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资提高、经济结构改变，将会如同“蝴蝶效应”一般，影响到全球经济。

　　■文/陶冬，瑞士信贷亚洲区董事总经理

　　每次到上海，我最喜欢到浦东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吃早餐。那里的早餐，有五六百种之多，即使种类这么多，每次我去都会吃一根油条，它让我重温儿时的记忆，吃完之后觉得很满足。而这一次，却让我很失望，因为一堆油条是炸老的，想要请服务生现炸，他却不愿意。这种服务态度让我很不愉快，我向餐饮服务部经理反映，答案更令人吃惊。经理说，“实在很抱歉，我们的人事流动率高达70%，这还是我们大幅加薪70%后的流动率。”

　　从这个简单的油条故事可以看出：劳工不足、流动率太高，以至于影响到饭店的服务质量。同时还传递出一个讯息：中国工资提高、经济结构改变，将会如同“蝴蝶效应”一般，影响到全球经济。

　　“用工荒”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瑞士信贷做过统计，在中国，从20岁到35岁年龄段，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人口都出现比较大的短缺。依照联合国推测，中国劳动力将在2017年进入负成长，中国的劳工数量将从2014年时开始减少，进入“刘易斯拐点”。

　　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刘易斯拐点理论。在新兴国家之间有两个相互分隔的劳工市场，一个是城市劳工市场，一个是农村劳工市场。当经济要起飞，就业市场大幅度扩张的时候，农村剩余劳工向城市转移，就业在扩大，但是工资却并不上升。直到某一天，农村的供应开始短缺了，城市仍需大量劳工，工资就需大幅度上涨。

　　当“刘易斯拐点”现象出现，中国会产生怎样的变化？

　　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的黄金时代开始褪色，从“世界工厂”的角色开始向“世界市场”转型。从投资角度，五大改变将伴随而来。

　　第一，低端消费市场的爆炸性增长。

　　韩国、墨西哥等国家的经验表明，中国也将面临持续5~7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双位数工资增长，而工资增长将带来一个低端消费市场的爆炸性增长。

　　目前，全球都惊讶中国有5亿消费者，这5亿人是中国的城市消费者。你看，中国公路上跑的别克车比美国更多；大众汽车在中国赚到的钱，比在其本土德国赚得更多；尼桑、丰田等日本品牌车，在中国生产的数量要远远超过在日本生产的数量。这是5亿城市消费者给世界带来的商机。接下来，“刘易斯拐点”将给中国带来第二个5亿消费者，他们的钱袋没有城市5亿消费者这么鼓，但是他们可以消费价格低廉的方便面、鞋子、手机等产品。对于世界来说，这将是一个新的巨大的低端消费市场。

　　第二，在工资大幅度上涨之后，中国的通胀无可避免地会出现一次结构性的上升。

　　过去10年，中国的通胀率是1.8%；今后10年，中国的通胀率会接近5%。今天，中国的通胀问题，已经不再是简单的食品通胀问题，也不再是暂时的周期性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的通胀问题。

　　中国工人工资的上涨还会带动周边国家一轮新的工资上涨。过去十几年，由于中国低端劳动力的廉价，使得亚洲低端劳动力工资都没有办法上涨。这一次由于中国工资的节节上升，亚洲其他国家都会面临工资上涨，从而引发消费和GDP上涨的局面。

　　第三，工资增加使得住房需求和家居改善的需求增加。

　　除了对房地产需求提高外，因为盖房子衍生出来的建材供货商、原料供货商，甚至是家具供货商的受益程度，会比房地产与土地开发商来得大。

　　第四，一轮自动化热潮会随着中国低端劳工市场的短缺而出现重大的变化。

　　如今为了回避攀高的用工成本，很多制造业企业将生产线从沿海转移到内地，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随着中国低端劳工市场短缺的加剧，“用工荒”会从沿海蔓延到内地。可能为了留住劳动者，今天上海宣布涨工资20%，明天重庆就宣布涨工资30%。你做一家企业，即便今天搬到重庆，也只能为你多“缓解”出两三年的时间。如果想把企业长期做下去，搬迁不是办法，企业应该大幅提高自动化及相应设备的支出。

　　第五，中国制造产业链将重新洗牌。

　　以中国作为生产基地的生产供应链，会因为工资成本提高而逐步瓦解，甚至出走。中国不再是制造业龙头，这些出走的外资，甚至是中资企业，将成为其他工资成本较低的新兴国家抢夺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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