，和Miss Lam的私人助理确认当晚赴宴的人数，然后从专门的宴会服务机构(同时也服务于四季酒店)请来二十多位助手，他要他们做的事情非常简单——一手托一只盘子，从厨房走到客人身后，整齐划一地将盘子分别放到左右两位宾客的面前，撤盘的时候也要做到手部动作一致。看着这些身着白色制服的助手们再列队整齐地离开，这就是他要的秩序感，为此他不惜在派对的预算里列出这项开支。每一样东西都要有预算，当然，Miss Lam的预算总是很优渥的。

　　在客人们到达时，他已守在门口，用略显铿锵的英文迎接来自欧洲王室、美洲艺术基金会或各国演艺圈的名人们，他也会极妥帖地帮助女士更换下身上的大衣，放到衣帽间。在异国的城市，他很享受每一位客人的谈吐，也尽自己的肤色和语言的优势，满足这国际化的派对对服务的挑剔。他很确信，根据他在伦敦的高级餐厅里十几年的经历，他能读懂每位客人的表情——素食主义者面对盘子里的猪肉汤时，常常会不自觉地皱起眉头，而他一定会在他们的“Excuse me”出口之前，就已经暗示仆从换上一道素菜汤。

　　十年前，他还在伦敦的高级餐厅里担任经理，无论多么人满为患，他总是坚持在客人进门和离开时，在门口和他们问好。在他从小生活的苏格兰小镇，人们见面时也总是热情地打招呼，他很早就习惯了用礼仪和温情装饰的生活。

　　他也曾经去唐宁街的首相府邸，担任晚宴的侍应生，虽然托尼•布莱尔向他大方地伸出手说“你好，我是托尼”时，他还是和所有本分又自知的英国人一样，用正确的尊称称呼了首相。他的家人都为他的这些经历(包括去滚石乐成员Mick Jagger家里服务)感到自豪。英国版GQ的年度派对上，他也在忙碌中观察那些流光溢彩的公众人物，但他无意复述更多，“第二天，我仍然是带着平常心去服务那些不著名的客人，我喜欢服务别人的感觉。而且英国的派对的阶层差距，越来越小了。”

　　2005年，在去澳大利亚管家学校进修之前，他曾经花了一年的时间思考自己将来的职业方向。之前在餐厅工作，几十个人的团队总会有些他控制不了的小差错，这让他觉得沮丧，一丝不苟简直就是他的本能，就像他最爱阅读的《福尔摩斯探案记》，在大侦探富有逻辑和秩序的工作中，所有的细节和因果都一目了然。

　　当他看到那部1993年的老电影《去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安东尼•霍普金斯和艾玛•汤普森主演)，“我100%确定自己很合适这份工作，管家这个职业于我，就像神父和教堂的关系。因为我那么热爱服务别人，而且也不是特别的物质主义(materialism)，我需要的东西很少。” 当然，他的性格与这份工作带来的优厚回报并不冲突，当时澳大利亚管家学校培训出的管家年薪能达到从5万到8万美金不等，《Vogue》 澳大利亚版甚至还有篇报道称：在美国，一个顶级管家的年薪是用他的体重乘以当时的金价。

　　借着英镑对澳元的汇率便利，Hugh跑到南威尔士的澳洲管家学校(Australian Butler School)去培训了四周，从基础的管家“哲学”开始，到怎么打包、烹饪、家具和车辆保养，分别从客人的哪侧递送主食和饮料……澳大利亚的现代管家培训和人们熟悉的英国庄园式管家理念不同：后者几乎是终生制的，保守的他们自身也是传统的一部分。而澳大利亚培训的管家则要“更现代，更灵活”——他们和雇主之间的关系是雇佣式，而非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隶属。这种平等的职业观的背后，是更大范围的选择自由：如果你的雇主的行为或者人格不能让你尊敬，那你可以选择离开。

　　培训结束后的半年，他先在加勒比海上的QueenMary号任管家，游轮庞大的面积和乘客数量所对应的服务量，让他在前三个月体重减了28斤。游轮上的一对英国夫妇看中他的形象和严谨，邀请他去他们在伦敦的大房子做管家，在那里，他没有助手、听差、厨师(这些标准管家会有的团队配置)，家中的大小事务都由他身体力行，但他也因此演练了一个“完美管家”所需要的全部技巧。但金融危机袭来时，他的工作作为一种“奢侈品”被男主人取消了。

　　去年在伦敦和林明珠相识之前，他刚完成在利雅得的一户沙特家庭的服务。在沙特，除了安排好手下的20位助手，让他们各司其职；对他最关键的，还是不要被对东方穆斯林生活的好奇心所虏获——一个好管家从不因为一种生活方式好奇，而是尽快去适应它，让它更平缓、舒适。根据那个家庭中的每个人的偏好，冰箱里准备了四种不同牌子的纯净水，但他从不问为什么，即使他半开玩笑说，“闭上眼睛做个口味测试，也完全分辨不出这四种纯水之间的任何区别”。

　　他指着我们所在的会客厅长桌上的“禁止吸烟”标记，“当我来到这个家时，看到这张牌子放在这里，那应该就是Miss Lam喜欢它所在的位置，那就是她喜欢的细节，我不会移动或者改变它。也许下一次她走进这个房间，看到小物件被挪了位，她会问为什么要移动位置。你知道，她是个商人，对细节非常敏感。所以，除我认为她摆放一些物品(比如花瓶)的位置比较危险时，我才会提醒她”。

　　在派对中，虽然他也会按着最好的管家的谈吐和别人聊天，但在客人离开后，他再也不会和他们保持私人的联系。同样，在客人们递过酒杯来时，他会礼貌地拒绝——就像他从不和女主人一起坐下来吃饭一样。他知道，他的实际服务对象只有一个——Miss Lam，她就是他全部的工作。

　　我问他，当他参与交谈、却不能和别人建立真正的友谊，会不会觉得孤独。“不，我太忙了，来不及感到孤独。”他的回答也斩钉截铁。

　　作为一个管家心照不宣的职责，每次Miss Lam离开或者到达，总是Hugh开着车去接她，绝无例外。在路上，他不会主动逗趣或者挑起一个话题，尽可能汇报家里哪些东西需要修缮，下月的预算是多少。即使派对在凌晨两点刚刚结束，而Miss Lam将趁5点的飞机离开，在短短休息两小时之后，他还是一样精神地坐在驾驶座位上。

　　去年11月份，他来上海的第三个月，是他的生日，他没有向女主人提过半句。在他看来，用自己的私事分摊客户宝贵的时间是绝对不允许的。

　　每晚监督完助手做好清洁收尾工作之后，他才回到在乌鲁木齐路上的公寓(离衡山路步行十分钟内)，有时为自己简单烹饪些食物，斟上一杯葡萄酒，看他在路边淘来的DVD。他已经过了40岁，没有妻子和孩子(他认为这种身份最适合做管家)，只是追逐每一份工作机会带给他的自由——在Miss Lam不在上海的这些日子，他可以选择自由地出行，去亚洲的任何一个地方，享受被别人服务的生活。他厌恶日复一日的公务员式的生活，宁愿“把自己的时间攒在一起过”。

　　因为生于普通的工薪阶层，他的父母无力供养所有的孩子读大学。在他的印象里，一家人很少有机会旅行，也没有机会光临稍微高级一点的餐厅、酒店，但这却是从16岁就开始工作的Hugh逐渐拥有的。

　　“每个月我会和我的父亲和姐姐通上两次电话，他们从没有见识到我见识过的一切。”

　　(二)

　　虽然大门外的路牌上已将此地简化为Sinan Road，但思南路公馆酒店顽固地保留着那个已经逝去的英文名字：Hotel Massenet 。在这里仍属法租界的领地时，这条安静的梧桐道还是叫Massenet Road(注：马思南，法国著名音乐家)，几十栋法式别墅里聚集过梅兰芳的一大家子，以及正从事地下工作的周恩来。

　　思南路公馆酒店的大门平日总是关闭着，车辆无声地流入又流出。在这21栋独立的花园别墅酒店之间，除了树叶间的婆娑声，少见有人在外匆匆走动。管家Wendy 回忆道，在她刚加入这新成立的酒店时，花园里100多岁的橡树，还在打着“点滴”。

　　Wendy通常是客人入住酒店的某栋别墅后，见到的第一个人。在客人下榻前一天，她已经将别墅上下四层的线路都检查一遍，打开气窗透气，将厨房的茶包和食物都准备好，给二楼的客厅换上最新的杂志。客人到达当天，她会用专用钥匙从别墅的后门(管家通道)楼梯到达二楼，准备好热茶和点心，然后带领服务生站在一楼的会客厅门口迎接客人，安排他们在别墅进行check in。她的职责是在房价接近每晚4万的老公馆酒店里，为客人提供24小时的一对一的管家服务。

　　2008年，作为卢湾区政府迎世博的改造工程，以思南路公馆为中心的5万多平米的老洋房被整批改造，“72家房客”拥堵于一栋别墅、洗衣机和自行车充塞于走廊的情景也不复存在。在设计师的驻场指导下，工程施工方撤走了开始渗水的、长出倒刺的地板，安上了仿古的铜把手、百叶窗，加固了阳台的混凝土层。往日充沛的半殖民地文化又以罕有的底气复活了——拒绝虚弱、暴富的外表，但处处讲究细节和品位。比如，当你走进酒店行政处所在的别墅，一楼刷成淡蓝色的前台区域，静静摆放着设计师邵帆的造价不菲的不对称座椅。

　　在客人办完入住手续之后，Wendy会负责将行李送到三楼的各个卧房。为方便大件行李的上下运输，思南酒店特意在改造时增添了一部液压式电梯，隐藏在一扇看起来和房间门无异的门后面，内部是全木质装潢，甚至规矩地仿照老式电梯的样式，要严格地关好内外两栋门，电梯才会启动。

　　这个过程中，她也会向客人介绍这栋别墅的历史和构成——别墅的一楼比水平地面低四十公分左右，必须从草坪和甬道上走下两三个台阶才能进入室内，当初一层的设计也就是为了给家里的佣人住的，在气候缠绵的南方，稍显阴冷。

　　顺着木质楼梯走上去，每一个平台上都放着用褚青的皮具包裹住的消防箱。“灭火器的外包装，我们叫镶边，是改造过的，为了防止红色的灭火罐看起来太俏，和这栋房子不大配。” 她不自觉地抚摸着楼梯的扶手，“这楼梯的扶手都是原先的，改造的时候工人们把它们小心翼翼地拆下来，编上号，等楼梯重修好后，再按照原来的顺序装起来。” 到了四楼的大阁楼，阳光正经天窗均匀地铺在写字台上——“这个天窗是特别设计的，通过按钮可以调整它的角度，下雨时会自动关闭”。

　　通常说到这里，出于克制，她不会再将她对这所房子的介绍继续进行下去——毕竟，来思南公馆入住的客人多是出于商务应酬，没有太多的时间聆听每个房子的那些漫长的故事。但也有时，那个客人的兴致很好，会自然地拍拍身边的位置，想邀她坐下来谈天，她会委婉地拒绝：不用了，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准备。这样的话也会客人突然意识到他们之间存在那条隐形但坚固的界限，从而可以保持体面的沉默。

　　Wendy不会直接询问客人当天是否要去哪里。在管家的语汇里，这简直和直接问别人的年龄、爱好一样不专业，且让服务显得生分。她会看似轻松地问，“需要我准备下午茶吗？(通常酒店会在下午3点为每栋别墅免费提供) 如果客人下午有出门的计划的话，可能会说不需要了。那她就会再委婉地问，需不需要备车。在客人夜间回来之前，她已经从保安、更直接的是从司机那里知道客人到达的大概时间，准备好夜间的茶点。在客人确认好第二天的早餐时间、进卧室休息之后，管家一天的工作才算结束了。离开前，Wendy熄掉多余的灯，但保证每个房间留着一盏灯——以防客人夜间起身时，不熟悉这栋大宅的照明开关。

　　和含蓄的问答类似，从不正面地拒绝会让地位稍高的人免除被拒绝的尴尬，也暗含了往日的阶层差距所刻意形成的语言规范。思南酒店不为客人提供免费的车辆服务。但有一次，在有一位客人希望免费用车时，Wendy在第一时间和他的主管、餐饮部的副经理董先生取得了联系(职业本能驱使她不会和客人直接说不)。她最终和客人这样解释：酒店的免费用车正被另外的客人们使用，现在酒店只能调用别的地方的车，但可能要收费，不知道可不可以？ 这样的解释，加上前期和团队里的人沟通形成的统一口径，可以让客人在投诉或询问时产生的。

　　除去这些硬性的制度约束，其他时候，酒店还是鼓励Wendy和她的团队带着奢侈的想像力工作。如果客人不喜欢硬沙发，酒店可免费全套更换成皮质稍软的；个别客人嫌卫生间的灯，工程部会马上在方便的时间增加线路、更换灯泡。有一晚，她帮一位女性客人做好浴前准备后，客人提出想用玫瑰花瓣泡澡，但当时已接近半夜12点，外面的鲜花店应该都已打烊，Wendy问客人可不可以用芙蓉花替代——因为她记得前排的别墅里好像白天插上了芙蓉花。客人同意后，她马上冲到那栋别墅，将所有的芙蓉花都捧来，撕成碎片放进热水里。

　　如果客人需要在酒店准备派对，Wendy会和客人商量好聚会的人数，确定party的菜单和成本(由客人承担)，然后分别去和厨房沟通当日的厨师、菜肴，再去餐饮部登记借出一定数量的刀叉盘子。她也要特别和工程部打好招呼，如果是在晚上的花园里举办party，可能需要在花园里多加一个灯照明。她甚至也会从工程部借好保温箱——在菜肴很多的情况下，可以保持食物的温度。此时，保安部也要参与进来，尤其是有诸多客人的车辆进出时，管家会不停地和大门处的保卫人员打好招呼，在宴会结束前提前将大门打开，避免客人们在门口等待或是滞留。

　　她在这里的服务就是这般无形，但又必须默契到让客人感觉到她的存在是随时、恒定的。有时候，有重要事务待办的客人需要带着助手通宵处理文件，为了让客人有私密感，Wendy会选择避到最合适的地方——厨房。她会轻轻关上厨房的门，但关门声又足以提醒客人，自己已经避到厨房。也许那长夜里的几小时，她一直在用抹布将当天早上的餐具再细细地抹拭一遍(她入行的前9年，一直在一个饭店的餐饮部服务，对餐具有难以想象的苛刻)。当她听到客厅有脚步时(或者每隔半个小时左右)，她会去客厅看他们是否需要添杯咖啡，她不会冒然叫出客人的名字，而是用停顿两三秒的眼神让他/她意识到她是在询问是否需要服务。

　　在厨房里安静等待的时候，即使她已经工作了十几个小时，也不会允许自己露出疲态。别墅的一层靠近储物间的地方，为管家们辟出了一间休息室(有时她们会在那里更衣休息)，摆放着一张行军床，一只电话和两把雨伞。但无论多晚，Wendy还会风尘仆仆地回到家里，不单单是因为她认床——来公馆做酒店管家之前，她曾在一个脾气非常极端的客户家里做过私人管家，经常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和丈夫、孩子说不了几句话。

　　几年前，她父亲生病卧床，而她由于在国际学校全职工作无法陪同。后来她坚信，人还是要尽可能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在思南酒店服务的这几年，她印象最深的客人是一家美国公司的高管，带着自己的家庭来中国商务旅游。那个父亲无论回来有多晚，都要轻轻推开每个孩子的卧室，和在梦乡中的孩子吻别。而且，这个美国家庭保持着少有的全家人一起吃早饭的习惯。

　　从选择这份职业开始，Wendy就已经将酒店当成自己可以倾注全部感情的另外一个家。所以有很多第一次来的人，在这个相对陌生的、被管家时刻打理着的地方，发现家里才有的那种精心布置后的随意。Wendy最骄傲的一点，是很多客人离开的时候，也许不一定会和酒店的总经理告别，而是会选择和管家一起去机场。有的下午，她在花园、别墅的各个房间里忙碌穿梭的时候，会从经理那里听到，以前她服务过的某位客人向她问声好。

　　(三)

　　除了在异地的妻子和不到1岁的儿子，25岁的高级管家范常旭基本还没有自己的生活。(每月4天的休息之外)，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他都像一个代理的主人一样，在雇主家的两千多平米的豪宅内巡视，纠正团队里每个人出现的问题。

　　他的妻子原是他的助手，“因为每天的活动范围就这么大，抬头不见低头见”，从早上7点一起工作12个小时。两人的关系公开之后，女朋友就搬到了他所住的单间。那宿舍是雇主提供的，在临近的小区，团队里的四五人共享一个单元。去年，妻子带着新出生的儿子回了河北老家，他只有通过摄像头才能和自己的小家庭短暂地打个照面。

　　他穿着一件合身、朴素的西装，别了一枚团徽一样的胸徽，瘦小颀长的身形和他稳妥的形象倒挺般配，脸上是服务业的标准笑容。从一所中专的酒店管理方向毕业后，他被招进美妤世家私人管家会所，当时这家管家培训机构在国内首次尝试精英化经营，以培养针对中国高端家庭的私人管家。

　　创始人刘洋的父亲曾是沈阳一家酒店的管理者，自小她就习惯了酒店提供的标准服务——无论是茶几或者冰箱下面被细致抹过的卫生死角，还是大厨送来的保鲜盒里码得整整齐齐的半成品菜。在瑞典学习酒店管理回之后，她从事过几年的服装营销，后来还是做起了管家培训，“我有一个最简单的心愿，就是老了的时候，能被一个合格的保姆伺候得舒舒服服的。”她这样解释自己莽撞的创业。

　　在美妤世家经历了四个月的培训之后，范常旭经历了公司为他庆祝的“满月、百天”活动(“一周岁”的庆祝是后来的事情)。但五年里，厌倦像最有耐力的敌人，不时在每个路口等着他，迫使他必须一次次重新审视满足于这不超过四个人的工作关系，让自己扎根于最安静、平缓的家庭领域，就这样从一名管家服务师、初级助理，成为公司的高级管家。

　　在培训的四个月里，刘洋拉着他们去奢侈品店参观、学习奢侈品牌的文化、设计和保养，这让他们在面对“趾高气扬”的客人时也不会轻易失色。当然，这密封的培训，更多还是让一个人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上层家庭可能涉及的一切：厨房/客厅空间如何优化、物品如何保存和利用、家庭中不同年龄层次的人的保健方法。2003年，刘洋自己手把手教会了两名员工，构成了原始的培训力量，然后让人力资源和经验不断滚雪球地倍增——2009年，美妤世家的培训事项是34条，而在去年，培训事项达到了52项。与此对应的是，一个管家团队的服务费用也从原来的30万/年升到现在的48万/年。

　　在他被选派到客户家中之前，公司会和家庭先期接洽一个月之久。为了解客户家庭的构成和需求，他们设计了十几页的调查表：从衣食住行到对花卉、汽车的爱好，甚至是爱吃时令还是应季水果、是否对花生等过敏。在对客户家进行拜访后，公司会制定一本厚厚的管理手册——将客户的住宅划分为不同的“功能区域”(比如厨房、一楼客厅、二层卧房区等等)，并由公司原来学习土木工程的员工画出工作图(如针眼摄像机一样摄下所有的物件，依次标号并进行图说)，大致总结出每个功能间的处理办法。以单一的厨房功能间为例，针对厨房的管理方案就包括：厨房现存问题和解决方案；厨房图解；厨房图解说明、物品分类管理及注意事项；厨房清洁工具、流程和标准；厨房质检表；冰箱的清洁流程；微波炉的清洁流程等条目。

　　刘洋还记得对一个客户进行第一次家访的情景——那是一个有室内电梯的大宅，为了方便老太太健身，造了亚洲最大的私人室内泳池，二楼的客厅里建有一底部透明的鱼缸，在一楼就能看到杏黄的鲤鱼在头顶游来游去。按照惯例，在管家叫醒主人之后的一刻钟后(通常是早上7点半)，主人会乘室内电梯下来，而一楼客厅区的工作人员已经将班得瑞这样的轻音乐调成合适的音量，厨房间里的服务师们从早上5点半就要起床准备当天的早餐(基本上一周内都不重样)。所以，在7点25分的时候，每个人都处于战战兢兢的状态，范常旭戴着呼叫耳麦观察卧室的动静，楼下的人听到他在耳麦里说“下楼了”时，便会赶快收起自己的倦容，将温度适中的早餐送到餐桌上，然后竖着耳朵等在楼梯旁边问早安。而刘洋忐忑观察的那个早上，家里的主人没有乘电梯，而是径直走了楼梯下来，一队人又忙不迭跑到楼梯口去迎接。

　　在雇主的家里，每个人只能在自己的功能区域内活动——负责一楼打扫的服务师未到特殊情况绝不允许去二楼。如果没有公司规定的四个月一次的考核和晋级机会，这样的工作确实很枯燥，范常旭也会偶尔进行一些轻微的临时调整，让每个服务员接触下相对陌生的区域。一天之内，他针对每个人的监督、检查要达到五六次。对于他自己，每年的减压方式只是公司在郊外组织的恳谈会，和同事们玩一些无需太多智力的游戏。要么就是回到宿舍之后，带着洁癖地打扫卫生，把水泥地擦得光滑可鉴，人直接穿袜子就能走在上头。

　　通常在头两个月里，即在一定程度的信任建立之前，家里的主人会在出门后不时返回家，检查管家团队是否如常工作。每个月用作日常开支的1万元，雇主开始会事无巨细地检查发票。但这样被检阅的关系会随着双方的熟悉悄然转变。有一次楼上卧房服务区的服务员在整理旧衣服的时候，从雇主的口袋里找到1万美金，范常旭第一时间打了电话给雇主，对方很高兴。按照管家团队和雇主的约定，每种私人贵重物品都有自己固定的摆放位置，范常旭还要将这一细节写入当日的工作日记，等待雇主和公司的签字确认。

　　每时每刻，他都要在这种亲情裹挟的狭窄空间里维持自己工作的尊严。在他为这户人家服务不久，就知道老太太的胃不大好，一直在服胃药，他打听到她已经两年未进行过体检。有一天趁男女主人都不在家，他和老太太提议出去逛街、顺便体检下(司机等都早已备好)。检查结果是胃部有一肿瘤。当晚他尽快将情况反映给那家的夫妇，他们“指示”他尽快安排老人进行手术切除，所幸活性检查的结果是良性。等到后来有一天，男主人训斥孩子“怎么和叔叔说话”的时候，范常旭知道自己可以不再被视为一个每天照面的陌生人。

　　罗伯特-奥特曼的电影《高斯福庄园》里，一位年事已高的女管家说到一名好管家和别的仆人的区别：“……是可以未雨绸缪的天性。我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饿，给他们准备吃的；我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累，床就铺好，我比他们自己知道自己还要早。”就和他每天早上戴着耳麦、去客户的卧室门敲门，通知楼下团队的人随时准备问好一样，在这个偌大的家中，主顾关系发生了某种隐约的颠倒——是他在安排雇主们在这个私人领域的生活。

　　每一季度，家里的色彩搭配师会上街为雇主购置下一季度的新衣，并进行严格的搭配。范常旭会记录下每一种搭配的构成和风格，然后督促手下的人在整理清洁衣物时仍保持搭配统一。有时候这样的监督要具化到，针织衣服是否应该直接用衣挂悬挂(会长角)，又或者一件名贵的大衣是蒸汽熨还是在专业的烫台上熨烫。入行两年后，他也已经能根据雇主当日的行程、着装，选择适合出行的鞋子——一般都是选三双，鞋头朝外依次摆在门厅里。

　　在男女主人的结婚纪念日，他也会向男主人申请额外的经费，购置玫瑰花和礼品，交给司机，如此，男主人在下班之前就能拿到相应的礼品。带着管家的职业禀赋，他也会配合在床前或者浴缸里撒些花瓣。每天晚上，他都要为雇主进行睡前、浴前服务，比如“开床”，即将被角掀成90度，打开夜灯，拉上窗帘。他特意补充：窗帘不能全都拉上，要留一点空隙，这样雇主进入卧室时就有一个改光度，不至于因为灯光突然亮起而觉得刺眼。

　　这5年来，他已经能让自己迅速地成为一个家庭高效运转的隐形力量。小孩子的课外学习班、家长会、发烧去医院，都是这个管家在打理。有的时候他也明显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用，雇主也非常愿意开放自己的书房借书给他看。但他看的还是一些奢侈品历史、养生方面的书——这样他才能跟上别人飞速消费着的生活。他服务的上一户家庭因为要出国，所以停止和他们的合作，他也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消沉和不舍，因为他知道自己对于任何一个服务的家庭来说，都是流动、并非不可或缺的。

　　说起上一个雇主，他觉得欣慰的一点，还是“他作为一个董事长，我发一些节日祝福的短信，他会回复我”。因为一种个人情绪的感染，说到这句，他脸上那标准的职业笑容松弛了一下，这是工作给他带来的为数不多的祝福和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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