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就是这样系列报道：地产商看着雅虎成长

　　如果不是工程师或极客，怎样才能在硅谷变成百万富翁？

　　文｜CBN 记者 徐涛 杨樱 实习记者 李雪岚

　　“如果不是工程师或极客，怎样才能在硅谷变成百万富翁？”这是25年前Tom McGovern问自己的一个问题。那时他刚从圣地亚哥大学商学院毕业，在如日中天的惠普做销售。但当时惠普销售人员大多拥有技术背景，他成为了一个边缘人。

　　“可我想成功，并且赚很多钱。”Tom McGovern说。于是他从惠普离开，开始任职于安永地产部门。他打电话给当时只有50个雇员的雅虎，说，嘿，我能在地产领域帮助你们吗？

　　雅虎想要新办公室，但不仅仅如此。Tom和雅虎CFO聊天，明白雅虎希望知道在它高速成长的情况下，什么样的办公楼既能容纳日益增多的员工，又不会对其财务状况造成压力，还能让员工觉得位置不错。于是Tom仔仔细细为雅虎做了个规划—免费的。此后十多年中，雅虎所有和地产相关的生意都归了Tom，包括收购和管理超过3.72万平方米的办公室，并且为雅虎的全球办公室扩张提供咨询。他甚至在雅虎一直有一个办公室。

　　当然，他实现了自己那个赚很多钱的梦想。现在他已经是相当成功的一名地产经纪人和咨询师，在Cassidy Turley CPS公司做合伙人。

　　这听起来像是说过好多次的淘金卖水者发财的故事，但这一次我们想说的不是这个老故事，这是硅谷生态的一部分。实际上，这个生态可能比我们说过的那个硅谷3S(斯坦福为代表的技术、创业者和沙山路上的风险资本家)更重要。

　　一个本来只是给旧金山当地做中介的网站，页面粗糙，也不大像是准备赚钱的样子—这个从他们的org的域名也可以看出来它们对商业没有太多想法，就是因为在湾区，它就变成一个大生意，还变成了全球最著名的中介资讯网站—美国报业最重要的一个广告资源，分类广告在它的打击下很快就宣告结束了。你一定知道这说的是craigslist，它现在在全球的网站没人数得清，怎么也有500个吧。题外话一句是，管理这么大一个机构，它的全部员工一直没超过30个人。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它们的网页那么难看了。在硅谷的生态里，让一个网站好看起来并不难。IDEO这家全球最好的设计公司就在这里，他们的Design Thinking(设计思维)和Human Factor(人性化因素)理论为许多产品(比如苹果鼠标)加入了友好用户界面，现在，消费者洞察已经成为几乎每种产品设计的必要环节。

　　IDEO的现任总经理，另一个Tom，他是创始人Richard Kelly的兄弟，他说在1970年代末开始他们的生意的时候，IDEO还在为波音这样的客户解决工程问题，但1991年事情就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的客户希望把工程和外观相结合以获取更多利润。其实在1970年，英特尔把自己经过设计的芯片卖给日本人的时候，就标志着这里不再只是提供工业原材料的地方，工业设计成为硅谷重要的一个生产环节。对于这群技术控们来说，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你看看40年后是谁在主导硅谷：史蒂夫·沃兹尼亚克还是史蒂夫·乔布斯？对的，是那个设计上的偏执狂。让硅谷酷起来的除了工科男们，还有苹果首席设计师Jonathan Ive，还有IDEO这样一群人。

　　如果我们从这条线往下走，还会看到的是，工业设计又会带动一系列相关的新材料研发应用、行为学的研究、心理学的研究，甚至人类学家也会在这里粉墨登场。IDEO说，它们选择这里，是因为“斯坦福在这里”—其实技术不会主动变成一家改变世界的公司，你需要设计，还需要信息。比如硅谷银行这个近来在中国特别活跃的金融机构，他们从来都是一个异类：50%美国科技公司是他们的客户，并尤其关注创业项目。他们在中国也是这样，赞助各种demo day以及新技术发布平台。信息服务有多重要，无论对于硅谷银行这样的机构，还是创业者，这都意味着机会。

　　所有的这些都让硅谷这些没什么钱也没什么权的创业者能得到最好的待遇—穷光蛋？不要紧，只要你有好点子，你就能雇得起最好的服务。或者，更接近事实的是，创业者们最初只管专注好自己的产品好了，优秀的第三方服务团队会涌来为你考虑其它那些事情。

　　最平常的如咖啡馆。“某种程度上，那些创业者们爱Palo Alto的市区，是因为他们总是疯狂地呆在办公室里。但一旦他们想要喝杯咖啡或者和朋友吃个饭，他们只要走出办公室溜达几步就到了，然后他们可以溜达回办公室。”Tom说。

　　在创业公司需要继续扩张规模时，他们可以在Palo Alto不过66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找到他们所想要的一切。在斯坦福科技园(Stanford Research Park)，你可以找到不仅仅是惠普和Facebook这样的科技企业，你还能找到WSGR(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i)这样的律所。

　　这是一个可以追溯到很多年前的生态。例如WSGR成立于1961年—亦即斯坦福研究院成立后的第十年；安永(Ernst & Young)在30多年前也已开始为硅谷的中小企业提供服务，这才有Tom搭上雅虎飞速成长快车的后话。

　　“在这里的一个现实就是，你必须和那些创业者一起成长”，WSGR的合伙人Katharine A. Martin说。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WSGR就发现如果自己不能快速成长和应变，就无法跟上那些飞速成长并且变得庞大复杂的公司。起初它不过是为创业者们服务，后来它为苹果的上市提供了法律服务，接下来的案子有来自甲骨文和Google等这些由小变大的科技公司。

　　在这里，这些生意彼此竞争的，是谁更了解那些创业者的需求。当WSGR宣称自己对创业企业和已经成长为巨头的科技企业一视同仁时，其竞争对手，一家同样是从Palo Alto诞生的律所Fenwick&West宣称自己坚持着重为创业企业服务。

　　Fenwick的一个叫做Flex的项目，让自己的律师去帮助那些请不起全职法律顾问的初创企业。在这过程中发生的过高的费用Fenwick会来承担。这个项目非但不能给他们带来盈利还会带来亏损，但Fenwick认为当这些小企业中有一些会成为下一个Google的时候，他们的“助人为乐”将会得到回报。

　　“就像我赌对了雅虎一样，这里的人们都在看哪个初创公司会成为下一个大公司。你需要冒些险，愿意去无偿的帮助他们，有时候你会有些损失，但是也会得到回报。”Tom想了想说，“这也是硅谷生态的一部分。”

　　以功利的视角，他们的确是为利益所驱动，但一旦每个人都这么做，这就成为了硅谷的文化。就像此前我们提到的，觉得硅谷的人真是很友善，不吝啬帮助创业者，也不吝啬帮助像我们这种对硅谷带着好奇的提问者。

　　但那些真的懂硅谷的人，才能在围绕着科技浪潮而衍生的生意中捕到大鱼。

　　一个再典型不过的例子是在Palo Alto市中心的学院大街165号。在1990年代初，这是伊朗移民Saeed Amidi的毛毯店。二层小楼，貌不出众。当互联网浪潮起来之后，这个生意人觉得还是把房子出租给那些创业公司更好一些。他有时会允许那些穷得叮当响的创业者晚些交房租；或者一直赊着，等到这些创业公司被收购或者融资成功后再还。作为Amidi所说的“善有善报”，这个小楼的入驻者先后有Google，PayPal，罗技(Logictech)和Android之父的创业公司Danger，成为Palo Alto的一个传奇。

　　但这个伊朗房东最硅谷的地方在于，他会像个投资者那样审视自己的房客。一度他给了PalPay一些投资，后来这家公司被eBay以15亿美元收购，Amidi因此也获得了不菲的回报。

　　接下来Amidi做的是复制这个“幸运办公室”的幸运。2006年，他和合伙人在Sunnyvale建立了有着1.5万平方英尺面积的Plug and Paly Tech Center，以提供给创业者作为办公场所。创业者能在这里获得各种便利，包括茶水间和桌上足球。当然，他继续像投资者一样观察这些初创者，对于那些他觉得优秀的给予最多100万美元的投资。到2007年秋天，Amidi和合伙人已经投资了40家企业，其中有7家已被收购。

　　“他们真的是明白硅谷是怎么回事儿。”Ron Conway评价Amidi和他的合伙人说。Ron是硅谷著名的天使投资人，帮助过Google在内的诸多科技企业。

　　明白硅谷是怎么回事儿的人，即使不是Geek，在这里也能生活得自在。Ted Wang是从新泽西移居至此的律师，他是最早一批开始玩“虚拟人生”(second life)的人，并有着大量的Geek朋友。他成为了Fenwick的合伙人，并且成为Facebook早期的外部企业顾问，后来又为Twitter提供法律服务。

　　你看，创新并非只来自那些有技术的人。Fenwick在2010年将半打标准法律文件放到了网上，以帮助创业者将创业的过程流程化而无需支付大量的法律费用。同一年，它自己的利润也增长了8%。

　　在硅谷做中介应该是一件快乐的事。小一点的比如像伊朗房东，大事件可能就类似于眼看着一个在1980年代如日中天的SGI(硅谷图形公司)的总部搬进去了Google；我们马上还会看到Facebook又在Menlo Park买下原本属于Sun的办公楼。这还不算，你会看到Plex如何引导Google的办公室革命，而新消息又说，苹果要盖新楼，想想吧，这会引起多少想像—没准还会在硅谷催生出更酷的新一代的建筑设计师……

　　现在，你知道Tom会有多开心了吧。

　　05

　　花旗也来了

　　就像1980或者1990年代那些亚洲汽车公司涌到洛杉矶去找设计灵感，现在大公司们喜欢来硅谷—而且不止是技术公司，各式各样的公司都来了。

　　文｜CBN记者 杨樱  徐涛 实习记者 马胜康

　　当谷歌一辆无人驾驶的丰田普锐斯撞上了另一辆普通人工驾驶的丰田普锐斯的时候，当时的谷歌CEO 艾瑞克·施密特在2010年10月说的那句话就亮了：“Your car should drive itself. It just makes sense. It’s a bug that cars were invented before computers(你的车应该能自动驾驶才对呢，汽车在电脑之前被发明出来就是个错误)。”

　　而现在谷歌汽车的这个bug，据说还是因为那辆无人驾驶的谷歌汽车当时由驾驶员取消了自动控制状态。否则的话，这辆配备了摄像头、雷达传感器和激光测距器，通过地图自动选择行车路线的“移动机器人”完全可以打破它25.7万公里的安全行驶纪录。

　　这种似乎有点超出经验判断的事其实每天在硅谷的马路边都能看见—尽管当时我们没有感觉到—就是各种非硅谷公司的铭牌。

　　在Palo Alto斯坦福科技园区这种地方，开车路过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紧贴公路的指示牌上有眼熟的惠普、Facebook，还有错落夹杂其中的波音、美国银行。两三公里外还有AOL和迪士尼，而在Palo Alto大学路旁某幢楼上，就赫然挂着AT&T研发中心的牌子。

　　你可以在这篇文章的旁边找到一张实验室地图，而上面有一堆“原本不应该在这儿”的公司，它们应该在纽约、底特律、日本东京或者德国斯图加特，但硅谷像一块磁铁吸引它们前赴后继地在这儿建立实验室或者研发中心。当然，实验室从来都是硅谷有机体里的一部分，如果没有施乐在硅谷成立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鼠标和图形操作界面都不会成为个人电脑的标配。但如地图上标注的那样，近年来这些实验室所属的行业愈加庞杂：移动通信、交通运输、娱乐业……银行们则是最新进驻的一批。

　　比如花旗。6月中旬，谷歌发布新产品电子钱包(Google Wallet)，花旗和万事达便是其合作伙伴。电子钱包关注的是越来越热的移动支付，从技术上来说，谷歌把近场通讯(NFC)整合进了智能手机。消费者只需将一款内嵌NFC芯片的移动设备在特殊终端前扫过，即可迅速完成付款。

　　如果花旗什么都不做，它可能就错过了未来在金融领域的创新话语权。VISA早就在这儿了。当谷歌和花旗联手发布电子钱包的时候，VISA已经完成对一家叫做Square的移动支付创业公司的战略投资。

　　Square在旧金山似乎已经无人不知，其实如果你在美国并在Square网站上注册的话，就会免费收到与公司同名的支付设备—仅仅两个拇指指甲盖大小，使用方法是像插耳机一样把它插在你的智能手机上。或者你可以花10美元在任何一家苹果商店买一个。只要用信用卡划过设备上的卡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支付你的订单。而一旦你建立了支付历史，你只需要在App里确认购买就可以了，连小硬件也不需要。

　　Square的核心技术并非通信，而是信用卡信息转换成音频信息，并通过3G或WiFi环境下的App终端对信号进行编码，然后将数据发送到服务器上。VISA扮演的角色则是：除了商户网络，VISA的安全加密系统还会最后保证用户信息安全，没有任何信用卡信息会停留在手机里。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云支付。

　　“2008年的时候，我们产生了一个‘如果能够随时随地付钱就好了’的念头。”Square创始人之一Randy Reddig解释之所以做这件事是因为有个叫Jimmy做巴西水晶生意的美国朋友，因为支付又贵又麻烦常常丢掉他远在海外的客户。当Jimmy跟他的朋友，Twitter的创始人Jack Dorsey抱怨的时候，后者觉得这年头支付手续还要这么复杂真是令人发指。于是2009年，Randy Reddig、Jack Dorsey和其他4个朋友开始着手做这个项目，这几乎是一整个技术团队：4个负责支付技术、1个负责App开发、另1个负责工业设计。事实上，他们一开始做出来的设备又大又笨重，唯一鼓舞人心的是信息读取技术看起来很有效。

　　这家公司发展速度惊人。VISA不是他们唯一的合作伙伴，他们的支付网络里还包括美国运通卡和万事达，而签约商户已经达到了5万家( 他们向商户收取每笔2.75%的手续费)，每天处理接近400万美元的移动支付金额。按照Randy的说法，Square没有走出美国更多是因为金融业务在各个国家之间面临不同的政策限制—这是规则上的障碍，而非技术。

　　VISA为这样一个“Geek改变世界”的思路兴奋没什么好奇怪的。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Square意味着带着手机走到街角咖啡店，信用卡和现金都不用掏，就可以拿走一杯咖啡。对于VISA而言，这意味着它的客户大大增加了小额支付的频率。

　　VISA、花旗、美国银行或者我们不知道的某家公司，它们都在硅谷寻找灵感。正如设计创新公司IDEO总裁Tim Brown所说：“这就像1980或者1990年代那些亚洲汽车公司涌到洛杉矶去找设计灵感，现在它们来硅谷，一些是为了捕捉新的技术，一些就是为学习。相比而言，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的跨国公司更多是为了了解这个文化迥异的市场。”Tim说他不知道最近来硅谷大公司总体的数量，“那怎么可能记得住！”

　　或者我们可以把事情反过来看：硅谷正在对金融行业发生日益浓厚的兴趣，与之类似的还有汽车行业。在我们出发去硅谷之前，福特宣布与谷歌合作智能汽车项目，它将能预测目的地以及规划最佳行车路线，而科技核心是谷歌一个叫做Prediction API的软件，它能给现有云端数据提供模式匹配功能，令其可以“预测”当前事件的潜在后果。

　　换个更简单的说法，福特希望未来它生产的汽车可以拥有学习能力，就好像人类那样，吃一堑长一智，从我们的行为中获取经验，与我们的行为相适应。对于计算机(或者未来汽车而言)，这就是人工智能。它依然属于海量数据的记录与分析，最终给出一些让你感到意外的判断：比如告诉你燃油效率和这辆车眼下是否适合上路。

　　几乎是同时，丰田也宣布了自己的智能汽车计划，它希望让你的车Twitter起来。这个叫做“丰田朋友(ToyotaFriend)”的项目是丰田与微软合作的，他们计划改造一系列油电混合动力车。改造目的和福特说的差不多，比如在汽车电池容量低时会提醒司机需要充电，但更重要的是，汽车里加载的智能芯片可以将驾驶人的信息实时与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等社交网络同步，你可以分享你的行车信息并接收来自云端的反馈。

　　硅谷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并且从来都是这样。1970年11月15日，这是一个科技发展史上的历史转折点，因为英特尔在这天第一次把芯片原料生产器材变成了可定制的工业品，工业设计由此变成了一件重要的事，而英特尔当时的客户之一便是来自日本的商业通信公司们。

　　还记得美国东海岸如何造就了硅谷吗？现在我们可以给那幅图一个2.0版本：一个辐射能力跨过了美国国境的硅谷，比如你能看到日本通信公司NTT DoCoMo，正如40年前一样。我们在问未来在哪儿的时候，会一次次推翻原有的假定：华尔街是金融走势的最前端，汽车的设计来自德国和意大利，日本是最先尝试移动新技术的人……硅谷把这些理所当然的假定都推翻了，而且你不知道它还会推翻什么。如果那些实验室们不在这里，花旗和福特们很可能就要面临《创新者的窘境》里说的那种状况：什么都没做错，但就是out了。

　　看看洛杉矶那些焦虑的娱乐公司们，最初它们恨的是盗版，但其实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们提供的产品已经不足以像以往那样占据消费者整块的时间。“以前无聊的周末你可能会去电影院，但现在在家抱着一个iPad就能过一个上午。”好莱坞制片人Andrea Chung说，她的朋友、新媒体营销公司Thirst的创始人Jeff Pierce的说法更直接：“你看看洛杉矶公路旁贴的海报，那都是给电影公司CEO看的吧。现在你还会被一张海报吸引去看电影吗？”Thirst擅长依据智能手机应用商店和社交网络进行营销，客户包括《24小时》和《南方公园》的市场部门。

　　又或者那个美国文艺青年们热爱的SXSW，它原本是奥斯丁的一个音乐节，有音乐和电影两组专场。但从2006年开始，SXSW成了创新公司热衷的地方，以致不得不多了第三个主题：科技。因为选择在这个挤满了好奇年轻人的地方发布产品，那两家现在跻身10亿美元俱乐部的公司—Foursquare和Twitter一举获得了大量早期用户：先成为谈资，继而成为流行。此后硅谷的创业公司纷纷加入，把SXSW变成了一个半Geek聚会。

　　噢，关于汽车—即便施密特说“汽车在电脑之前被发明出来就是个错误”，谷歌其实也没解决汽车发明以来那个最核心的问题：能源。另一家硅谷公司，创办于2003年的Tesla可以补上这个缺：在解决从电池冷却、负载均衡到动力电子装置开发一系列难题之后，这家公司出乎意料地推出了名为Roadster的纯电动跑车，最高时速每小时201公里，0至96公里内加速耗时3.7秒，成本价超过10万美元。碳纤维车身和跑车的流线设计让它在Autodesk的旧金山展示厅里极其引人注目。

　　Tesla的投资人还包括丰田和奔驰。而第一批跑车的合作者是英国公司莲花。这家公司至今为止一分钱没赚，净亏损4亿多美元，但他们下一步计划是推出可大规模推广的经济型电动汽车，因此即便在眼下美股狂跌的时候，Tesla依然被华尔街分析师评估为最具创新价值的公司之一。

　　2009年，底特律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失业率骤增，Tesla创始人Elon Musk在跟《连线》对谈时说：“如果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过去，我想跟现在管事的那个人谈谈，不管他是谁，汽车皇帝还是什么的─然后说，我要接管你的工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他看不起装腔作势的油电混合动力车。未来？只有电动车。并且，他要接管底特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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