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驻美大使：美国影响力相对下降

　　【作者：《财经》记者 汪洋 蔡婷贻 】

　　世界上的事应该由大家一起来商量解决，不应该由一两个国家定了就算，所以中国主张要建设全球治理机制

　　——专访中国前驻美大使周文重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中国前驻美大使周文重，1月在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表示，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相互调试期，有些问题是由于不同意识形态引起的，这就要求双方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做到“和而不同”。这番评论发生的背景是，2010年中美在经贸、人民币汇率、南海问题等多个领域触发摩擦。

　　不久，随着国家主席胡锦涛于今年1月成功访美，中美行政部门开始着手推动两国的融合沟通，中美关系逐步回暖。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却由于债务危机，失业率高企，而增速缓慢，这又引发了中美实力消长论。值此，周文重再次接受《财经》专访表示，中国经济总量现在是世界第二，但从规模和质量来看，这个总量第二和总量第一的美国还有很大差距。即使中国GDP有朝一日超过了美国，中国也绝不想替代美国来当世界领袖。

　　财政困境不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财经》：今年8月，美国和债务违约擦肩而过，随后又遭遇了历史性的信用评级下调。这促使很多人重新评估其经济实力。在这一背景下，有评论将这场美债危机看做是美国实力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你如何看待这场债务危机？美国经济是否会因此受到长期拖累？

　　周文重：债务危机是美国社会发展到今天所产生的问题之一。政府入不敷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防务开支太大，又搞了太多社会福利和保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债务危机很难解决，两党都同意减支，但对减什么则有巨大分歧。

　　另一方面，对美国而言，只要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不变，它就永远可以用印钞的办法解决债务危机，可以不断提高债务上限，这和欧元区的债务问题是根本不同的。

　　美国的债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政治危机，是两党把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利益之上，展开激烈党争的结果。当然两党最终还是适可而止，达成妥协，并提高了债务上限。

　　明年总统大选在即，党争会越来越激烈，但两党也意识到在这一问题上彻底对立，只能增加公众对党派政治的厌恶，对双方的选情都没有好处，所以我认为两党最终还是会达成妥协，在各自支持的开支项目上都减一点。

　　开支下降，财政赤字自然就会减少。另一方面，金融危机打击了美国的消费力，美国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进口和消费可能随之减少；同时由于出口倍增计划，其出口可能慢慢上升，如果政策到位，美国的贸易赤字也可能减少。一旦双赤字降低，美国财政情况就能缓解了。因此，财政困境不是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而是有希望缓解的问题。

　　既然财政困境是可以缓解，就不能只凭这一点来断定美国是不是在衰落。

　　从近期看，美国经济实力呈现的是周期性变化，以后还会是这样。目前看，美国经济还是在增长，年均增长率能维持在2%左右。美国的创新能力也还在，虽然费劲点，但美国最终还是有可能通过创新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财经》：那么从长期历史进程的角度来看，美国是否进入了一个衰落期？

　　周文重：从更长的历史周期来讲，同它自己纵向比较，美国现在的世界地位和影响力与50年前比，确实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以前美国在世界上说一不二；现在已经做不到。之所以做不到， 那是因为整个世界形势在变，格局在变，时代在变，别的力量中心、别的国家强大了，世界变得多极化了，后起的国家要和美国平起平坐，坐下来一起商量国际事务。这导致了美国相对地位的下降和其他力量中心地位的上升。

　　美国经济现在的一大问题是产业空心化，金融危机过后，制造业虽然有所回流，但规模显然不够，新的经济增长点还没出现，无就业复苏因此成了眼前的困难。

　　能否找到破解无就业复苏困局的道路，是政府的责任。但我们需要看到，虽然债务危机从一个侧面表明美国政府很穷，力量有限，但美国企业仍然很富，这也是美国的力量所在。

　　中国毋争当世界领袖

　　《财经》：美国副总统拜登在接受我们专访时表示，中美两国由于不断扩大的贸易和投资关系而联系在一起，在许多领域，都可以展开合作，但是在另一些领域，中美之间存在着竞争。你怎样理解这里“竞争”的含义？中美未来的关系与世界近现代史上霸权国家和后起大国间的竞争性关系有何异同？

　　周文重：过去霸权国家和后期国家争的是势力范围，争的是世界霸权。

　　中国践行的是和平发展。国务委员戴秉国曾撰文表示，中国发展的五个特点是“和平性”、“自主性”、“科学性”、“合作性”和“共同性”。这五点把和平发展的内涵讲得很清楚， 即要想自己发展，必须让别人发展；要想自己安全， 必须让别人安全。这就提出了一个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发展观。

　　美国能否接受这一主张，学会和一个发展中的中国和平相处， 真正做到互利共赢，可能需要时间，但必须顺应这个变化。今年1月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期间，美国表示要和中国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能不能做到，对美国来讲是一个考验。

　　中美基于共同利益基础，可以展开合作的领域很多。至于拜登所谓中美之间存在“竞争”的含义，要看具体定义。

　　中美在经贸方面存在分歧矛盾是很正常的，因为双方都要考虑并尽可能地维护自身利益，当然就会产生摩擦和分歧。在这一领域，美国不仅和中国有分歧，和其盟国也有分歧。如果分歧无法经由双边协调解决，可以提交WTO，诉诸贸易仲裁，这是很正常的。而且竞争从经贸角度来讲应该是互利共赢的，是友好的，不应该是恶性的，不应该被政治化，或情绪化。

　　在其他方面，我觉得用竞争来描绘中美关系并不恰当。例如，在安全领域，美国要当世界领袖，维持霸权地位，我们当然反对。在这方面，试图防范中国的是美国，而和平发展要求中国采取防御性国防政策，这和美国不可能构成竞争关系。中国没有争当超级大国的野心。

　　美国有部分人难以摆脱冷战思维影响，继续用当年美苏争霸的眼光来看待今天的中国。这造成他们既想与中国合作又不能摆脱冷战式竞争的影响，把中国同时看成伙伴和敌人，这就给双方合作带来很多障碍。这种思维行不通，中美关系大势也并非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我认为，中国绝不想替代美国来当世界领袖，这既不可取， 中国也没有这个意愿。邓小平曾经说过，即使有一天我们强大了， 我们也绝不称霸， 绝不当头。这个思想是很深刻的。

　　中国这样的后起国家和以前的后起国家不一样。当今世界，和平因素超过战争因素， 现在不存在爆发世界大战的条件。中国作为当代的一个后起大国，如何走好和平发展的道路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没有和平环境，任何国家都发展不起来，20世纪的德国和日本就是最好的例子。

　　《财经》：如你所说，中国一再宣誓自己将选择和平发展的道路，无意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但美国国内仍有许多人对中国心存疑虑，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你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是什么？美国一再呼吁中国承担国际责任，是否意味着做好了接纳中国崛起的准备？

　　周文重：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于2006年11月8日举行的“中国论坛”上，克林顿时代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主任李侃如、小布什时代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主任格林表示，中美应努力处理好双边关系中的下列挑战：一是要解决好中国的崛起问题，美国应该把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大国来看待， 视其为平等伙伴，而不是一味对中国强大感到不舒服，而中国应该有大的战略思维，努力担当国际体系中“利益攸关方”的责任；二是中美要积极发展调处具体问题的机制和框架；三是应减少国内政治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四是妥善处理好和各自有关国家的关系。

　　上述看法，基本反映了美国两党主流对中国的定位。

　　美国现在同意有限度地改革国际体系，是希望中国多负点责任。现在国际政治现实是， 谁出钱，谁埋单，谁的发言权就大些，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更是按照股份大小来决定投票权。G20提升了中国在世界银行和IMF中的份额，是以中国向两机构提供更多的资金为条件的。

　　当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该在国际体系中，积极发挥作用，承担自己的义务。但我们应该量力而行，有多大力量办多大的事。

　　中国经济总量现在是世界第二，但从规模和质量来看，这个总量第二和总量第一的美国还有很大差距。把我们自己的成绩想的过大或说的过大都是不可取的。那些过度渲染中国GDP多少年后将超过美国的做法，更是容易让人产生中国要取代美国的误解。且不说中国还远远没有到这份上，就是有朝一日到了这个份上，也不能重蹈美国的覆辙，那是必败无疑的。

　　世界上的事应该由大家一起来商量解决，不应该由一两个国家说了算。所以中国主张要建设全球治理机制。■