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起深圳龙华当地对富士康的感受，得到的回答通常都是：大。

　　虽然富士康在这里的厂区被有形的边界所环绕，但出租车司机依然喜欢用“大得没边”这种夸张的表述。实际上，在路况良好的情况下，驾车环绕整个厂区只要大约30分钟。但在你提出这样的行车路线的时候，司机却会老实地讨饶：这生意我可不好意思做。

　　富士康的庞大更存在于概念。即便是环绕龙华的工厂一周，也未必能窥得其冰山一角。这是一家拥有90万员工的庞然巨物，一直在“大”的坐标上奋力前行。最新的《财富》500强排行榜上，鸿海精密位列第60名，在所有入选的中国企业里(含港澳台)，仅排在3家国字头之后。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富士康却又很小。看过来的角度就在它的对面——华为与富士康仅仅隔了一条梅观高速，却俨然两个世界。华为的那一个是宽敞的、亮堂的，宽阔的绿化带给一颗颗高智商的脑袋隔离出出世的安静。工程师们佩戴着胸牌和眼镜，在“冲之大道”或者“隆平路”上行色匆匆，偶尔的高加索或者南亚面孔让你产生这里是硅谷或者班加罗尔的错觉。

　　而富士康的世界则极其的中国。“小”亦体现于此处，30万年轻的工人拥挤在3平方公里的空间里，摩肩接踵，日出而作，日落不息。规模巨大的厂区四周环绕着或深或浅的沟渠，让人想起古时候拒敌于外的护城河或者护城隍。

　　这是两个常常被用来比较的企业，凑在一块儿几成中国二十年来工业发展的隐喻。1988年华为和富士康同时来深圳创业。那时候，任正非刚刚转业，手底下只有7个人；郭台铭则站在一片荒地上，对满腹狐疑的150名工人说，我们以后要成为世界第一。

　　如今，分别在各自的领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后，两家企业的命运开始相背而行。已经在电信设备供应商中排名全球前三的华为力争向世界的尽头走得更远，另一边的富士康却紧锣密鼓地筹划退往内陆的深处。

　　富士康与华为共存，这本身就是个奇妙的景象，却都符合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需求——一方面，信息化的竞争已经开始，你需要一只脚来轻轻快快地跑；另一方面，你还未完全经历现代化大工业的洗礼，仍然需要另一只脚来踏踏实实地走。

　　但富士康的那一只脚已经开始迈不动步子，它受到种种牵绊，又仿佛系上了沉重的脚镣：用工成本的增加、十几连跳的阴影、血汗工厂的污名。甚至连深圳地方政府也一度对它背过身去。

　　不得已，富士康被迫内迁，这一进程如今开始加速。动迁中，厂房与机器可以拆解和重建，但人情打碎了却难以重圆，我们看到，即便是兢兢业业了10年的女工，在这场浩大的迁徙中也没有半点选择的权利，不服从，即被炒。

　　这可以被理解为郭台铭的果决，亦能够被视作富士康的冷酷。与渺小的个人相比，富士康何其之大，可与整个劳动密集型产业相比，它又是何其之小。既想要在追求企业之大时兼顾个人之小，又想要在求全企业之小时顺应产业变迁之大，富士康也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长袖善舞，游刃有余。“无可奈何”往往是它舌尖品尝的第一缕滋味。

　　在这篇报道中，我们试图向您勾勒这样一场由个人、企业和地方构成的三方角力，每一方都在选，每一方又都在被选。但实力的强弱最终主宰着事情发展的方向。我们看到了企业与地方政府的离合，星星点点地伴随着小人物的悲欢。在市场经济规则的支配下，富士康的“撤退”步步为营，不仅仅是地理概念的迁移，也在产业链上进行着延伸，处处为硬邦邦的理性所支配。

　　成都，与30万内迁员工相伴的，是规模庞大的生产线。这也成为后方城市争夺的焦点。深圳富士康内迁目的地包括廊坊、烟台、川渝等地。其中，郑州因富士康内部的15.7万河南籍员工拔得头筹。

　　如果说员工对富士康的挑战是蚍蜉撼树，那富士康与产业迁移的对抗同样是螳臂当车。面临着人工、原材料、土地等方面的成本压力，富士康同样在被步步“逼退”。

　　半年来，张丽花努力地对抗着一个事实：她失业了。

　　今年6月14日，她收到了一份《仲裁裁决书》，在该裁决书中，深圳市宝安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驳回了她的申诉请求，裁定其与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即深圳富士康)的劳动关系于2010年12月9日解除。

　　“我是被逼退的。”张丽花对新金融记者说。她不肯承认自己已经被富士康抛弃的事实，虽然再也进不去富士康的大门内，但她仍坚持每个月都给富士康有关部门寄发自己的病休条。

　　这“被离职”的时间里一张张病假条，在她看来，是她游离富士康门外的合理解释。但富士康却不买账。在这家如机器般精密运转的企业里，张丽花像颗螺丝钉一样被随意替换掉了。

　　张丽花被替换的原因是，富士康要搬家了。

　　迁移路线：到内陆去

　　富士康内迁传言已久，并不新鲜。早在2005年的时候，富士康就曾与内陆某些城市接触，而那一年正是鸿海集团跨入财富世界500强的第一年。另据一位富士康深圳龙华厂区的资深员工介绍，当时也正是深圳富士康大肆扩张的阶段。由此可见布局内陆是富士康长远规划中既定的一环，只是因为种种原因在去年得到加速。

　　张丽花的悲剧由是而起。2010年“13连跳”后，富士康开始规划，将主要生产线全部迁往内陆，在深圳的部分则作为研发中心予以保留。这样一来深圳的龙华、观澜两厂区共计40万人需要迁移30万，这个数字相当于富士康母公司鸿海精密90余万总员工的三分之一。张丽花所在的CCPBG(消费电子产品)事业群即在动迁之列。

　　CCPBG属于富士康最早成立的事业群之一，在深圳和山东烟台两地设有生产线。此次动迁的目的地便是烟台，张丽花们面临着两个选择——随大部队北上，或者留在深圳，等待内部分流。

　　但张丽花不愿离开，深圳有她奋斗的足迹。十年前她离开河南濮阳的老家，南下到龙华富士康的厂区，从最底层的检测员开始干起，一直做到产品工程师。这十年中，她甚至自考了一个本科，有感情稳定的男友，准备落地生根，连深圳的高房价也不曾把她吓退。可是如今，一纸动迁计划却让她十年来的隐忍和努力面临着付之东流的危险。

　　张丽花自然不会答应，她选择了后者。

　　虽然对“内部分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结果却比她想象的还要糟糕——主管没有经她的同意，将她的资料私调至SNCBG(网络通讯产品)事业群生产部处，做装配工。

　　这令张丽花感到愤怒，装配工即是普工，是忙活在流水线上的活的零件。如果答应，那就意味着两点：第一，张丽花辛苦考取的本科学位等于白费；第二，她十年来的工作经验等于白费。

　　“做了十年的工程部技术员，突然被分去做流水线工人，我接受不了。” 张丽花并不打算屈服，她直接找到事业群分流总窗口负责人，要求重新合理安排。但接下来她却遇到一个被踢皮球的局面。

　　根据一份未经证实的富士康内部流出的《会议纪要》显示，在今年7月左右存在一次“龙华大撤退”。根据这份纪要，富士康龙华、观澜两个厂区的员工数量将被控制在20万人以内。张丽花所在的CCPBG事业群仅将保留5000人，在这些剩下的职位中并无她的一席之地。

　　张丽花的诉求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却让她深深见识了各部门间的相互推诿——因为重新安排的话需要将其档案从SNCBG调回她原来所在的CCPBG，但是SNCBG事业群声称自己手中并无张丽花的档案，而她从事业群分流总窗口得到的答复则恰恰与此相反。

　　在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的过程中，张丽花为了保住工作选择忍气吞声。但是她的坚持却并没能一直被好脾气地对待，最后分流总窗口甩给了她一句话：“给你工作就是合理，这种态度，我马上叫总务的人把你处理掉！”

　　张丽花的情绪最终崩溃，她哭了整整一夜。从富士康出来后，出现严重的幻听，并被深圳康宁医院诊断为应激性精神病。

　　到了2010年12月，张丽花发现自己已经被富士康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而半年后的今天，《仲裁裁决书》对这一事件的裁定让张丽花陷入更深的绝望。眼下她已经无法工作，蜗居在一间十平方米的房间里养病。

　　在这场富士康大迁徙的过程中，张丽花的情况并非个例。新金融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接触了数位因为不愿与生产线共迁而产生劳资纠纷的前员工。他们的故事各有曲折，可其中的无奈与苦涩总长着相似的面孔。在与富士康这个巨人作对的时刻，他们并非没有想到过更为激越的方式：“要不是经历过些风雨，早也跟着跳楼了。”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富士康的加速内迁迫不得已。对于这样一个讲求效率的企业来说，它不能停步，甚至无法忍受拖沓。因此在内迁过程中，对于员工分流的工作显得粗暴或许在所难免。如果说员工对富士康的挑战是蚍蜉撼树，那富士康与产业迁移的对抗同样是螳臂当车。面临着人工、原材料、土地等方面的成本压力，富士康同样在被步步“逼退”。

　　深圳与富士康：同床异梦

　　深圳是富士康的福地。

　　1988年郭台铭初来深圳办厂的时候，手底下只有区区150名员工。但八年之后，他站在龙华的一个高处，振臂高呼：看得见的土地，我全要了！此时的郭台铭已有大企业家的气象，他以现金支付的方式购买了3平方公里的土地。谁也没能想到，若干年后这里会密密麻麻地挤上30万之众。

　　富士康选择深圳有必然性。当时的台湾经济开始起飞，劳动力及土地价格飞涨，对于消费电子制造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成本的急剧上升使得竞争力大大降低。举例来说，当时一个台湾工人的基本工资超过每月2500元，而在深圳，流水线上的工人工资不过每月500元。

　　这是富士康历史上的“深圳时代”。在这里，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公司一步步走向代工之巅。1988年鸿海精密(富士康母公司)在台湾企业排名中尚徘徊在1000名开外。而到了2001年的时候，已经是台湾第一。荣誉接踵而至，4年后，鸿海精密一举跨入《财富》世界500强，位列第371。而在今年《财富》杂志发布的500强排行榜中，鸿海精密则高居第60名。

　　甚至富士康在自己的官方主页上也直言：“特别是1988年在深圳地区建厂以来，富士康迅速发展壮大……”对地方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在外人看来，一个企业在自己的土地上成长为世界之最，深圳市应当亦“与有荣焉”。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富士康的存在对于深圳来说近乎“叫好不叫座”的尴尬。资料显示，自2002年起，富士康就已经是我国的出口冠军。每年上缴利税超过百亿元。但是对于深圳地方政府来说，这个数字意义不大。由于出口型企业本身的性质，使得富士康缴纳税收中的大部分都为海关关税，另外富士康下属的22家企业还能够享受“免抵退”等出口政策优惠，对深圳地方的贡献因此少之又少。

　　根据深圳市税务局公开的资料显示，2009年度富士康缴纳给深圳地方政府的税收仅为5.99亿，仅占深圳828亿地税收入的0.8%。而与富士康一街之隔、雇用人数仅为4万人的华为上缴利税则高达22.6亿元。

　　这个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态度，也决定了富士康在深圳的地位。深圳当地一位资深记者对新金融记者的描述是：“深圳这个地方，政府收入多，日子好过，对富士康也就不怎么上心。市领导都没几个去那里视察的。”

　　而另一方面，富士康对深圳或许也未必如表现出来的那么感激。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主任陈广汉在接受新金融记者采访时表示，郭台铭或许会因为某些事情而感到“寒心”。2006年的时候，富士康以比亚迪侵权为由向深圳公安机关报案，指称比亚迪大量盗取富士康机密文件。这场被称为“高科技领域知识产权第一案”的官司一直延宕至今。虽然最初富士康得一时之小胜，可却在2010年“十三连跳”事件后遭到比亚迪反诉。目前案件仍然在审理之中。

　　比亚迪同样在深圳深耕多年，一个重要厂区就在龙岗，与在龙华的富士康毗邻。从营收上看，比亚迪的身量根本无法与富士康等量齐观，但富士康一败再败的结果却让人可以一窥这两个企业与政府关系亲疏的端倪。外界有猜测认为，郭台铭虽然矛头直指比亚迪，但对深圳市政府应该同样意绪难平。

　　被逼退的和被挽留的

　　而与此相伴随的，是深圳谋求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富士康多有负面消息出现在深圳媒体报端，“将富士康赶出深圳”的说法一度甚嚣尘上。

　　2010年5月底举行的珠三角贯彻落实“规划纲要”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一高官直言，富士康要把低端产业链转移到外国或其他地区，把在深圳的规模由40多万人降到10多万人。深圳政府官员甚至直接表示，深圳需要的是华为而不是富士康。

　　陈广汉认为，当今的深圳正面临着“土地、能源、环境、人口四个难以为继”的问题，推动新一轮的产业升级已经迫在眉睫。深圳对富士康模式已越来越不欢迎。

　　由于人口密度过高，富士康牵制了大量的精力、物力和财力，挤占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员工收入少，对城市消费的拉动能力有限，但员工管理造成的问题却不少。深圳的人口密度为全国最高，城市已经不堪重负，产业结构急需调整，因此深圳只能逐步淘汰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而以代工企业为主体的富士康们首当其冲。

　　事实上，富士康之于深圳绝非仅仅是一个巨大的代工企业而已，富士康和华为、中兴、比亚迪等4家企业一起，占有了深圳专利申请量的70%，它是深圳高新技术产业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2007年全球顶级专利品质评鉴机构IPIQ专利计分卡公布的排行榜上，富士康位列全球电子与仪器专利冠军，并在2008年全球专利申请已累计达58000多件，全球专利核准累计达26000件，成为全球累计专利最多的华人企业。而在中国内地，富士康则长期占据企业申请专利数量前三名的位置。

　　深圳市政府显然也清楚这一点，所以深圳市高层领导对富士康提出的要求是：“希望富士康把管理总部、运营总部、研发总部、财务总部放在深圳，希望富士康在深圳的产业布局主要以新产品、高端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为主。”  

　　郭台铭也随之做出反应，表示，自己很有信心在深圳投资，只要深圳需要，富士康任何一项高新技术都可以放到深圳。

　　对于富士康本身来说，“一迁一留”属于企业战略层面上的布局。但放在深圳、广东乃至全国的层面来看，却有着产业梯级发展、腾笼换鸟的大背景。陈广汉认为，这是一起完全遵照市场经济规律的事件，无论地方或者企业，都不应相互怨怼，更无需将此事渲染得过于江湖：

　　“实际上，富士康两个厂区所在的宝安区长期处于深圳特区之外。这也就是说，它向内地的迁移近乎‘平移’，无论对于企业地位和形象都不会有所伤害。”——宝安区为深圳市辖六区之一，一直到2010年中央批复同意深圳特区“扩建”后才真正纳入特区范围。在深圳，宝安一直被称作“关外”。

　　产业承接 各地打架

　　拥有40万员工的深圳富士康最终规模将被缩减到10万人。这意味着多达30万个工作岗位将流入其他地方。但对于各地方政府来说，更令人垂涎的，是与这30万人相配套的庞大生产线。根据富士康的布局，除了深圳和烟台两地主打出口外，内地的一些生产线多为内销。也就是说，除了GDP，富士康还将带来更多。

　　正是因此，早在2006就有闻风而动的各地地方政府前来深圳与富士康谈判。富士康设立生产线有个原则：跟着大客户走。比如京津地区的手机生产线和川渝两地的笔记本生产线。但是在此次大规模内迁之后，有些产能需要扩充。另外出于“别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考虑，更多的地方将会获得承接富士康生产线的机会。这令不少城市跃跃欲试。河南郑州就是其中之一。

　　“实际上，富士康跟河南的联姻可以来得更早，”一位河南省商务厅驻深办的官员告诉新金融记者。至少四年前，郑州开始与富士康接触，双方欲在郑州设立IT产业园的风声逐渐传出，郑州市成立“富士康投资项目协调推进领导小组”。按照既定时间表，富士康投资郑州或可更早。但其间双方未能达成共识，且富士康一度暂停其扩张步伐，使得郑州项目处于停滞状态。

　　进入2010年6月，富士康新一轮内地扩张的步伐再次提速。这一次，河南省自然不失时机地迅速介入。

　　短短的一个多月，河南省政府高规格的代表团频繁赶赴深圳，从河南省政府相关领导，郑州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再至相关厅局一把手，均参与到这场与富士康对接的活动中。

　　郭台铭百亿布局苹果专卖店的计划显示了他在渠道上的雄心。富士康也因此终于有可能在自己生产的苹果各类产品上赚取更多的利润。

　　谈判就像是在走平衡木。一边要跟富士康博弈，谈条件，不随便许诺；另一边还要防备其他城市给得更多，横刀夺爱。

　　从一开始这场谈判就不对等。而其他地区来势汹汹的夺食更让局面扑朔迷离。当时，苏州、天津、武汉、廊坊纷纷介入，这些城市各有优势，或是原有富士康生产线，或是靠近海港，或是劳动力成本低廉。但当它们一拥而上，主动权便倾斜到郭台铭这边，郑州手中也几乎没什么好牌。

　　“谈判就像是在走平衡木。一边要跟富士康博弈，谈条件，不随便许诺；另一边还要防备其他城市给得更多，横刀夺爱。”该驻深办官员回忆道，尽管各个地区的产业规划不一样，但竞争对手还是给予河南省极大压力，并且富士康方面的态度也相当暧昧。

　　“郭台铭是一个高明的谈判对手。他的思维特别活跃，想法很多。一会儿谈这个产业，一会儿谈那个领域，让你觉得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放到你这里。其实谁都知道不可能是这样，但他就是要以这种方式，假设极大的可能性，吊你的胃口，试探你的底线，揣测你。”

　　但即便是撇开土地和政策这些几乎所有城市都能给出的条件，河南还有一个优势——在富士康100万员工中，河南籍的有15.7万之多。这相当于每7个富士康员工里，就有一个河南人。

　　在大面积大手笔的调薪后，富士康考虑的重心自然在用工成本。而接近劳动力来源地无疑是对这一成本的极好抑制。因此郑州得以夺得先机。

　　在这一基础上，仍有相当开发用地的郑州再适时跟进土地方面的优惠——2010年6月20日，郭台铭与苹果公司一名副总裁造访郑州，对建新工厂相关事宜进行实地考察。当时，郑州市为接纳富士康已做了10平方公里的用地计划，工厂选址在郑州新区的航空港区，工厂第一期占地约2000亩。而有富士康大本营之称的深圳龙华厂区，在经过了10年的发展之后也不过3平方公里。

　　2010年6月29日，河南省政府与富士康的合作协议在深圳富士康园区初步达成。在这份协议里，富士康表示，将在电子信息产业、人力资源、物流、销售等领域与河南省展开合作。

　　2010年7月5日，双方合作的正式协议签订，中原第一大城和世界第一大代工企业的牵手终于修成正果。

　　“富士康看中河南郑州，自然是为了廉价的劳动力，事实上，在双方的谈判中，富士康开出的条件之一，便是河南省政府为其招聘足够的员工，一期规模需要10万人，未来的规模将达30万人，”该官员说道。

　　产业链出路：渠道求索

　　俗语有云：搬家三年穷。普通人家如此，更何况企业动迁。即便是企业动迁，也少有如富士康这样规模之大，距离之远，历时之长。

　　富士康国际2010年的年报并不好看。数据显示，富士康全年亏损额高达2.19亿美元。其中2010年员工成本总计达5.65亿美元，这个数字在2009年为4.85亿美元，同比增长16.5%。

　　富士康董事长兼行政总裁陈伟良在董事长报告书中也承认：短期内，搬迁业务及出售或重估资产会产生资产减值，从而直接影响盈利能力。

　　这显示出去年“十三连跳”以来的一系列涨薪举措极大地打击了富士康。而此次内迁也因此像是见招拆招的对策。数据显示，郭台铭曾承诺将深圳地区的员工底薪从之前的900块提升到2000块，涨幅达到66%。

　　因为几乎无法完全执行这个涨幅，郭台铭在放出话来之后加速内迁，将产业工人大量转移。这样一来，郭台铭既没有食言，也实现了对高用工成本的冲销。

　　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数据仍然掩盖了部分事实。通过对比富士康国际2009年财报可以看到，虽然富士康集团在该年度实现了盈利，却只有区区4000万美元。而再往前推，2008年富士康国际盈利1.21亿美元，而这已经是较2007年的7.2亿美元缩水83%之后的结果。

　　因此，富士康的衰退不是突发事件，也与“十三连跳”之间并无直接联系。其根源在于代工工业的难以为继。一直以来，富士康以高质量和低价格著称，在众多代工企业内部声名欠佳，便是因为其凭借庞大规模，一再压缩行业利润。

　　那么除了代工，富士康还可以干什么？若干年后，当内地的劳动力成本再度增加，富士康又往何处去？

　　台湾代工企业素有品牌之梦。生产能力并无缺失，产品质量一流，却只能“为他人作嫁衣裳”，这让许多台湾企业心有不甘。虽然代工转行品牌生产有一定优势，却成者寥寥。HTC借的是Android手机操作系统的东风；而曾为世界第一手机代工厂的明基，却因与西门子手机部门的分合而受重伤。

　　从最新的2011年《财富》杂志500强中也可以看到，排名第499位的纬创集团和排名第486位的宏碁营收、利润及利润率都非常接近，而前者实际上是后者于2001年分拆出来的代工企业。可见在消费电子制造业竞争激烈的当下，自由品牌也并非点石成金的良方。

　　因此，富士康很可能也不会去执行自创品牌这种吃力不讨好(容易与代工客户产生直接竞争)的策略。但是受惠于多年来的布局和在渠道上的积淀，富士康仍有机会。

　　很早以前，郭台铭便接受了“微笑理论”——完整的产业链就像一个微笑的弧度，利润最高的部分永远代表上下游的两端，而产业链的中间环节则在“微笑”的谷底——显然，富士康的代工模式恰处于微利的此处。

　　赛博数码是鸿海精密的下属企业，创立于1999年。这家专营数码产品的卖场迄今在内地已经有500多家连锁店。有消息称赛博有可能分拆上市，尽管有市场分析对此并不看好，但关于赛博一个最近的新闻却有可能刺激投资者对这家企业的信心。

　　据台湾媒体7月11日的报道，鸿海精密有意注资超过百亿元人民币，在赛博布局苹果专卖店，预计年底前开到20家。这显示了郭台铭在渠道上的雄心，而一直为苹果公司代工各类产品，所得不过组装费用的鸿海精密也终于能够因此在自己生产的产品上挣到更多的利润。

　　另一个与此高低搭配的计划被称作“万马奔腾”。前文所述富士康内部流出的《会议纪要》显示，“总裁对这一计划十分重视。”万马奔腾的主要内容是为富士康返乡员工提供额度为数十万元的贷款，以资建立数码产品连锁店。富士康主动放弃持股这些连锁店，但要求店内出售的各类数码产品必须为富士康制造。

　　这两个计划虽然仍然处在付诸实施的第一步，但是按照富士康高效执行的一贯作风，或许在并不遥远的将来便能够显露雏形。布局渠道绝非易事，尤其在竞争激烈的消费电子产品市场，富士康作为一个新手，面临着苏宁、国美等业内大佬的合围。然而形势所迫，代工行业困难重重，富士康内迁计划已经是在将最后一滴利润拧干。富士康被逼退，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区位的转移，在产业链上进行求索，更显示出郭台铭的帝国已经被挤到了不得不转身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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