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九酿酒“老鼠仓”

　　三年国有资产流失3.3亿调查

　　作者：新金融特约记者 卢桦 襄樊

　　6月9日，襄樊市环城南路，湖北省襄樊市三九酿酒厂平静有如往常，但回忆起这半年来酒厂发生的变动，张强(化名)依旧觉得一切很突然，“才半年不到咧，领导就都进去了，都换新的了。以前我们都觉得这班人会出事，但太久没等到这么一天，这会儿忽然来了。”他觉得“像是地震一样”。

　　据湖北诚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初步审计报告显示，三九酿酒厂“在企业股权被查封冻结的两年零十个月内，酒厂的净资产由2004年12月31日股权转让时的负1800万元猛然上升到负2.5亿，平均每月净资产亏损达600多万元。”后经审计查实，实际国有资产流失高达3.3亿，其中并不包括马永富私设体外循环的6000多万元款项。

　　2011年2月，湖北省纪委专案组进驻襄樊，对三九酿酒厂初步审计出来的2.5亿国有资产流失一案进行立案调查。三九酿酒厂腐败窝案的查处就此拉开序幕，随后该酒厂包括财务总监熊光英、财务部长张家英、财务部副部长王树林等领导，数名经销合作商接连被检察机关批捕，而故事的主角三九酿酒厂党委书记兼厂长马永富，也在5月22日被湖北省纪委“双规”。

　　“随着案件的升级，一个原本只涉及三九酿酒厂的国有资产流失案，捕获了酒厂大批管理人员，更牵连襄樊市大批官员。”接近此案人士透露，这个1400人左右的小酒厂还可能卷入到襄樊近年来的最大窝案之中，窝案的爆发或许会让这座城市处于风口浪尖。

　　这无疑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可供想象的空间，而故事还应当从6年前说起。

　　产权交易内幕揭秘

　　2005年11月22日，三九集团将下属企业三九长江实业公司的100%股权作为资产包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该资产包包括三九长江实业的全资子公司三九酿酒厂的所有产权。

　　当时深圳鹏程会计师事务所作出资产评估报告显示，襄樊三九酿酒厂负资产1800多万；另一个下属企业负资产180万；湖北三九长江实业公司总部净资产336.3万。交易的条件是：以湖北三九长江实业公司总部的净资产336.3万的价格作为标底价，揭牌人另要负责2700多万元的职工安置费用，还将承担总负债3个多亿的债务。

　　这等于用4.5亿购买这个企业。由于涉及资金数额巨大，加上企业以往常年亏损，内部结构复杂，无人敢涉入。挂牌三个多月，无人问津。

　　三九酿酒厂厂区处于襄樊市中心城区的黄金地段，面积达163亩。有接近马永富的襄樊本地人士告诉记者，马永富当时希望能100%接手三九酿酒厂。其中一个打算是，在企业改制时，直接让酒厂破产，然后转卖酒厂所在的地块从事房地产开发。

　　让酒厂破产，首要的代价便是让1400多名职工全体下岗。对于马永富多次接盘的要求，三九长江公司党委均予以拒绝。其中原因，是洞悉了马永富的想法。

　　随后，自然人郭力以336.3万元现金和对应的职工安置费2700多万元，以及承担3个多亿的债务购得了该资产包。

　　将这么一个负债严重的企业买下来的人，竟是一个24岁出头的毛头小伙。对于郭力当年接盘，不少媒体对此表示惊讶。记者从三九集团独家获取的一份内部报告发现，此次产权交易并非外面看起来这么简单，而郭力也并非纯粹的自然人。

　　该报告显示，当时郭力接盘是由三九集团决定，并由湖北三九长江实业公司委派前往揭牌的。理由是“为了保住企业平台，保住企业的经营方向”。

　　自然人揭牌要先出具资信证明，郭力当时作为三九长江实业公司的一个普通员工，并没有如此庞大的资产后盾。按照相关政策规定，不能向企业进行借款。彼时，三九集团负责此项工作的骆仕斌对此表示，“只要不从企业拿钱，找谁借钱都可以。”

　　最后，郭力向当时酒厂业务合作商华惠忠借款340万元，郭力由此得以出具了资信证明。

　　但郭力与三九集团签订产权转让合同后，回到湖北省工商局咨询产权转让变更时发现，三九酿酒厂的股权在挂牌交易之前已经被法院冻结，无法完成过户。“三九酿酒厂的股权还没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就已经被三九集团的债权银行嗅到风声向深圳中级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三九酿酒厂的股权在挂牌之前就已经被冻结。”郭力回忆此事时称。

　　直到2008年12月31日，在由国资委、湖北省国资委和华润集团、三九集团共同确认了三九长江公司及下属的三九酿酒厂“国有性质、产权交易的合法性及交易合同合法有效，仍继续履行手续”之后，三九酿酒厂的股权终被解冻，但三九酿酒厂至今依旧没完成改制。“因为在股权冻结几年间，酒厂负资产骤然上升到2个多亿，股权完全转让之前，这增加的负资产必须处理清楚。”

　　但在股权冻结三年的时间里，郭力作为三九酿酒厂的实际拥有者，因股权一直没法过户无法履行所有人的职能，马永富则继续控制三九酿酒厂。酒厂开始了三年时间不同寻常的真空运转。

　　隆中公司等多次成功转移酒厂资产，使得马永富、蒋银生等人“看到了一种可能性”，并在股权转让真空期开始了密集的对外投资。

　　假发票、假合同、假广告

　　“我那时候天天收到假发票，一次就是10万以上，这个不需要多说，我摆出这些假发票你看看就是。”前三九酿酒厂财务人员随手抽取了其中一天报销的面值24万元的三九酿酒厂报销发票复印件。

　　随后记者上网进行核查，显示此类发票为假发票。随后甄别该财务人员手上的假发票复印件发现，这些发票全由原分管销售的副厂长陈祥生签字，多数为广告投放支出。而其中包括陈祥生女婿、三九酿酒厂广告代理商罗海洋47万虚假广告款项发票。

　　上述财务人员在2006年进入三九酿酒厂财务部，在他记忆里，刚进来的时候就天天遇到假发票。“当时我分配在核查岗位，一开始就来了个47万的假发票。我觉得非常惊讶，但办公室的老员工则完全没有反应。在他们看来，这些已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不必大惊小怪。”

　　对于假发票什么时候盛行的，当时财务工作人员回忆称，2005年末开始，零散的假发票就来了，“一开始我们还比较较真，基本签字的是总经理。每次去反映都碰钉子，也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后来假发票就开始泛滥了，而且数目大多10万以上。” 记者从该厂财务记录发现，此类假发票等数量繁多，财务人员称无法估算。

　　“广告这块，每年约1200万，85%的发票都是假的。酒厂监察部、纪委、审计部和市场检查部这块有查实。”三九酿酒厂不具名高管称，这意味着，单单广告费一项，一年的广告支出，其中有1000多万是进了私人腰包。

　　该高管同时表示，大多数合同里所称的广告牌之类根本不存在。如经酒厂监察部、纪委、审计部和市场检查部联合调查发现，2009年9月6日有总额为23万元“制作随州(广水)地区墙体广告”支出，然而按照地址进行核查，却并未发现2009年9月6日往后一年有关三九酿酒厂相关广告。

　　有财务凭证显示，2007年4月17日，经马永富签字同意厂长助理蒋银生借款17万元，2007年7月13日，经马永富签字同意蒋银生用盖有广东朝通咨询服务公司的假发票(5000元定额发票，有重号)31张，计15.5万元，冲抵其借款17万元。

　　蒋银生初始由马永富安排至三九酿酒厂当厂长助理，2007年12月，蒋银生以广东商标事务处襄阳人家注册费名义借款95万元， 2008年6月6日，蒋银生、李建设用盖有广东朝通咨询服务公司的假发票(5000元定额发票，有重号)139张，计69.5万元，冲抵蒋银生借款55万元、李建设借款15万元，共计70万元借款。

　　后经查证，与中国商标信息中心广东事务处签订的为虚假协议，“章就是假的。”上述财务人士透露。而据襄樊市检察院一位调查此案的人士透露，蒋银生出事也正为假发票报账之事，后获刑7年。

　　另外，据湖北诚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显示，四川宾宴酒厂负责人梁建忠曾供给三九酿酒厂某一品种的基酒，比市场价高出4000元/吨。

　　“梁建忠每年向三九酿酒厂供应的基酒都是3000多吨，在前后6年的时间里，在赚取自身应有利润的基础上，还额外赚取了1个多亿。”酒厂财务人员透露。

　　肖玉昌，四川贵妃酒厂负责人，供给三九酿酒厂的一款基酒高出市场价15000元/吨，仅此一项每年就额外赚取450万元。

　　接近马永富的人士透露，此类价格虚高交易的公司，马永富大多持有股份。如今，梁建忠被襄樊市襄城区检察院以商业贿赂的名义抓捕归案，肖玉昌则潜逃在外。而此类价格不对称的交易，经酒厂财务人员粗略估算，总额超过1亿元。除了此类与市场价格极不对称的交易以外，资金直接流失的案例也并不少见。

　　2007年1月三九酿酒厂与四川泸州佳冠酒业签订三九酿酒厂的“诸葛酿演义”、“演义”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使用期限为6年(2007年2月1日至2013年1月)许可使用费400万，合同签订后3日内支付200万元，剩余200万元于2007年5月15日付清，截至2009年元月实际入账的商标使用费只有140万元，另260万元下落不明。

　　并且，三九酿酒厂多位高管及员工表示，马永富将白酒车间承包给刘发国；把酒厂的诸葛酿品牌承包给原襄樊市轻工局局长朱有学外甥刘圣强。不仅如此，“酒厂还承担了刘圣强卖酒的费用，卖不出去的酒也由酒厂高价回购”。

　　另外，据三九酿酒厂高管透露，原厂区54亩的土地，其中有41亩在马永富主政期间被抵押给了银行，后经低价拍卖后，转移到了某开发商的手中，拍卖价格比正常市价低了3000多万元。剩余的13亩土地，至今下落不明。

　　全线巨亏的对外投资

　　国有资产流失的总额达3.3亿，其中对外市场投资占据了不少比例。

　　早在1998年，三九酿酒厂成立“隆中公司”，派吴红亚等5人开辟郑州市场(实际由三九酿酒厂时任销售二公司及销售指挥中心经理蒋银生负责)，隆中公司于2000年4月撤销，经营期限两年，亏损467万元。对于此次亏损，有不愿透露姓名的开封经销商称，蒋银生等人曾多次将批量的酒销售出去以后，通过回收旧酒瓶、灌入假酒废料等方式，向上反映“出货因质量问题，悉数退回。” “事实上这批货是完全卖给我们了，我们款项也都到账了，但隆中公司制造酒没卖出去的假象，私吞了这笔收入。”

　　湖北诚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9月13日应襄樊市检察院反贪局要求提供的审计材料，最后是“多次索要隆中公司财务账簿未果，有待进一步核查”。而三九酿酒厂原财务部副部长王树林对此则解释为，“账簿都存放在仓库中，下雨全部打湿了，所以无法提供。”

　　1998年11月三九酿酒厂投资租赁经营钟祥三斗湾酒厂(未见投资协议和任何会计资料)，2001年12月到期，三九酿酒厂共投入资金80万元。至到期时未见任何清算报告及任何投资收益，撤回投资时收回残值4.99万元，账面实际亏损23.1万元。

　　有参与马永富投资运作的工作人员称，隆中公司等多次成功转移酒厂资产，使得马永富、蒋银生等人“看到了一种可能性”，并在股权转让真空期开始了密集的对外投资。

　　2003年，马永富决定开设东莞联络处，此举是在几个外市场、合作单位全部巨额亏损的背景下作出的，当时领导班子成员大多数出面反对。最终联络处于2003年开设，2007年5月注销，经营4年，造成亏损6100万元。

　　“最新审计发现东莞联络处为逃避审计及追究责任，在酒厂改制审计时仅提供2箱凭证，但现在却共计发现了20箱凭证。”着手审计东莞联络处财务状况的三九酿酒厂审计部负责人透露，经司法认定，这所有的账目是一个人的笔迹且一次性做完的，这其中包括为做平账目的100多张白条。

　　而据湖北诚达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完成的审计报告显示，东莞联络处的实际 亏损并非之前审计的6100万，而是高达7900多万元，另有3000多万应收款项无法收回。

　　值得注意的是，东莞联络处实际经营期为2004年1月-2008年4月(东莞联络处于2007年5月注销，注销后无证经营至2008年4月)，由于东莞联络处未开立对公银行结算账户，所有经济业务以私人银行卡和东莞莞城演义糖酒经营部(该经营部为个体工商户，并在2006年3月便已注销营业执照)账户结算，“经营期间管理极其混乱，经营连年巨额亏损，财务账目缺乏真实性。四年半时间造成巨额亏损6100.55万元；另库存商品亏空192.62万元，固定资产59辆汽车、9台电脑、1部空调下落不明，现金4114.77元下落不明。”该审计报告称。

　　在开设东莞联络处后，三九酿酒厂为打开广东市场，前后投入了5000多万元，正当市场有起色时，马永富再把广东市场的销售权以400万元的价格租给了两个经销商。但财务记录显示，事实上经销商只付了140万元，并且这仅有的140万元也没有入三九酿酒厂的账。据三九酿酒厂财务人员计算后表示，“倘若广东市场不出租，2007、2008年近6个亿的销售额将为酒厂带来9000万元的利润，并可上缴国家税收1.2亿元。”

　　2005年4月三九酿酒厂筹建山东市场营销中心(未见工商注册资料)，任命由望远宾介绍的蒋文为总经理。该中心三九酿酒厂投入资金123.44万元，四川贵妃酒厂投入100万元(未见双方协议，也未承担损失)，当年6月招商，8月开始产品入市，2006年1月撤销，经营期限6个月，经审计实际亏损539.29万元。

　　而针对外市场的投资，自2004年末开始，在国内遍地开花，却无一例外的失败，三九酿酒厂财务人员粗略估算，此类投资亏损总额约为1.5亿 。

　　“老鼠仓”是怎么炼成的

　　2009年3月28日，湖北三九长江实业公司工作会议上充满火药味，三九长江实业公司党委书记邹远东受三九企业集团委托，对三九酿酒厂负资产进行一番梳理。最后邹远东讲了一个故事：太阳山下有很多黄金，人们上去捡金子，能捡到多少捡多少，不过一定要在太阳落山以前走，不然太阳一落山就被烧死了。可是现在就有这样的人，浑身上下都挂满了金子，腰缠万贯还不放手，非要等到太阳下来把他烧死，用襄樊话说那叫“死的看都看不见”，该是收手的时候了。

　　当时参与会议的员工大多明白这个故事的现实寓意：邹远东所指，毫无例外是指马永富为首的一干人等。事实上股权冻结的几年时间里，三九酿酒厂直接上级单位湖北长江实业公司对此类掏空国有资产的行为全然看在眼里，这些行为对企业发展、员工工资收入有较大影响，因此也引起了酒厂内部员工极大的愤慨。

　　长江实业公司不愿具名的高管透露，2008年初，有酒厂职工扬言要到北京上访，还有职工透出风声要炸办公楼以求处理马永富一行。与此同时，有群众来信向三九长江公司等举报。

　　“但是为什么三年时间一直动不了这群人？因为这个酿酒厂慢慢已经成了一个定时炸弹了，随时都会爆炸。”三九酿酒厂高层告诉记者，在湖北长江实业公司着手调查马永富的时候，马曾直称，“一晚上就可以让酒厂垮掉”。

　　在该高管看来，这并非浮夸之言。因为酒厂上下涉及财务、人事、销售几块主要命脉都在马永富掌握之中。“哪天他真不高兴人一撤了，其妻秦晴分管销售，这块也被带走的话，酒厂将很难再继续发展。”上述高层表示。

　　形成这种僵局的根源要追溯到1997年，当时三九长江公司以人、财、物、产、供、销、债权、债务一并接收方式将襄樊酒厂兼并，酒厂由襄樊市市属国有企业成为中央国有企业后更名为襄樊市三九酿酒厂，由三九长江实业公司承担具体管理工作，邹远东任法人代表，聘任兼并前的厂长马永富担任党委书记、厂长。

　　三九集团当时有着独特的“个人负责制”，即三九长江实业公司发文授予襄樊酿酒厂厂长马永富生产经营权、班子组阁权、机构设置权、人事管理权、财务管理权、收入分配权。全权处理生产过程中的日常事务，独立行使该法人实体的民事权利，并独立承担该法人实体的民事责任。

　　兼并后，三九酿酒厂有过短暂的黄金时期，销售飞速增长，年销售收入由兼并之前1996年的2000多万元，增长到2008年的2.1亿元。然而正当企业一路高歌的时候，相当于“一人独裁”的“个人负责制”管理模式，为三九酿酒厂在管理和财务上埋下了隐患。

　　“山头主义、政令不通，财务管理混乱。由于约束机制的缺失，原三九集团五级管理体系中，三级以下处于失控状态。”上述高管说，也正因此，三九酿酒厂逐渐成了“个人负责制”管理机制下马永富“一个人的企业”。“比如说开设东莞联络处，你就是党委全都反对，照样没有任何作用，而人事权在他手上，财务各个要害部门负责的都是他的人，冲账、各种腐败活动在既定范围里进行，外边的水怎么泼也泼不进。”

　　除了个人负责制模式带来了获利空间，马永富亦处处留心。2008年马永富因巨额国有资产流失被三九长江实业公司党委撤销其三九酿酒厂党委书记兼厂长职务。在随后的调查中，三九长江公司党委从马永富抽屉里发现一份藏匿13年之久而没落地的党组织关系属地手续。“根据央企党组织关系属地管理的规定，三九酿酒厂的党组织关系应转移至襄樊市。但是，马永富为了逃避襄樊市党组织对其的监督，将这份属地手续藏起，直接导致党组织关系13年没有落地。”上述酒厂高管称。

　　另外一些细节令人玩味，“朱有学(时任襄樊市轻工局局长)的女儿就被安排在三九酿酒厂‘吃空饷’，领了10多年的工资，却没有上过一天班，酒厂没有一个人认识她。”酒厂知情人士同时称，于2009年7月置换员工身份时，她还领了6万元的改制安置费。

　　此前，据传真正引起襄樊官场震动的则是一本流传出来的账本，该账本记录了马永富对各级官员行贿的明细，襄樊市检察院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亦证明这一点。而记录此账本的办公室人员李世敏却就此受各方压力。“账本已经被我烧掉了，什么都记不得了，连工作也丢掉了。”李世敏对于此事不愿多说。

　　“这也是此案长久拖延的一个原因。”三九酿酒厂高管坦言，此案历经三年，最后在三九企业集团党委高层各方推动下，方才着手办理。

　　“接二连三批捕了不少酒厂的管理人员，最后都将马永富供为主谋。”参与此案的检察院工作人员透露，此案庞大的腐败网，是以马永富为核心。

　　参与调查此次案件的工作人员对一个事件记忆犹新。当时省纪委专案组住在襄樊市名人酒店，三九酿酒厂原经销商李保国随后将车开至名人酒店正门口。“就堵在门口那里，将四个车门打开，四个人坐在位置上神情嚣张、吞云吐雾，要是有人过来跟纪委反映情况，这些人员会上前进行恐吓。”而戏剧性的是，在此案中，李保国因行贿第一个被抓捕，随后也供认名人酒店门口上演的闹剧，是马永富指使的。

　　接近马永富人士透露，2004年以前酒厂的经营情况较好，马永富对企业改制后由他接手也很有信心，但2005年挂牌转让使其希望落空，而随后的资产冻结又再次给了他希望。“马最初应该是想先把资产转移出去，等改制接手酒厂后再想办法转回来。”

　　但事态的发展显然超出了马的意料。

　　2007年，马从外单位调来一个女孩做出纳，独立于财务之外，马永富让销售部门把销售回款直接打到该出纳的私人银行卡中，2007－2008年初，共有1000多万元资金流入该私人账户，并先后支出。该出纳担心事发后受牵连，随后向三九长江公司举报，多年来无法介入三九酿酒厂管理的三九长江公司以此为契机，对马永富展开调查。

　　随着调查的深入，马永富那道固若金汤的防线开始全线崩溃。

　　在该高管看来，这并非浮夸之言。因为酒厂上下涉及财务、人事、销售几块主要命脉都在马永富掌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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