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德国宣布芽苗菜为疫情感染源，但这一认定尚缺乏足够证据支撑，如何切断细菌传播途径也尚无结论；与此同时，德国过于庞杂的疾病防控体系不仅贻误了应对时机，还可能使已陷于主权债务危机的欧洲经济雪上加霜

　　自2011年5月1日德国出现第一例病例，一个多月来，一场罕见的、带有强毒性的O104∶H4型肠出血性大肠杆菌(EHEC)疫情席卷了欧洲很多国家。

　　截至6月14日，德国负责疾病防控与公众健康的权威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RKI)公布的数据显示，该疫情已造成37人死亡，死者中36人来自德国，另外1人来自瑞典，曾在德国旅行。

　　世界卫生组织(WHO)15日发布的疫情通报称，目前有德国、丹麦、英国、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希腊、奥地利、法国、捷克、波兰、瑞士、卢森堡共14个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和加拿大均出现了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感染人数达3343人。感染者中有823人出现了溶血性尿毒综合征(HUS)症状，这类患者容易出现肾脏衰竭，甚至死亡。除5个病例外，其余3000多病例都来自德国或患者曾到过德国。

　　6月10日，RKI联合德国联邦风险评估研究所(BfR)、联邦消费者保护与食品安全局(BVL)发表公报称，德国已经确定受污染的芽苗菜是这次大规模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的病菌来源。德国政府也于当天宣布解除此前对食用生莴苣、西红柿与黄瓜等的警告，但豆芽等芽苗菜仍将遭禁。

　　不过，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多名专家均表示，就德国对感染源的认定还是心存疑问。

　　美国爱荷华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系副教授塔拉·史密斯对《财经》记者指出，在检验还不是很充分的基础上，德国有关部门就指定感染源为“芽苗菜”，而我们仍不知道芽苗菜是如何被污染的——即，种子上是否存在细菌、或是通过生病的农民向芽苗菜传播了细菌。同时，德国有关部门从流行病学的角度判断出芽苗菜是受污染食品，但是如何杜绝细菌的传播仍是“未知数”。

　　最新的统计显示，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的传播趋于缓和，但德国卫生部长丹尼尔·巴尔表示，“眼下不能排除今后出现更多死亡病例的可能性。”

　　这一大规模疫情也拖累了西班牙、荷兰、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农业，对陷于主权债务危机的欧洲经济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病毒解码

　　感染大肠杆菌的患者在世界各地都不少见。近30年来，引起出血性肠炎的病原体主要是血清型为O157∶H7的大肠杆菌，所以德国最初认为这场腹泻疫情仍是大肠杆菌O157∶H7所致。直到6月2日，世界卫生组织才认为，引发本次疫情的大肠杆菌疫情为新菌株，血清型为O104∶H4型，它包含了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的多种基因，以及至少八种抗生素的抗性基因，还包含了鼠疫病菌的一种基因，这使得它更容易致病。不过，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研究人员强调，目前这种病菌不会引起鼠疫流行。

　　大肠杆菌是最常见的微生物之一，在自然界广泛存在，大多数不致病，主要寄生在人或动物的肠道内，被称为正常菌群。但少数大肠杆菌具有毒力，可引起疾病。科学家将可以导致人类腹泻的大肠杆菌按其致病特点分为五类：肠致病性大肠杆菌、肠产毒性大肠杆菌、肠侵袭性大肠杆菌、肠黏附性大肠杆菌和此次疫情的“元凶”——肠出血性大肠杆菌(EHEC)。

　　肠出血性大肠杆菌可分泌一些毒素，其中志贺毒素是大肠杆菌致病的主要毒素。志贺氏菌属是人类细菌性痢疾中最为常见的病原菌，也称痢疾杆菌。尽管大肠杆菌是人体肠道菌群的自然组成部分，但某种菌株和大肠杆菌结合在一起，则会产生危险的志贺毒素。这种毒素不仅可以损伤肠黏膜，导致人类腹泻和出血性肠炎，还可以穿透肠壁，进入血液循环系统，导致红细胞溶解、血小板凝集和微血管阻塞。这种溶血性病变在肾脏表现得尤为突出，可使人出现急性肾衰竭，被称为溶血性尿毒综合征。

　　大肠杆菌O104∶H4并非一种新的细菌，但以前很少有它作恶的记录。

　　2005年，韩国一位29岁女性因腹痛和血水样腹泻入院治疗，住院两天后并发溶血性尿毒综合征。医生化验证实，导致她疾病的元凶是以前没有报道过的O104∶H4型大肠杆菌。据悉，该患者经过四周住院治疗后痊愈。

　　无“毒”大肠杆菌如何变有“毒”？中国华大基因研究院和德国汉堡埃本德多夫大学医疗中心的科学家发现，本次引起德国乃至欧洲大肠杆菌疫情的O104∶H4型大肠杆菌与德国十年前从腹泻病人粪便中分离的大肠杆菌01-09591和2002年从长期腹泻的艾滋病患者粪便中分离的大肠杆菌55989有高度相似性。因此，很可能是从这些高度相似的细菌变异而来。

　　此外，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专家熊衍文对《财经》记者解释说，此次德国疫情的菌株虽与2005年韩国出现感染菌株的血清型相同，但菌株在其他遗传背景方面存在差异，特别是毒力基因存在差异。细菌的遗传物质中，除染色体外，还有一些被称为质粒的遗传物质。具有毒力质粒的大肠杆菌就是有“毒”的大肠杆菌。这种毒力质粒不仅可以直接遗传给它们的后代，还可以传给其他细菌，使其他细菌获得“毒”性。

　　日本东京大学细菌学教授川千寻也表示，此种菌株可分泌志贺毒素，而且病菌耐受胃酸能力很强，并且很可能只需要少许病菌就能造成感染和致病。

　　德国从疫情暴发之初报告西班牙进口的黄瓜携带肠出血性大肠杆菌，到近日又宣布致病源为被污染的本国芽苗菜。但引发这场疫情的致命大肠杆菌O104∶H4究竟从何而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徐建国对《财经》记者分析认为，一般来说，在肠出血性大肠杆菌附着豆芽菜之前，病菌在种子，或者是养殖豆芽的水中。已有研究证明，蔬菜种子可以被病菌污染，污染的过程包括收获期间、运输期间、保存期间。一旦接触温度适宜的水，附着在种子上的少量病菌就会繁殖，很快到达能够引起疾病的数量。

　　但也有专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日本食品卫生协会常务理事高谷幸则表示，病菌来源有可能是“堆肥”。动物粪便中可能含有肠出血性大肠杆菌，做堆肥使用后蔬菜被污染。

　　不过，此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O104∶H4型大肠杆菌能在人类之外的动物体内寄生。

　　赔偿

　　疫情暴发后，德国各级政府的表现受到外界不少诟病，原因是德国应对此次危机似乎有些“手忙脚乱”。

　　6月10日，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所长赖因哈德·布格尔在该所与多个政府部门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通报称，针对这次疫情暴发形式的流行病学调查已搜集到足够证据，污染源系芽苗菜。他告诉媒体记者，针对100多名在餐厅就餐后感染肠出血性大肠杆菌患者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食用芽苗菜者出现出血性腹泻或其他肠出血性大肠杆菌感染症状的几率是常人的九倍。

　　德国权威机构得出这一结论却颇费周折。5月26日，德国汉堡卫生研究所宣布，在产自西班牙的黄瓜上检验出肠出血性大肠杆菌。31日，德国联邦政府更正了这一“错误指控”，汉堡卫生部门经过化验证明，早些时候怀疑的产自西班牙的黄瓜中并不含有从病人粪便中提取的O104∶H4型病原体，因此，对病源的调查得以重新开始。

　　德国证明了西班牙黄瓜的“清白”后，西班牙农业部5月31日表示，将向欧盟递交申请，希望对受害的西班牙果蔬生产商提供补偿。由于所产黄瓜也曾遭汉堡方面怀疑，荷兰的蔬菜出口损失也在千万欧元以上，荷兰农业部同样要求欧盟做出补偿。德国农民协会估计，疫情也给德国菜农造成了1200万至1800万欧元的损失。

　　6月7日，欧盟各国农业部长在卢森堡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应对在欧洲各国继续蔓延的疫情，同时也将考虑补偿受害农民。西班牙则要求德国对最初的错误指控做出百分之百的补偿。

　　而欧盟其他国家也要求补偿，自从大肠杆菌疫情爆发以来，各国民众都对黄瓜、生菜等新鲜蔬菜望而却步，导致蔬果价格暴跌，农民损失惨重。

　　欧盟果蔬组织统计了疫情导致的每周经济损失数据：西班牙2亿欧元、荷兰8000万欧元、德国2000万欧元，此外，法国、比利时、匈牙利等国的果蔬行业也受牵累。

　　当天，欧盟负责农业和农村事务的委员乔洛什表示，欧盟将拿出1.5亿欧元补偿在疫情中遭受损失的农户。但这一数额仅占损失总额的30%。

　　8日，乔洛什又宣布，欧盟计划将补偿金额增加至2.1亿欧元。该紧急计划已获各成员国批准，将在7月开始实施。他还称，应将此类应急措施支出纳入未来共同农业政策基金框架。

　　应对乱象

　　波兰农业部长马雷克·萨维茨基对德国直到出现第一例死亡病例后，才向波兰通报具体疫情表示不满。

　　德国食品、农业和消费者保护部部长艾格纳对此回应说，汉堡方面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按照欧盟规定，必须尽早启动预警。

　　随着疫情变得缓和，德国各界开始反思疾病预防和危机处理机制。

　　德国行政区划分为联邦、州、市镇三级。德国政府现有的高度分权的疾病防控体系决定了在联邦政府层面有四个卫生管理机构；16个州政府也都设有卫生主管部门，再加上市级卫生机构众多，当疫情来临时，相关机构很难及时有效地协调处理。

　　导致此次疫情的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病源迟迟不能确定，一个多月来，围绕大肠杆菌的调查，有两个联邦部委、三个联邦机构和32个国家机构和城市牵涉其中。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社民党卫生专家劳特巴赫说，目前德国各地疫情报告仍部分通过邮递方式上报，疫情消息从地方传达到州卫生局再到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常常要一周以上时间，这是疫情未得到及时控制的一个原因。

　　他建议将来改由各地医院通过电子邮件向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直接上报疫情。德国卫生部长巴尔也已承认德国有改进疫情上报制度的必要性。

　　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德国有关部门的表现受到批评后，卫生部长巴尔也表示要重新审视德国的疾病防控体系，并称其“太官僚主义，机构过于庞杂”。

　　也有分析认为，《申根协定》规定的在协定签字国之间不再对公民进行边境检查也是此次大规模疫情扩散的主要原因。欧洲特有的便利性也使感染者和感染源的农作物，在短时间内跨国境迅速传播。

　　但史密斯则认为此次疫情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德国政府疫情通报滞后、对感染源的认定拖延时间，以及最初还存在对西班牙黄瓜的“错误指控”等，“这些都使疫情不必要地迅速蔓延”，史密斯说。

　　谈及此次疫情的教训，史密斯表示，我们应该加强食品安全的预警机制，防止细菌污染食品，而且尽量在食品上清除细菌。“现在应该开始在食品安全领域投入更多的资金，避免将所有责任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流行病学专家曾光对《财经》记者分析，德国的公共卫生一直做得不错，很少暴发疫情，因此相对中国缺少应对经验。另外，各地区各自做当地的调查，信息多，但缺乏统一的疾控机构来协调作战。

　　追查突发疫情传染源最首要的是迅速展开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即流行病学专业人员要在第一时间进入现场。实验室检测只是传染源侦破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绝不是传染源侦破工作的全部。

　　曾光认为，此次德国过于依赖实验室检测，而没有重视现场流行病学调查与疫情流行病学状况评估分析，只片面地看重实验室检测结果，是在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中易犯的错误。事实上，实验室检测出的病原体并不一定就是引发疫情的病原体，而是需要设定对照组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予以佐证。离开流行病学调查为基础，仅凭单一的实验室检测结果，不能对疫情溯源下结论。此次德国疫情已经耽误了最佳时机，其实已很难找到源头，随着疫情传播蔓延，传染来源与传播链均会趋于复杂。

　　因此，德国政府当务之急是，及时有效地实施肠道传染病共性防控措施，指导民众预防“病从口入”，从速中断疫情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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