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德文，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

　　在温州，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企业大面积的倒闭现象，但已经有五六家企业不堪成本重负而倒闭或者企业负责人逃走，不少中小企业处于半停工状况。

　　不管什么原因造成的，现行的政策和外部环境都有必然的联系，企业现在普遍觉得生存的压力非常大。我在5月曾经说过：“如果目前的银根紧缩政策不改变，如果政府再不出手相救，如果外部环境得不到改善，今年下半年，国内存量中小企业中的40%将会半停产、停产甚至倒闭。”

　　这个问题我不是特指温州或者浙江，而是指全国，因为不仅仅是温州有这样的情况，全国都一样，最近全国工商联调研的报告已经印证了，全国中小企业现在大都陷入困境，温州只是一个风向标。

　　正规融资渠道贷款难

　　自2010年初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以来，截至6月14日，央行已连续12次上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也达到21.5%的高位，冻结了银行大量的资金，其放贷能力备受制约。

　　现在正规的渠道能借到钱的利率也在不断地攀高，实际上升到年利率30%左右，虽然国家规定的贷款利率没这么高，但银行通过各种名目来增加利息。

　　一种方式是变相提高贷款利息，比如说银行借给你1000万元，需要你先存300万元在银行，这笔钱你是不能动的，也是没有利息的(即使有也是低息的)，相应产生的利息会被分摊到实际使用的700万元资金里面去了。等于提高了实际贷款利息，你借出来的也是“高利贷”。

　　另一种方式是银行变相要求借贷人购买各种各样的基金，名目繁多，这样实际上正规企业借出来的资金利率也已经达到月息1分到1分2，甚至1分5左右，企业的压力比较大的，融资成本也就增加了。

　　金融机构高企的利率对应的是稀缺的信贷资源，即使企业乐于接受这一贷款成本，但也不见得都能获得贷款，大部分中小企业根本无法入银行的“法眼”。转向民间借贷成了无奈之举。这其中，弱势的中小企业又是受冲击最为明显的群体。

　　温州一家高科技企业，颇具成长性。这家企业2009年获得银行几千万元贷款的扶持，新上马多条流水线，生产能力也达到之前的十倍。但随着信贷政策的收紧，银行又开始收紧对这家企业的信贷支持，而新上马的生产线投资仍未回收。

　　由于资金非常紧张，这家企业只能转向利率高企的民间借贷填补银行信贷收紧的资金短缺。据悉，目前其在民间融资规模已经达到1000万元，尽管借期偏长，但月息也高达3分以上，意味着1000万元的借款，一年将支付360万元以上的融资成本。就算属于高科技企业，利润率也难以覆盖这一成本。

　　而1000万元的民间借贷也许还不能完全解决其资金缺口，如果银行进一步收紧贷款，这家企业唯一的出路就是进一步求助民间借贷，背负高昂的利率成本，生存状况更为艰难，直接面临倒闭的风险。

　　不少企业也曾有类似的遭遇。有的是贷款到期后，尽管银行与其签订合同并表示：还款之后，还会与之续贷。但当企业借高利贷还款之后，银行则可能以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信贷资金紧张为由，延缓续贷，而此时企业只能借更高利率的民间借贷还掉前期的借款，背负越来越沉重的负担。

　　短期的“高利贷”很大一部分是企业借作此类过桥之用，这意味着，一旦银行延缓放贷，那么很多企业都会面临高昂的过桥贷款成本。这直接威胁着企业的生存。

　　民间借贷成本高昂

　　民间借贷融资成本是比较高的。比如你需要500万元的资金，借期在1～3个月，如果找到民间投资机构，通常会要求你有资产抵押，而且资产估值不能超过借款数额。当然最关键的是利息，尽管在民间借贷中1～3个月的借期并不算短，但民间投资机构的报价至少是月息6分，按目前的情况，8分甚至1毛都有可能。

　　报出这个利息也是有他的道理的，这些投资机构集结的资金成本便要3分，与此同时还有公司运营费用也要1分，即使收取6分的借款利息，其所得利润也只有其中的2分。

　　6分或者8分的月息，折合成年利率则高达72%或96%，依照最高利率不能超过基准利率4倍为界，这些都属于“高利贷”，这对非暴利行业且经营正规的企业而言无疑是难以承受之重。

　　如果你的借期是1年、3年或者更长期，这种长期贷款的月息也要3分左右。

　　自2010年10月以来，温州地区民间借贷利率便一路走高。央行温州中心支行监测统计，目前温州中介民间借贷机构年化最高利率已经达到40%左右。实际上，官方的监测统计应该低于实际民间借贷利率水平。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数据来源于众多担保公司、寄售行、典当等中介机构提供的信息，这些被检测对象自身很可能也是“高利贷”的供给者，对于自己的不正规经营，透露给官方的信息还是会有所保留。

　　求助民间借贷，并能及时获得续贷的企业或许会借此解决燃眉之急，并赢来转机，但对于另一部分遭遇银行削减融资额的企业而言，借助利率高企的民间借贷融资则无异于饮鸩止渴。

　　如今的实体企业，利润率也许只有3%～5%，对于他们来说，别说8分、6分甚至2分的月息都难以承受。但又不得不借，不借就可能马上倒闭，而借还存在转机的可能。短期借高利贷还可以，但长期对于企业而言必然是致命的。在温州，关于企业主无力偿还高利贷而“跑路”的例子并不鲜见。

　　借贷双方的风险隐忧

　　高收益对应高风险，企业的融资困境对于民间借贷机构是机遇，但也是挑战。一旦风险集聚并爆发，包括陷入高利贷泥潭的企业自身，以及众多资金供给者都有可能成为风险爆发的牺牲品。

　　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2010年底进行的一次民间借贷问卷调查即显示，接受调查的对象中，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个人参与民间借贷的数量比企业多；从企业看，被调查的6家大型企业中仅1家参与了民间借贷，而中小企业则有60%左右的企业参与其中。

　　比如一位温州中小企业老板就曾表示，包括他自己，他所在的圈子有80%以上的人涉足民间借贷。这些人并非直接放贷，而是把钱以1.5～3分的月息给某些中介机构，由中介机构对外放贷。

　　在这些中介公司中，值得提醒的是担保公司。如今担保市场似乎有一个成形的链条：银行为了降低风险，不直接放款给个人，而是要求借款人找担保公司做担保，担保公司从中收取相应的服务费用。这个链条看起来很正常，实际上，很多担保公司看中的不是一点服务费，而是直接取代了银行放起了贷款，不同的是一些担保公司放的根本就是高利贷。

　　此类担保公司最大的风险就是资金链断裂问题，由于担保公司以“理财”的名义吸引来的民间资金本身利息就很高，必然要寻找更高利息的贷款下家，一旦投资项目出现风险，势必引起整个利益链条的崩断。

　　风险的隐忧并不止步于个人、实体企业或民间借贷机构，且可能延伸至银行。

　　一些民间借贷融出的资金不排除来源于银行，这些企业借助其自身的实力从银行低价获取资金，再转借给其他企业，无形中也增加了企业的融资链条及其成本。

　　总体来说，民间借贷机构对企业融资积极面更大，但也要进一步引导当地民间借贷机构走向阳光化，纳入监管体系，以减少高利贷的存在以及引发风险的可能。

　　案例

　　借贷致死

　　■文/本刊特约记者 张 亮

　　内蒙企业家金利斌死了，44岁。曾经，他拥有11个子公司，“25亿元”资产；曾经，他试图打造一家100亿元的上市公司；死前，他有1596个债主，每天要偿还500万元的利息……惨烈的自焚悲剧后，这位包头市的风云人物的是是非非，并没有写下一个结尾。

　　梦想：百亿元资产

　　1992年，金利斌下海。像大多数创业故事一样，老婆守摊，自己跑采购、跑业务——那时候的金利斌还是“瘦瘦的，不像后来那么胖”。他曾经代理过话梅瓜子，两个月获利40万元，之后开设了糖酒批发部。

　　2002年，金利斌成立了包头市惠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惠龙公司”)。在惠龙公司成立后，金利斌贩卖羊绒赚了第一桶金；开设了洗浴广场，一年内收回投资；代理知名白酒、液态奶品牌，涉足娱乐、采矿、物流等产业——金利斌的公司像哥斯拉怪兽一样迅速膨大。

　　2008年，金利斌成立包头市福禾豆业有限公司，从终端渠道，到农产品生产，金利斌的事业达到了顶峰。

　　但是，惠龙公司的战线拉得太长，资金成为金利斌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且不说他是举债成立福禾豆业，他还决定投资4亿元，建设“中国福禾豆业生产基地”。金利斌打算将福禾豆业打造成龙头企业，争取“在3年内实现上市，10年内实现总资产100亿元”。

　　只是钱从哪里来？借款量小、担保抵押条件苛刻，从银行融到足够的资金显然效率不高。由于之前金利斌曾尝试过社会集资发展企业，金利斌盯住了利息高但借款方便的民间资本。

　　当年6月，金利斌的惠龙集团公司挂牌成立，大规模的社会借贷开始了。

　　融资：高息吸款

　　惠龙公司的融资对象从内部员工开始，逐渐渗透到社会上的各色人物。公关攻势、担保承诺、高息回报，再加上惠龙公司的社会光环保驾护航，金利斌向社会圈钱无往而不利。

　　在金利斌旗下的企业中，最盈利的是洗浴和食品物流产业。而洗浴中心为集团累积现金流的同时，也是金利斌融资公关的工具。金利斌向债权人筹集资金后，免费发给他们洗浴卡或打折卡。卡面金额少则1000元，多则数千元甚至上万元；打折卡的折扣低至3折。

　　此外，惠龙连锁超市也会赠送3折的消费卡。知情人告诉记者：“整个惠龙超市与其说是一个面向大众的超市，还不如说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内部超市。”

　　公司融资专员的攻势更是让人难以招架。回想起当初借款给惠龙公司的过程，一位董姓债权人感慨不已：“惠龙集团负责融资的一位女职员特别能说会道，也不知道她是如何获得我的联系方式。最初我死活不同意借钱，后来在对方的伶牙俐齿之下，我借出了10万元。再后来看到包头市各大媒体对福禾豆业的宣传报道之后，再次追加了100多万元。”

　　要知道，金利斌旗下企业是“内蒙古自治区百强企业”、“重点龙头企业”；他本人则“非常豪爽，讲义气”，“敢做，胆子大”，“很仗义，同时也是一个干大事的人”，而且还经常上电视，与市政府要员谈笑风生。

　　惠龙公司的债权合同中，也写明了担保内容：“若到期未能偿还债权人资金，惠龙集团愿以资产作为抵押。”再看提款协议：“借贷人若急需用钱，可提前20天通知公司即可。”乍一看，这些条款让人信心十足。

　　最关键的是，惠龙公司承诺了高息回报，对不同的借款额开出了不同的回报利息：10万元的借贷每月2分利；10万元以上的借贷每月3分利。新华社的报道则说，惠龙公司“成立了4个融资部，以月利息3～4分钱、甚至1角钱大肆集资12.5亿元”。

　　如果每月3分利，年利率按单利计算是36%，按照复利计算约为42.6%。相关政策给了民间借贷4倍于银行利率的空间，按当前6个月至1年的短期贷款年利率5.81%计算，个人民间贷款年利率上限也仅是23.24%。

　　包头略带沙尘的空气，添了一分“血腥味”，撩拨起这个城市的资本“嗜血”本能。

　　债主：1596个

　　有谁会和钱过不去呢？

　　赵娟，包头一家餐馆老板。2009年，她向亲戚借了60万元，再加上自己60万元的积蓄，共凑了120万元借给了惠龙公司。此后，她又将餐馆近两年积攒的50万元投了进去，前后加利息共达240万元。

　　包头某农村信用社的一位职员，以每月1分2的利息从民间源源不断地吸纳了近1000万元的存款，再以3分钱利息贷给了金利斌。还有一些民间小额借贷人用房产、汽车作抵押，向银行贷款，再借贷给金利斌。

　　于是向金利斌贷款的人越来越多，从公务员、餐馆老板、教师，再到超市里卖菜卖馒头的，从数百万元到几万元不等，金利斌的民间借贷几乎囊括了包头市各个阶层。几千万上亿元的借款者，在金利斌众多的债权人中并不罕见。

　　由于超高利息的诱惑和金利斌头上的众多光环，许多人都想方设法地给惠龙公司送集资款而获利，到后来“必须最低50万元才收，钱少的还要托关系才能送进去”。

　　截至2011年3月，惠龙公司共向民间1098人集资12.397亿元；向公司职工498人集资1.109亿元；向银行贷款1.1亿元，合计14.606亿元。而且大多数借贷人将资金投放进去之后，基本上都没有取出来过，都是按照利滚利的方式，每年3月左右再去签一份合同。

　　偿息：每天500万元

　　尽管资金已是无忧，但惠龙集团旗下的各个企业，尤其是主要的融资项目福禾豆业，业务发展都没有起色。

　　工商部门的资料显示，惠龙洗浴广场第一分公司洗浴俱乐部的年营业收入为215.96万元，税后利润只有5.9万元；金利斌大肆宣传的福禾豆业，按照2010年4月的年检数据，其资产总额为7109.6万元，但负债总额就达到6909.6万元；惠龙旗下的两个超市，2010年5月的年检数据显示，资产净额分别只有5.5万元和2万元，而且营业场所全是租来的。

　　这些工商资料也许并不能显示惠龙集团旗下企业的全貌，但是惠龙集团的资产规模被金利斌成倍夸大却是不争的事实。

　　资本增值乏力，利息债台高筑。无奈之下，金利斌不断地拆东墙补西墙。金利斌曾将福禾豆业名下的20.177公顷土地抵押给隆兴小贷，融得4000万元。之后，金利斌为了获得某银行的1.25亿元，又想将该地块产权赎回以抵押给银行。

　　于是，惠龙公司另借了4000万元高利贷，从隆兴小贷赎回了土地产权证明，再抵押给银行。而从该银行获得5000万元后，公司马上将其中的4000万元偿还高利贷本金，300万元偿还利息。“债主们排队等着要钱，集资款不等进账就分了。”惠龙公司财务总监王静如是说。

　　惠龙公司的信贷成本已经高得离奇，紧绷的资金链上，现金流都滴落到债权人的口袋；然后在饥渴困乏之下，再寻融资，再付高息。惠龙公司已经掉入了一个死循环。

　　2010年下半年，公司开始无法及时向债权人返利；10月，惠龙公司成立4个资金部，应对要本钱利息的群众；2011年1月起，公司返还融资款利息已经很困难。此时的金利斌，每天要偿还利息近500万元。

　　结局：冀望政府“埋单”

　　今年4月中旬，一些“惹不起”的债主的债权将到期。金利斌约了一位港商，希望后者投资福禾豆业5亿元。4月12日，港商应邀前来接洽，却没有答应注资。

　　次日凌晨，金利斌留下一封遗书，在自己的奥迪车内自焚。警方查其遗物发现，金利斌的15张银行卡里，一共只有3700元。

　　原惠龙员工王丹(化名)猜测，金利斌自焚有三个诱因：一是政府的许诺没有兑现；二是福禾豆业上市无望；三是追债的人越来越多，自己声名狼藉，陷入绝望。

　　当前，大中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21.5%的历史高位，银行的可用放贷资金减少，贷款利率也看涨。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的月息也普遍上升，各种金融机构都在把企业往高利贷这条死路上逼。

　　“我估计惠龙集团一年的收入大约在两亿元左右，也就是说他每年借2000万元差不多。”包头市工商联副主席马为民为记者分析说。惠龙集团每年最多融2000万元高息贷款。按每月3分利单利计算，一年是720万元的利息。这样的话惠龙还能有充裕的资金扩大再生产。而这几年来，惠龙公司平均每年高息融资都接近两亿元，远远超过了企业的可承受范围。

　　除了偿还利息、投入企业，金利斌的钱还到哪里去了？

　　尽管连年亏损，福禾豆业还养了一个“艺术团”；尽管举步维艰，惠龙集团还办了一张企业报，每期印数1万份，其中8000份赠送给包钢职工。某机构在包头市举办一台晚会，金利斌爽快地拿100万元“冠名”。后来这台晚会还差200万元，金利斌又拍脑门给补上。

　　赞助、艺术团、社会捐助，还有各种花钱买来的奖项，都让惠龙公司承担了额外的生存成本，让紧绷的资金链条变得脆弱易断。

　　遗书中，金利斌写道：“由于融资巨大，不堪重负。福禾豆业是悲哀，我要将自己活活烧死。”他对福禾豆业充满了眷恋，希望政府能为这个企业“埋单”还债，并将其做成伊利一样的品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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